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成都下雪了，在初春時節，在臨近的又一個開學季。受疫情影響，全國各地多延遲復工、延期開學，百廢待興猶如初春乍寒的雪。疫情管控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期，B類人群逐步發病和收治，但在其確診前接觸過的已經被感染的2代B類和C類人群難記其數，料就在當下中下旬進入密集凸現期。2020年是中國人民銘記一生的年份，新春佳節本該走親訪友舉國歡慶的日子，變成了全國人民蝸居家裡就是為國貢獻的時節。
常言道：不要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網上有段子說2003年“非典”是對當時國家建設脊樑中年人的磨難，那麼2019年的武漢新冠病毒肺炎則是對他們又一次的追殺。時至今日，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各領域取得了空前發展和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看起來指日可待。但就是這麼一場16年後的又一次傳染疾病，再次給了我們迎頭一棒，陷國民於危難。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當年非典自2002年11月廣東佛山首例發生至2003年7月5日臺灣地區最後一個宣佈解除警報，全球非典累計確診病人為8422人，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累積病人集中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地，加上華人比較集中的新加坡，合計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華人非典確診病人，共佔全球非典確診病例的96％以上；其餘地區，合計不足400例。而全球非典累積死亡人數為813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新加坡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華人死亡病例，也佔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這次疫情中幾乎全部的感染者共同圍繞一個特定的人類種群：擁有最獨一無二的“O—M175”基因群的漢民族。以史為鑑，非典時期近8個月時間全球累積逾8000人感染。而去年12月8日武漢出現的首例新冠病毒肺炎至今2個多月，確診人數就超66000人，死亡人數超1500人。感染人數超越數倍，欣慰的是目前死亡率大幅降低。在目前還未出現臨床上市的特效藥之前，伴隨時間的推移，未知的最終感染人數和被感染風險，依然是國人當下的心患。一季度乃至二季度，國內宏觀經濟料將遭受重創並可能延續。
動物還是此次疫情的中間宿主？還是傳聞中的西方反華勢力的生物武器攻擊？仰或是亞洲第一個生物安全最高級別的武漢P4實驗室中的意外洩露？目前我們不得而知。
201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在媒體表示：有組織在俄收集人體生物樣本，有研發針對俄羅斯人的基因武器嫌疑，並公開質問為何要這麼幹？據報道，俄羅斯政府掌握的情報顯示，美國空軍教育訓練司令部 7 月曾發佈招募信息，特別指明需要獲取俄羅斯人的核糖核酸和滑膜液樣本，並稱全部樣本必須“來自俄羅斯境內的白種人”。這令部分俄羅斯官員和人民對樣本可能會被用於製造基因武器表示警覺和擔憂。並擬出臺法案嚴格監督外國公司在俄從事這種活動並將數據傳到國外。
無獨有偶，2016年2月中旬，美國情報部門的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就將“基因編輯”列入了“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清單。
2003年10月，一場抗擊肆虐一時的非典的戰役暫停之後，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童增撰寫了一本名為《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的書。在書中，他向全體中國人發出這樣一個警示：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文中記錄了其在1998年，參加過一個“中國西部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採集老人的血樣，從事基因研究。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框架裡，計劃為21世紀打基因戰做積極準備，確定將大量收集華人的遺傳基因DNA，然後進行中國人種的基因研究，研製基因武器。從1992年開始，他們通過民間渠道在中國20多個省市，採集了中國人大量的血樣，提取中國人DNA。同樣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不少日資企業裡，日方老闆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體檢，進行抽血。但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就在工廠裡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後對其用途和是否得了什麼疾病也不予以告知？其真實目的和用途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答案。
歷史推移到更遠的肯尼迪時代，解禁的檔案顯示：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美國人便已經具備了發動簡單“生物戰”的能力和思維。“通過生物手段，在該國製造糧食危機，可以將其掩飾為自然災害。因此，不能採用化學手段，除非能不被人發現”。並在歷史資料中這種直接攻擊對象，早有跡可循。
1946年-1948年，美國軍方在杜魯門的授意下，對500多危地馬拉人，進行了梅毒活體實驗。
1976年，剛果（金）北邊城，一場疑似瘧疾的惡性傳染病在三天內肆虐了整座城鎮。高燒、頭暈、嘔吐、口鼻出血...在極度痛苦的綜合病症下，患者大部分都會在2-3天內走向死亡。這種被當地人稱為“血魔”的病毒，傳染力達到了4級（艾滋、非典僅為3級）的強感染病毒，有一個舉世聞名的名字：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在世衛組織的全力撲滅下，疫情區域的一切可能病毒源都被進行了“滅活處理”，而為了進行後續病毒研究，唯一保留的病毒樣本，被送到了英國波頓丘陵p4生物實驗室。但是在沉寂了整整38年之後，2014年，早已銷聲匿跡多年的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竟然從當年中非的剛果（金），憑空轉移到了3500公里以外的西非！不過，更值得玩味的還是2014年在埃博拉病毒大規模爆發時，主動請纓前往救援疫區的美國，往疫區派出的不是專業的醫護人員，而是3000名軍人！一名參加過當初“救援疫區”的生化戰士，在CNN專訪中的不慎漏嘴，暴露了一切：參與救援前，我們被告知白人不會被感染，進入疫區後，我們被命令協助實驗室行動。美軍當年9月16日進入疫區，長達一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消息傳出，他們又在幹啥？幹嘛？收穫實驗成果罷了！負責起草美國《1989年生物武器反恐法案》的弗朗西斯·博伊爾博士明確表示：埃博拉是從美國實驗室出來的。
