引起眾怒的年度“爆款”,不過如此


今日作者 甜酸醬

今日編輯 車小爺


“這只不過是一部電影!”(It’s Only a Movie!)


這句話出自著名影評人寶琳·凱爾的一篇文章,旨在批判電影的學院化教育。她試圖以諷刺性的方式,削減“電影”的外延,使之逃離學院派論者冠冕堂皇的說辭。


然而,同樣是這樣的話語,同樣是削減外延的方式,也可以應用於完全不同的目的——譬如捍衛《列夫·朗道》這樣的作品。


引起眾怒的年度“爆款”,不過如此


還原前蘇聯的虛構世界、上萬名“演員”(或者說是“人物”)、無限貼近現實的生存狀態……這究竟是虛構的殘酷還是真實的殘酷?


是否要“真實”的殘酷才能還原真實?


這一切只不過是“一部電影”嗎?


引起眾怒的年度“爆款”,不過如此


藝術與道德之辯始終與藝術史同在,但每個時代的爭論焦點都各有不同。除了羅曼·波蘭斯基之外,《列夫·朗道》系列作品無疑會成為這一時期的辯論核心。


這部影片在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上映之後,便引發了軒然大波。大量報刊與媒體針對它的倫理問題展開了爭論。


在疫情期間,這部作品也提供了線上版本,觀眾們可以直接在DAU官網上收看已經公佈的《娜塔莎》與《退變》,據說其他的作品也會陸續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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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電影節時,《娜塔莎》的評分一度暴漲,影評人們的大量好評,也讓它的真貌變得尤為讓人期待。然而,隨著訪談與報道的增加,針對其倫理層面的批評也越來越多。但無論如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影迷還是沒能看到影片本身。


但是,在《娜塔莎》與《退變》上線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反響平平。對於許多觀眾來說,這完全不能算作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人們期待著許多東西,但他們似乎沒能得到滿足。


毋庸置疑的是,赫爾扎諾夫斯基也與我們一樣,有著極大的期待(抑或說是野心)。DAU項目打造的前蘇聯世界,有著令人驚歎的規模與還原度,而它不僅牽涉著局內人的工作,也牽涉著他們的生活。在審視這樣一部作品的時候,當然不能僅僅把它當作是“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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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們在這個前蘇聯世界中生活,用攝影機記錄他們的活動,建構了一種穿越時空的互文關係。這種凝視狀態與如今的“全監控”時代有所呼應,而在監控或許沒有這麼發達的過去,也洋溢著某種相似的監視感與壓抑感。


而DAU的線上展映,或許比影院展映更能強化這種互文感。每個人都在面對自己的黑鏡,每個人也都在監視“娜塔莎”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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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著她在食堂工作,看著她與法國科學家zuo ai,看著她遭到克格勃將軍弗拉基米爾的審訊,看著她與同事奧利亞之間的爭吵。我們像弗拉基米爾一樣審視著她,不同的是,我們的標尺是藝術,而克格勃的標準是政治。


僅僅推敲這部作品的體量與放映形式,就可以探索出無窮的可能性。然而,這部影片的視聽與敘事本身,似乎與它那宏大試驗的外殼並不匹配。


在這部影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相對規整的結構,角色們在反覆出現的空間內活動。餐廳場景中的橫移鏡頭與群戲調度,順利地釐清了人物之間的關係。影片通過前後景調度轉換畫面焦點的方式,也可以顯現攝影師的功力。提升敘事流暢度的近景別鏡頭與剪輯,也展現出了一定的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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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對這樣一部社會試驗的重要內容物時,我們期待的似乎是更多東西。它讓我們看到了流暢的的電影語言,但正因如此,它與高屋建瓴的概念相比,就顯得有些貧乏了。它沒有“古典”到戲仿前蘇聯時期的電影風格,也沒有“現代”到足以體現對實驗系統本身的自反性。


戴錦華曾在評價3D電影時,批判了其中後景淺焦手法的使用。這是一種在2D電影中通過景別平面的區分,呈現立體感的方式。但在3D電影中,這種立體感是渾然天成的,使用這種手法似乎意味著,人們仍在用2D的語言拍攝3D的電影。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DAU的視聽系統也有著同樣的問題。全民監控、電影生活與時代重構,無疑籲求著更為完整、更令人震撼的視聽系統。但是,無論是在觀看《娜塔莎》還是在觀看《退變》的時候,如果不反覆地回想赫爾扎諾夫斯基的試驗規模,我似乎體認不到更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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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格層面的元素相比,《娜塔莎》的動人之處更多地體現在敘事層面。影片對於蘇聯時代生活細節(甚至人際關係)的把握甚為考究,無論是同時擔任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娜塔莎,還是歡愉和痛苦、平靜與恐懼之間的迅速轉換,都精確地呈現了特定時期的病態。


在《娜塔莎》中,娜塔莎與奧爾加之間關於所謂“愛”的對話,或許是最具諷刺性的敘事段落之一。她們指責著彼此不懂得愛,她們使用蒼白的話語與姿態,在這個無愛的時代探討著愛的可能性。


引起眾怒的年度“爆款”,不過如此


從這一點來看,赫爾扎諾夫斯基對於蘇聯的熱情,似乎比他對電影的熱情強烈得多。在他十五歲的時候,蘇聯就已經不復存在了。然而,當他有一次來到與英國的時候,在一個入境管理處,官員要求他提供出生地,而他填寫的仍是“蘇聯”。如今,他如願成為了一個前蘇聯世界的主宰。


從他撲朔迷離的回應中,我們無從知曉,他究竟是通過何種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拍攝——當然,那絕不是一種常規化的拍攝方式。對於那些倫理層面的批判者來說,他以一種醜惡的方式呈現了醜惡——就像是斥巨資來拍攝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電影——我們很可能並不需要這樣的真實。


有趣的是,巴贊讚許新現實主義的邏輯,並不在於敲定某種“真實”的影像,而在於強化縱深調度的虛構影像,可以更豐富地呈現真實。當有人辯稱《娜塔莎》“不過是一部電影”的時候,他們強調的是架空性與虛構性,彷彿這種話語可以迴避這座宏大裝置的悖論。但這種迴避的前提,是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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