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技術時代中的一款非標準商品

死亡,技術時代中的一款非標準商品

◎唐山

格麗塔·阿德勒是美國的一位85歲老人,她被送進醫院時,理由是“營養不良”和“生長停滯”。後者聽上去像黑色幽默,但沒辦法,現代醫學不承認“自然死亡”,人們過去說的“老死了”,如今得具體表述為心臟衰竭、腎衰竭之類。於是,瀕臨死亡就成了“生長停滯”。

在醫院,老人對醫生說:“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想象我的葬禮。”經過28天的“治療”後,老人被送到護理院,人人都知道結果是什麼——兩週後,她去世了。

在最後的這段時間中,阿德勒痛不欲生,但她無權放棄治療;醫生明知無效,卻必須遵守行業準則,表演一下什麼是全力以赴;阿德勒的兒子收到一張鉅額賬單,他有權決定是否繼續治療,但他不懂醫,不知怎麼判斷;美國政府也為此支出了一大筆公共開支……

在美國,一生醫療總費用的30%用於生命最後一年,其中40%用於最後一個月,寶貴的醫療資源就這麼被浪費掉。

大多數現代人會死在醫院中,很少有人意識到,“死亡”這個概念正由醫院塑造,併成為一種商品,每個人都將成為這款非標準商品的消費者。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人對日漸昂貴的“死亡”感到憤怒,相關討論至今還未取得共識。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該議題也會引起更多中國人的關注。美國人類學家莎倫·考夫曼的這本書《生死有時:美國醫院如何形塑死亡》,堪稱是一次“預熱”。

“拖時間”也成了醫學的責任之一

死亡是什麼?僅僅在兩代之前,死亡對大多數人意味著: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況下,死亡原因不明,只被描述為“他活到歲數了”“他福享盡了”。今天則不同,超50%的美國人死在醫院。根據傳說,在臨終前,他們會得到最好的搶救,以及最舒適的照料。

ICU(重症監護室)正成為新的生死之門,對患者家屬而言,明知無望,但只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會在道德上得到安慰,這意味著“我們盡力了”。在美國,ICU也是奢侈品,甚至可達2萬美元/天(包含藥費、急救費等),清晰地標出了“盡力”的價格。

奇妙的是,ICU確實可以維持患者的生命體徵——保證其血壓穩定和心臟跳動,至少在法律意義上說,患者沒“死”。

在法國,有一名叫朗貝爾的人,2008年因摩托車事故成為植物人,依靠ICU,他又整整“活”了11年。去年,他的家人終於同意“拔管子”,但12小時後,法院判定其家人的同意無效,於是,管子又被插了回去。直到今天,朗貝爾仍“活”在人間。

朗貝爾的“活”,意味著醫療資源的驚人浪費,也意味著剝奪了其他人活下去的機會。其實,朗貝爾絕非個案,世界各國都有一些類似的極端案例。這讓人們意識到:現代醫學刷新了“死亡”的定義,在它的干預下,“死亡”已可以被延緩。

醫學在高速發展,未來肯定會出現更多的辦法,那麼,今天導致死亡的原因,明天可能就不再成立。於是,“拖時間”也成了醫學的責任之一,人人都對“拖到技術足夠進步的那一天”有期待,而“死亡必然到來”這一事實,便被有組織地掩蓋了起來。

死亡是現代社會“房間裡的大象”

在醫院,幾乎所有醫生都諱言死亡,不願回答“還能活多久”之類的問題。因為除了一遍遍檢查,根據檢查結果“規範操作”,醫生已沒有太多發揮空間。所謂負責的醫生,就是推薦患者做更多檢查的醫生。而依據這套“標準流程”,“死亡”並不存在。

本書作者考夫曼跟蹤了20多個被送進醫院的老年患者,他們的結果都是死亡,可讓考夫曼吃驚的是,醫生、護士從沒談論過患者是否會死亡,考夫曼還參加了醫生的會診、小組會,也沒人討論過死亡。討論的一般結果是:再做更多的檢查。

不只是醫生不提死亡,現代人平時也不討論死亡,於是,死亡成了“房間裡的大象”。在醫院、急救中心、火葬場、葬禮服務中心的聯手遮蔽下,死亡成了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得知親友死亡時,人們的震驚往往比悲傷更多。

絕大多數人是在無知狀態下走向死亡的,他們想不到,最後階段竟會這麼痛苦。就像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阿德勒那樣,只能靠嗎啡來維持,任何人碰她一下,都會讓她痛得大聲尖叫。她無法配合治療,甚至無法翻身。

死亡是現代社會中“皇帝的新裝”,只有患者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患者的意見常被忽略。結果是,現代醫療設備越來越好,服務越來越體貼,可從結果看,它既沒挽救患者生命,也沒減少患者痛苦,只是消耗了更多的金錢。

