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滕晗
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是指在受到各類傷害後一段時間出現的精神障礙的一種精神心理疾病，即因某一次嚴重的精神創傷性事件致使患者出現異常強烈的精神應激後，創傷的經歷反覆闖入意識或夢境中，致使患者的心理、社會功能嚴重受損，患者多處於高度的焦慮狀態及迴避任何能引起此創傷性記憶的場景。
戰疫人物誌：郭勇
從寒冬到初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經存在近三個月。十七年前，同樣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病非典型肺炎（“非典”）也曾肆虐。
兩起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在威脅人的生理健康甚至奪去其生命的同時，疫情“親歷者”、“倖存者”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與醫護人員努力將病患拉回“安全地帶”相似，心理學工作者也在幫助突如其來“打擊”下的不同群體建立起無形的心靈“護城河”。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第76期新冠肺炎疫情報告稱，中國疫情已經由“遏制階段”進入到“緩疫階段”。
“在‘緩疫階段’時期，大的風暴暫時過去，更要關注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近日，曾在“非典”期間為一線醫護人員進行心理救援、17年後再次參加“戰疫”的心理學專家郭勇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專訪時說到。
郭勇是原海軍總醫院心理學專業創始人、心理諮詢與治療專業學科帶頭人、醫學心理科主任，從事臨床心理諮詢與治療已三十餘年，曾多次帶隊參加國家、軍隊、地方重大事件的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包括抗擊“非典”、汶川地震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郭勇參與編寫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眾心理自助與疏導指南》，並對志願者、諮詢師、公安系統、公眾等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對一線諮詢師進行指導、督導，線上直接向湖北地區公眾提供心理幫助。
郭勇參與編寫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眾心理自助與疏導指南》
這已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郭勇第二次接受封面新聞的採訪，此前2月初的採訪中，他特別提及關注抗疫前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如今國內疫情進入“緩疫階段”，他強調關懷疫情帶來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以下為封面新聞記者對郭勇的訪談記錄：
封面新聞：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間有什麼關係？
郭勇：其實在我們的傳統思想中，也曾揭示生理和心理的相互聯繫，比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笑一笑”顯然是情緒，屬於心理部分，“十年少”是生理部分。兩者關係實際上有一些已經從科學上得到證實，比如性格上來說，爭強好勝、不服輸的人容易出現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想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要反過來，比如心理上保持平和，善於調整情緒，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理的某些疾病。
封面新聞：在疾病的治療中介入心理干預有什麼重要影響？
郭勇：有的人剛被確診疾病時由於情緒低落，會產生排斥行為，可能不配合治療，這時需要允許他宣洩情緒，我們提供陪伴和傾聽，通過這些給他安全感，然後共情，再去獲得支持，一步步往下走，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有發現，當患者能調整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時，對治療效果也就產生正向影響。
注：2003年，郭勇和團隊曾在發表的針對“非典”病人的研究論文《SARS病人心理狀態與應對方式調查及心理干預》中指出，發病初期79.17%的病人恐懼心理嚴重，而通過有計劃的心理干預和行為指導,病人恐懼心理明顯下降，不同的應對方式直接影響病人心理狀況，積極的面對和戰勝疾病的信心與有效的心理干預可以緩解病人情緒障礙，對促進康復具有重要的意義。
封面新聞：從“非典”、“新冠”來看，確診患者的心理表現是怎樣的？
郭勇：患者的心理變化大致有4個階段。第1個階段為“否認期”，一旦確診了之後，很難馬上相信，可能總在問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弄錯了，會有這樣的一些否認。接下來一旦認可了這個事之後，有些人就會進入第2個階段——非常強烈的反應期，這時會產生“我完蛋了、治不好了”等非常大的反應。接著是第3階段——踟躕時期，他一方面希望能得到很好的救治，但是同時也在懷疑，實際上可能也治不好。第4個階段就是恢復期了，有兩種走向，一種是因為疾病產生的負性東西太多，可能會使他走向消沉，有些人甚至採取更為極端的行為，包括自殺來解決，當然另一種走向是也可能有些人通過這個事獲得成長，積極應對，更加熱愛生活，克服一些不好的習慣，比如說他更加講衛生、愛洗手。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郭勇以《壓力管理—面對疫情舉重若輕》為主題，做培輔導培訓。
封面新聞：之前您提到要關注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那麼請問疫情期間他們的心理狀況有什麼變化？
郭勇：一線醫護人員和普通人一樣，面對未知的疫情，也會恐懼，並且也會隨著疫情階段的變化有不同表現，剛開始可能會震驚，情緒表現上是高度緊張，後來隨著可以有效救治一些人，並且時間本身也是解決恐懼的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會產生適應，起初比較強烈的情緒反應也可以大致恢復到比較正常的狀態，當然比平常工作時可能還是要高一些，但是已經從頂峰上明顯降下來，這是規律。
封面新聞：普通公眾需要注意哪些心理變化？