網絡上的箇中資訊是否完全真實可信，我們無從肯定。但是美國作為當今世界頭號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其霸權主義和美國優先的排它主義昭然若揭、毋庸置疑。其針對可能影響美國家利益的域外國家、團體或個人，有著類似本能的遏制或攻擊的潛意識；然而我們中國人沒有。中華民族上下5000年的歷史和儒家文化的薰陶和傳承，其仁、禮、中庸的思想精髓，無不宣揚一種仁厚寬容、求同存異、有容乃大的文化價值觀；我們也正努力將一個“和”而“不霸”的中國呈現給世界。我們得到了廣大平級和弱小國家的擁護和尊重，但同時我們也一直受到一些發達國家的質疑、猜忌，包括對立和打擊。尤其以美國為首的少部分反華急先鋒，從經濟上、政治上包括軍事上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顯示，2009年和2010年席捲全球的甲型流感HIN1導致6080萬美國人患病，274,304人住院，死亡12469人。2017-2018年一種新的H3N2病毒在美國氾濫，大越61000人喪生。而今2019年季節性流感再度侵襲美國捲土重來，據美媒報道，截止2月2日至少有1900萬人感染流感，18萬人住院，約有10000萬死亡；患者有一半以上是兒童和通常較為健康的不滿25歲的年輕人。感染和死亡人數更多的美國流感的過去和現狀，我們很少聽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有過任何撤僑或惡毒的言論攻擊、借題發揮。
但是今天中國武漢新冠病毒肺炎在美國主流媒體人眼中中國卻又成了“亞洲病夫”。意識形態使然，美國主流媒體的很多編輯和評審針對反華形態的言論攻擊或歪曲事實，往往默許。而中國不會，尤其國內主流媒體上，很難看到針對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各種攻擊、嘲諷和侮辱。我們常見的是美國在新疆的恐怖主義下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在藏獨問題上使絆子，把臺灣問題當籌碼，支持亂港勢力，打壓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實體，搞匯率操縱國問題、貿易戰問題，包括多年前的朝鮮戰爭等等無意不是針對中國的軟硬兼施和層層遏制。而我們更多隻是事發過後的被動譴責、反對、抗議或防守；這是我們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永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美德，還是民族的“軟肋”或“缺陷”？
綜上所言，與楊振寧博士何干？當然，毫無干係。但就是疫期中的1月17日，其以一票之差的優勢險勝中科院；終結了一場長時間來與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該不該建設中國“超級對撞機”的辯論。
大型粒子對撞機（CEPC）是粒子物理科學家為了探索新的粒子，和微觀量化粒子的“新物理”機制設備，是一種將質子加速對撞的高能物理設備。簡單來說，大型對撞機有望揭開宇宙起源的奧秘在內五大謎團。一、牛頓未完成的工作——什麼是質量？二、一個看不見的問題——96%的宇宙由什麼構成？三、大自然的偏好——為什麼找不到反物質？四、“大爆炸”的秘密——物質在宇宙誕生後的第一秒呈什麼狀態？五、隱藏的世界——空間的額外維度真的存在嗎？
看起來非常高大上，也滿足人們對宇宙和自我起源的探索和認知，有利於讓中國在高能物理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和成就。但是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卻有完全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建造大型的粒子對撞機會耗費太多，圍繞北京五環近100公里的長度，建設費用保守估計都需要花費1400多億人民幣，還不包括後續的設備升級維護等費用；這些錢用來投入其它科學領域，或許會得到更大的成就。而且對於利用粒子對撞機尋找超對稱粒子方面的理論也不成熟，70年來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對人類生活至少在未來三十、五十年內還不一定能有所好處。此外，由於中國高能物理學家較少，建造的大型粒子對撞機恐將由90%以上的外國人主導，從而最終可能為它國科學家做嫁衣。
放在當下疫情影響的今天，真的佩服楊振寧先生的理性、務實和愛國情懷（說愛國是因為他一把年紀，本可以與世無爭，不去動很多人的奶酪，但是他動了並堅持了，我想這隻能解釋為為了國家利益著想，別無其它）。我們真的需要把這些錢用在基礎生命科學、生物科學、生化技術上。暫時放一放那些好高騖遠、理論大於實際的東西。一票之差，感慨萬千！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楊振寧先生的勝利，還是部分中科院院士的失敗？堂堂一國中科院院士如此，其它領域又如何？這是否又是一次民族的“軟肋”或“缺陷”？
最後，回到疫情本身，無論是國人殘忍捕殺食用野生動物的自食其果；還是那些目前無以印證的外國生化武器的攻擊可能；那些都不重要，時間自然會給人們答案；並且下一次傳染性或更強的病毒，在未來的3年、5年、或下一個16年或更長的時間裡料將再次捲土重來。我想當下最重要就是，希望我們的醫學科技人才早日研製出對症良藥，以解國家和民族於危難。而面對世界科技的發展變遷，大國之間的核威懾和核平衡，恐早已改變。新時代已經出現或者說未來必將出現的生物武器和攻擊，料將成為下一個時代的更新更恐怖的存在。如果說其他國家擁有了這種“新威懾”的能力，而我們沒有，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去“平衡”？
特此紀念2020年為武漢新冠病毒肺炎“吹哨”的-李文亮醫生及其專業素養和明銳度；銘刻《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的作者-童增先生及其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和憂患意識，並且在可見的將來或許真正成為為中國新時代“國防吹哨”的第一人；以及繼愛因斯坦、霍金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及其當下年邁時的愛國情懷。我想這應該是楊振寧先生年邁之際為中國做出的最好的貢獻。
朋友們，你們說這次疫情反轉的“死叉”大概什麼時候到來？未來中國還會發生這類致命的強傳染的病毒危機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