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有一件事隐瞒了父亲多年；同样，父亲也有一件事隐瞒了我多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应征入伍去当兵。我与兄长不同，兄长是父亲把他送到部队去的。我呢，是还在上着中学的时候，瞒着父母找到村里的民兵营长报的名，通过县武装部组织的体检，应征入伍的。
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父亲对我虽有埋怨，但基于我的坚持和已被应召的事实，父亲迫不得已答应了我去参军。
参军是件光荣的事。
我入伍的那天，亲朋好友都前来家里道贺，村里人也很兴奋，早早就站在自家门前，准备欢送我去部队。生产队队长、村支书记和公社干部先后发表完对我的嘱咐和期望后，鞭炮锣鼓声响起，我胸前佩戴大红花，泪流满面的母亲挽着我的手，在众人的簇拥下，步行走出了村里，然后登上运煤炭的小火车到公社参加公社举办的欢送会，完毕，再改乘汽车到达县城，前往县武装部报到。
到了县武装部，我们当晚便领到了军需品，有军衣服、军鞋和军帽，还有一套军用被子。第二天天还没亮，早早就被起床的哨声叫起，洗漱完毕，在武装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打好了背包，换上了衣帽，全身武装焕然一新后，在武装部大院列好了队准备开赴部队。但部队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兵种？要走多少天的车程？我们一概不知。
父亲单位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武装部，父亲和大姐从其中一辆车上走了下来，前来为我送行。见到他俩早已泪湿两行，父亲走到我跟前之前，已转身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过泪，然后才走过来，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去到部队自己多保重！”当时，我想，我毕竟还不满十七岁，父亲肯定是放心不下。
运送我们的是父亲单位的车队，父亲和大姐享受特殊的待遇，我们上车时，他俩也跟在我后面，走上汽车，又送了我一段路程。我坐在后排，父亲和大姐站在副驾位手扶着栏杆，我见到父亲还时不时的掏出手帕在擦眼泪，直到他们中途下了车与我挥手告别。
车队把我们送到了广州火车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武装部送兵干部把我们转交给了军代表。当晚，我们便乘坐运兵专列前往部队。
列车上，一同前往的战友们都在猜测，有战友说，按列车开往的方向，我们的部队应该是湖南；也有战友说，我们应该是北方部队；还有战友信心满满地说，不管去哪，我们部队应该就在大城市。总之，众说纷纭。其实，大家都在瞎猜，谁都没有准确的结果。
列车开了整整一天后到达湖南衡阳站，火车头从头部调换去了尾部，列车突然改变了行进的方向。
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了列车所经过的车站站牌，才真正知道，原来列车开往广西的方向，但具体去广西哪里？仍然是未知数。
列车进入广西境内后，每当驶进一个城市的车站，便陆续有一些战友被军代表点名收拾好行李下了车。每当列车到站，我也在翘首以盼，希望被军代表点到我的名字。
列车驶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也停留过一个又一个站点，一批又一批的战友被点名下了车，但直到列车到了南宁，我和一些战友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军代表念到。列车又继续从南宁往前开了约七、八个小时，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宁明站。
列车刚停稳，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听到了军代表宏亮的声音：“全体人员背起背包，拿齐行李下车！”
我背起了背包，手拎着一个行李箱，跟着大部队下了车，接着又上了早已等候在车站来迎接我们的汽车。不久后，汽车车队驶进了一个部队营区，我们在大礼堂前下了车，然后走进大礼堂的座位上坐下。见到整洁漂亮的营区，还有能容纳上千人气派的大礼堂，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心想，我们被分配到的部队还不错嘛！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第一个到达的部队营区，是我们的师部大院——边防三师。
大礼堂里并没让我们坐太久，接下来，又开始点名，被点到名字的跟着几个接兵干部再次上了汽车，我们还要继续前行。
汽车驶出师部大院，便很快就驶进了崇山峻岭的盘山公路上，一路崎岖，一路巅簸。加上我们连日来在列车上的劳顿，半路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战友，陆续出现了盗汗、呕吐等晕车的现象，接兵干部见状，中途不得不多次叫司机停车。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接兵干部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起了歌头要我们一起合唱，跟我们讲部队的故事等，但都无济于事。
当车队再到达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钟，一辆辆的汽车紧跟着驶进部队营区，在礼堂的门前停下，跟在师里不同，我们下了车并没有进入礼堂，而是在礼堂前列好队，等待部队首长的点名。当然，这个部队大院也就是后来我从外地学习回来后再回到这里工作的地方，我们所属部队的团部——边防八团。
当被点到名字后，我们背着背包，拎着行李，紧跟着接兵干部再出发。但这次，我们所乘坐的不再是客运汽车，而是要乘坐布满了伪装网的解放牌卡车，每辆卡车上除了有接兵干部外，还有几个手持冲锋枪，背着弹夹袋的老兵，他们坐在卡车的尾部，把我们一个个拉上车后，把守着门口。
开车前，接兵干部跟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求我们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在路上不许说话，不许用打火机或手电筒发出光亮等。说完要求后，荷枪实弹的老兵把卡车门口的伪装网拉下，我们又再一次的出发。