郭勇：對於普通公眾來說，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來臨時，都會有恐懼、恐慌、擔心等情緒反應，這些反應來自於我們對這個事情的認知，一部分是認知錯誤，一部分是未知造成的，那麼就會影響行為，比如有的人害怕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甚至出門倒垃圾的次數都在減少。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需要注意把握“度”，適度的話其實是保護自己，但過度就會傷害自己和他人，我們強調的不是不該有反應，而是這個反應其實應該有度。
封面新聞：上述群體面對“非典”和“新冠”的心理反應有沒有什麼不同？
郭勇：總體來看，“非典”和“新冠”有一致的內容，尤其在最基本的心理現象上，都有基本的規律，都是對傳染病的一些認識和應對，大部分心理現象和心理問題都是可以看到、理解、解釋的，可以說是人類的“共性反應”。
一名康復隔離人員與工作人員告別。（新華社發）
封面新聞：針對“非典”和“新冠”的心理干預手段，有哪些相似的部分？
郭勇：心理學是一門科學，面對“非典”、“新冠”或者其他突發性事件，有一些理論、方法、技術可以應用，叫做心理危機干預。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參與救援的人，都是我們干預的對象。心理專業人員首先要對這些人群做評估，哪些人出現了問題？這些問題是什麼？哪些人反應症狀比較嚴重？嚴重到什麼程度？然後需要商定出目標方案，提供有效的心理幫助，比如陪伴、共情、支持，或者情緒穩定化的技術，我們會按照既定的流程和技術方法去做。
封面新聞：目前，國內疫情進入“緩疫階段”，心理救援上有沒有一些側重點的調整？
郭勇：大的風暴過去之後，還會出現另外一些問題，比較常見的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即這個事件過去一段時間後，比如三個月、半年後，又會出現一些在“風暴”當時沒有顯現的症狀，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心理）問題。
注：2005年，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精神衛生科主治醫師孫燕等人發表在《中國健康教育》期刊上的論文《“非典”患者創傷後應激障礙追蹤研究》顯示，追蹤調查114名“非典”患者在事件結束後的PTSD症狀發現，3個月後，患者中PTSD的患病率為30.8%。
封面新聞：哪些群體容易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有什麼表現？
郭勇：任何疫情的親歷者和相關者都有可能產生這種創傷後應激障礙。比如醫護人員，他可能當時遇到一些患者沒有被搶救過來的情況，非常痛苦，一段時間後，可能腦海裡總是浮現出病人當時的情形，這樣的畫面會讓他非常不舒服，所以就想拼命去掉，但是越想抹掉那些景象就越會出現，這時會非常痛苦，心理學上叫病理性閃回。這些在當年的“非典”、包括汶川地震後都有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也會表現在軀體上，比較常見的是睡不好覺、吃不好飯，可能還會影響心血管或植物神經系統，像出汗等，但最主要的還是情緒上的體驗，讓人非常不舒服。
封面新聞：“創傷後應激障礙”一般會持續多久？
郭勇：有較大的個體差異，如果他有很好的意識，去尋求幫助、主動調整，持續時間可能比較短。但是如果沒有求助意識，自身的心理能力又不足以幫他擺脫這些問題，可能會長期存在（應激障礙），比如當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一個突發事件，有的倖存者可能到現在都能說清楚，這個事對他造成了什麼影響，持續到現在。
封面新聞：疫情後，針對治癒患者的心理健康，還有沒有特別需要關注的？
郭勇：要特別注意治癒患者疫情後出現“病恥感”，即因為得了這個病，覺得是一種羞辱。然後治癒患者可能會對患病這個事實進行“歸因”，有時就會歸錯，一般人會歸因為自己命不好，“非典”時就有人這樣，這叫內歸因，會產生自責、自我否定，進而可能引起抑鬱，還有一種是外歸因，就會產生憤怒、仇恨和攻擊。
4 心理救援十七年：思想向專業進化
封面新聞：從“非典”到“新冠”的十七年，針對這種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我們的心理救援工作有哪些進步？
郭勇：進步還是很明顯的，第一是更多地意識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多專業團隊介入，當時可能也有一些人做了（心理救援），但是他是樸素的思想，可能並不專業；第二是量上的增加，這次的心理救援力量非常強大，而且社會力量的作用明顯在增強，“非典”時期的心理援助熱線、志願者，沒有現在這麼多，而這次，大量志願者、心理行業協會都迅速推出了心理救援方案，並直接開展救援工作，比如我們在北京也有專門的志願者，通過電話、音頻、視頻向全國的患者及家屬、救援的醫務人員、社區人員、警察等，直接給予心理幫助，當然這也得益於技術的進步；第三個是理念上的進步，“非典”當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一些問題是心理問題，或者說知道了不好意思去傾述，怕別人說些什麼，現在這個情況很大程度上已經變了，認為我們應該得到心理幫助，還有一大部分人主動去求助。值得一提，當年“非典”時期其實也做了很多針對公眾心理自我調整的宣傳手冊，但現在可以做成電子版手冊，更容易傳播，它的影響力就比較大。
封面新聞：目前，不少心理學專家提出建立“國家應急心理服務體系”，您怎麼看？
郭勇：比較理想的狀態，是有一個部門，掌握著全面的心理學資源，那麼當哪個地方出現問題時，首先能夠得到這個信息，然後可以調動救援力量，快速地到達現場，有效地開展相關工作。像這樣從體制到隊伍、到具體的工作流程上，其實有很多有待於發展的。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心理救援）體系並不清晰，人員歸屬不同的單位，對突發事件的臨時調動可能不是很迅速，所以說從國家部門層面需要有專家團隊、志願者團隊，需要有相關預案，然後有效落實到救援行動中。像這次武漢封城，可能一些救援團隊就進不去。但其實全國對心理救援的需求量很大，比如這次死亡人數有3000多，一般說1個人死亡會影響20個人，那麼就是至少6萬人（需要心理援助），假如我們給每個人只做一次諮詢，這個量顯然湖北當地的（心理救援）力量是達不到的，現在雖然說舉全國之力落實（心理救援），但是如何組織和落實，其實不是特別明確清晰，當然也有一些專業的心理救援團隊進入湖北，但是在滿足量和需求及系統性工作上，其實還有進步的空間。
參考文獻：
1.刁利華;李玉玲;尹秋;郭勇. SARS病人心理狀態與應對方式調查及心理干預.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第四屆學術大會論文彙編》,2003年.
2.孫燕;徐勇;張克讓;楊紅. “非典”患者創傷後應激障礙追蹤研究. 《中國健康教育》,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