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地說，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
近些年來，文化因素在人類進步中發揮的作用，受到了全球性的關注。
本書從文化與經濟發展、文化與政治發展、文化與性別、文化與少數族裔、亞洲的危機和促進文化變革等多個維度入手探討了文化問題。作者探討了何種文化在何種程度上促進抑或阻礙了經濟發展？文化與政治、文化與民主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文化是否有優劣之分，應該承認一種文化比另一種好，還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數族裔問題上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響了全球經濟運作模式？對於文化變革，我們應如何面對，持何種態度，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新版）》
【美】塞繆爾·亨廷頓 著
Ｉ Ｓ Ｂ 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６－３９５８－０
新華出版社 ２０１８．０６
定價：６８．００元
文化／價值觀
塞繆爾﹒亨廷頓：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我碰巧瀏覽了加納和韓國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的經濟統計數據，驚訝地發現兩國當時的經濟水平何其相似：它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致相等。在經濟構成方面，初級產品、製造業和服務業所佔的比例彼此相近；絕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級產品，韓國當時僅生產為數不多的若干工業製成品。它們接受的經濟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３０年後，韓國成了一個工業巨人，經濟名列世界第１４位，擁有一些跨國公司，大量出口汽車、電子設備及其他高級製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臘的水平。此外，它在鞏固民主體制方面也取得長足進展。加納卻沒有發生這樣的變化，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韓國的１／１４。發展快慢相差如此懸殊，能作何解釋呢？ 無疑，這當中有多種因素，然而在我看來，文化應是一重要原因。韓國人珍視節儉、投資、勤奮、教育、組織和紀律。加納人的價值觀則有所不同。簡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學者在９０年代初也得出同樣的結論。這反映出一個重大的事態發展，即社會科學界重新對文化大感興趣。早先，在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曾有不少學者重視文化因素，從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種社會，分析它們之間的差別，解釋它們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當時有關的學者包括米德、本尼迪克特、麥克萊蘭、班菲爾德、英克爾斯、阿爾蒙德、維爾巴、派伊和利普塞特等人。這批學者著述甚豐。然而，在其後的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學界對文化的研究一度顯著減少。
到了８０年代，對文化這一變量的興趣開始回升。此時，最引人注目和最有爭議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哈里森——一位前美國國際開發署官員———撰寫的《不發達是一種心態：拉丁美洲案例》，１９８５年由哈佛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出版。此書以彼此對應的個案研究表明，在多數拉美國家，文化成為發展的一大障礙。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經濟學界、歐美拉美問題專家和拉美知識分子的一場抗議風暴。可是，幾年之後，這幾個方面的人士大都開始看到他的論斷有道理。
這時，社會科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釋各國的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軍事戰略、種族和民族群體的行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對抗。為本書撰文的學者當中，多數人都在這一文化復興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應之一是出現了貶低文化作用的反動向，它象徵性地和明顯地表現在«經濟學家»週刊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刊載的一篇文章裡，這篇文章以高度懷疑的態度評論了福山、哈里森、卡普蘭、普塞特、普特蘭、索厄爾以及鄙人的近著。就這樣，在學術界展開了一場論戰，一方認為文化是影響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則堅持一些普遍適用的解釋。例如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物質上的自我利益是決定因素，有些政治學家主張“理性選擇”論，有些國際關係學者主張新現實主義。讀者會發現本書中也包含若干此類觀點，因為本書有意要收納與書名主旨不同的意見。
關於文化在人世間的地位，最明智的說法或許就是莫伊尼漢的兩句話：“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為了探討莫伊尼漢所說的這兩條真理的正確，哈佛國際與地區問題學會在哈里森的主持下，組織了這一研究課題，本書即是主要的但並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問題是：文化因素對經濟和政治發展能影響到何種程度？ 如果確有影響，又該如何消除或改變文化對於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障礙，以促進社會進步？
作者簡介：
［美］塞繆爾·亨廷頓（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哈佛大學博士、教授，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政治學會前會長。主要著作有《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第三波：２０世紀末民主化浪潮》 《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