出发时已经是深夜，山路一片漆黑，我偶尔从被风吹开的伪装网缝隙里，依稀看到后面跟着一辆辆保持着一定车距的卡车，也跟我乘坐的这台车一样，并没有打开车灯，都是摸着黑夜在山路上行驶。又想起接兵干部不许说话，不许有灯光的要求，整部车的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前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正确判断。
我们部队所在营地龙州县下冻乡的那花地区，距越南仅咫尺之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是其中一个进攻的主战场。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中越两国边境上仍然处于对峙作战状态，双方越境侦察偷袭，中、小规模的冲突作战不断，直到1989年双方逐渐恢复边境贸易后，才真正结束了10年的中越战争。
我所在部队在边防前线，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和家人。到了部队之后，我每月都会给父亲写一至二封家书，家书基本上是报甜不报苦，报喜不报忧，只字不提“边防”、“前线”、“边境”、“执行任务”之类的敏感字眼，就是写信用的信笺，我都会选用地方格式的信纸，不用所标有如“守备法卡山部队”、“广西边防部队”、“前线指挥所”等字眼的部队信笺。信上还跟父亲说，我们部队就在南宁市旁边（当时龙州县归南宁地区管辖），军营里的生活条件不但便利，而且很丰富多彩。如果遇到要去执行任务时，就会告诉父亲，部队派我去参加学习、要进行军事比赛等，比较忙，这个月我可能就没时间给他写信之类的。总之，就是不让父亲知道我们部队在哪，我们在做什么？
父亲是一位12岁就投身于革命的老革命，每次给我写信，信中要么就是不断叮嘱我在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做五好战士、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不怕苦不怕累掌握过硬的军事本领、要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等；要么就传授我一些他早年在部队行军打仗时一些所谓的经验。比如，行军训练后不可以马上喝冷水和洗澡、洗澡时可以用自己的尿撒在脚腿上减轻疲劳、在丛林里可以用药皂或拿臭草往自己身上擦来防止蚊虫的叮咬等等。但父亲始终有一点，不会问我的部队在哪里？我具体在部队做什么？部队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对我的成长情况和个人安危，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直到1989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回到家里，父亲突然问我：“中越战争结束了吧？你们前线部队无战事了吧？”我先是一阵愕然，然后还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地问父亲：“阿爸，前线有战事吗？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我们部队不在前线，我不知道呀！”父亲显得一副得意的样子说：“你就用不着再隐瞒了，其实，你还没去部队，我就知道你要派送去广西边防前线了！”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突然又想起我入伍那天父亲送我时不断拿手帕擦眼泪的情景，我顿时哽咽！
我问父亲事情的原委，父亲并不愿跟我多说。后来，我才从在县统战部当部长的叔公那里得知当时的真实情况。
原来，当年，我父亲接到我的入伍通知书后，就和这位叔公一起去找了县武装部部长，打听到了我所要去的部队。当时，父亲还跟武装部部长说情，说我还不满17岁，担心我去到前线部队会吃不消，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替换个部队？武装部部长告诉父亲，我的档案资料已经被取走，没有办法再更换部队了。
得知最后的结果，父亲不断叮嘱叔公，这件事不能让我和家里的其他人知道，要叔公守口如瓶。据叔公说，父亲之所以不告诉我实情，那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叛逆期的年龄，容易冲动，加上我又是个倔犟性格的人，父亲担心我知道真相后，有可能还没到部队就成了逃兵。至于父亲后来的不说不问，那是出于我也有意在隐瞒他，父亲不想给我造成心理上的负担，想让我安心在边防服役，干脆就跟我来了个“将计就计”。
我去到部队后，父亲还专门托叔公想办法帮他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解放军报》，另一份是广州军区的《战士报》（当时只有机关单位才能订到）。这两份报纸父亲每期都会看得很认真，很仔细，想看看有没有关于我们前方的报道？
事实上，当年，父亲在《解放军报》和《战士报》有找到过两条关于我们部队的消息：一条是我们部队曾经击落越南侦察机的报道，包括还有外交部的严正交涉；另一条是刊登在《战士报》上我和一名宣传干事共同撰写的一篇新闻通讯，讲述我们部队一名侦察干部在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为救战友而牺牲的英雄事迹。当时父亲看到这篇通讯时，还专门拿着报纸去找过叔公。撰稿人的名字是不是就是我？基于部队难免有同名同姓的战友，父亲并没有做出确认，但我们前线部队又发生了战事，父亲倒是坚信不疑。
1989年，当父亲看到越南领导人访问南宁，商谈中越恢复边境贸易的新闻报道时，父亲做出了判断，中越战争要结束了。从此，父亲才开始松了一口气。
我得知真实情况后，内心里翻江倒海。原来我隐瞒着父亲的事情，父亲也一直隐瞒着我。我在前线部队的那几年，父亲并非不闻不问，而是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其中的日夜煎熬和所承受的压力，又有谁能理解，又有谁能体会得到？！
多少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仍然会潸然泪下。
都说是“父爱如山”，父亲的这座山承载着他对我深情厚爱的同时，也承载着我对他深深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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