屏蔽死亡,已成為制度與文化

從上世紀60年代起,姑息治療、臨終關懷等逐漸興起,在今天,美國所有大醫院都可提供類似服務,這被稱為“有尊嚴的死亡”,但影響有限。因為屏蔽“死亡”(包括“有尊嚴的死亡”)的,是現代醫療制度與現代醫療文化。

大多數醫生從學醫第一天起,便被灌輸:此生的最大義務是“拯救生命”。這已成為他們的下意識。從統計看,除非患者及家屬提前聲明,當患者瀕臨死亡時,大多數醫生會強行實施心肺復甦術——這可能導致患者骨折,且電擊也很痛苦。如果無效,接下來的將是氣管切開術,大概20%的患者可能得救,代價是每呼吸一口氣,都猶如刀割。

讓人懷疑:這些搶救究竟是為了挽救生命呢,還是為了醫生個人的職業榮譽?

考夫曼發現,當醫生認為患者無法挺過手術併發症時,他們根本不會把患者送上手術檯,以維持“手術零失敗”的榮譽。同樣,患者被送入ICU一段時間後,又會以醫療資源緊張為名,將他們送回普通病房。所以,急救永遠是成功的,可惜患者自己沒挺過去。

無法手術,乃至被送出ICU,患者往往不知道背後的原因,以為治療在繼續。其實,醫生正在等待患者的死亡,除了給予安慰性藥物,什麼治療也沒有。

在醫院中,許多年邁的患者哀求得到止痛藥,但醫生擔心掩蓋病情,影響“拯救生命”,往往無視,但護士們會偷偷給他們打止痛針。可在現代醫學制度設計中,護士是最底層。每當要節省公共醫療開支時,就意味著大量護士失業。

醫生也無可奈何

不應責難醫生,他們可選擇的空間太小,已被改造成反理性、反人性的“死亡問題”中的一環。現代人一想到醫院,就認為醫生應懂得所有相關知識。可醫學有太多未知領域,醫生並不瞭解一切。

任何一種產品,只有“可預期”,才能成為商品,而死亡是不可預期的。患者自己、患者家人,乃至醫生,都只能依靠經驗下判斷,必然舛錯極多。

然而,法律卻自欺欺人地認為:死亡可以預期。在此基礎上,試圖創造一個可掌控的機制:1990年,美國通過了《患者自決法案》,按此法案,醫生必須告知患者有選擇治療方法的權利。

於是,醫生必須準備兩套以上的方案,供患者或患者家屬選擇。可後者並非專業人士,他們不知道急救的痛苦,不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據考夫曼觀察,只需很少暗示,就能讓家屬接受醫生想要的選擇。

《患者自決法案》加大了醫生的風險,當患者家屬不願接受結果時,就會指責醫生“誤導”,為規避這一風險,醫生在提出選項時,常給出成功幾率,不過,很多是隨口編造的。

在法律壓力下,醫生在治療中更願採取標準的方案,任何跳出常規的做法,都要徵得不懂醫的家屬同意。其結果是,很多患者就這樣按標準流程而“死亡”了。

除了資本,人人都是輸家

“死生有命”,這是古人經常發出的感慨,但在現代社會中,科技給人們以“掌控一切”的幻覺,導致死亡也被打上“遺憾”“失誤”“可惜”等標籤。

不論怎麼掩蓋,人總是要死的。在無用的表演中,醫生、患者、患者家屬、公眾利益其實都輸了,唯一的贏家是資本。

資本轉化成越來越昂貴的藥品、醫院和醫療設備,它們不斷製造出“延長壽命”“救命必備”等幻象,鼓勵人們從做X光透視,到做CT,再到CT+核磁共振,再到每年做2次CT+核磁共振……隨著消費增加,資本得到了足夠的回饋。連充滿不確定性的死亡,也被資本改造成為自利的工具。

這種自我回饋的閉環掌控了所有人——醫生、護士、患者、患者家屬,他們被分別定義為消費者、維護者、原材料……醫療的本來目的是讓人舒適,如今卻被異化成對抗死亡。

“我們對於人類生命自然狀態的理解,包括我們對疾病、衰老以及死亡的反應方式一直在被改造著。”本書作者考夫曼相信,通過爭論與反思,社會將覺醒,從而主動對抗“改造”。可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情況究竟改變了多少?在與資本的博弈中,社會常常是失敗的一方。

《生死有時:美國醫院如何形塑死亡》描述的是美國醫療體系的弊端,但也折射出現代醫療制度、觀念、文化、法律環境的種種弊端。隨著中國社會不斷進步,“死亡問題”也會逐漸浮現出來。究竟是去接受更痛苦、更昂貴的死亡,還是讓死亡迴歸自然,避免它被資本過度徵用?這就要通過別人的經驗去學習,則本書堪稱必讀書。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