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這樣保存行李，應該不是難事
近日，一位回國的留學生稱，上海某酒店在他“確診住院期間”擅自處理他的個人物品（包含：護照簽證，研究生入學證件和專業資料等）。據悉，該留學生3月23日出現發燒症狀，去醫院篩查前，只隨身拿手機，行李讓酒店保管。然而，4月3日，在他身體好轉後聯繫酒店取行李時，卻被告知行李已被銷燬。
事實上，就當事留學生來講，在其“控訴”的內容中，主要強調自己的“個人證件”和“專業資料”的重要性。但是，酒店方面，卻因賠償的無法估值，選擇不進行賠償。所以，這位留學生無奈之下，選擇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控訴和維權”。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不僅反映出“特殊時期”，一些機構的服務性認知較差，同時也反映出，在面對“確診患者”的問題上，很大程度上，帶有某種“瘟神偏見”。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從“行李被銷燬”的措辭上，就說明酒店方面認為行李是危險的。
當然，作為“確診患者”的行李，確實要謹慎處理，比如，要進行特別的消毒，然後在進行保管，這些行為在一定意義上是可理解的。但是，對於先入為主的篤定認知，覺得“確診患者”的行李也是傳染源，就簡單粗暴的進行銷燬，著實有些不妥。
並且，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未告知當事人。說實話，如果事先進行告知，“個人證件”和“專業資料”能適當的保存，那麼只是衣物等被銷燬，可能還不至於鬧到這樣無法和解的地步。所以，酒店銷燬行李的行為，顯然已經不只是賠償的問題，還涉及到如何保護“確診患者”利益的問題。
畢竟，“特殊時期”不是一塊遮羞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越是“特殊時期”，越應該守住基本的人性底線。只有如此，才能讓“受難者”感受到社會的溫暖。所以，回到酒店銷燬行李的事情上，這可能是“特殊時期”普遍存在的一類型問題，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硬是拿特殊時期說事，那麼未被確診者的行李，為何不存在這樣的問題。要知道，作為規模大一些的酒店，在保管行李問題上應該不會成為難事。所以，要是執意拿“特殊時期”進行不真誠的回應，只能說明當事酒店“不正規”。
作為酒店方面來講，如果只認為銷燬行李可以避免病毒的傳播，那麼“確診患者”住過的房間，用過的馬桶又要怎樣處理。所以，無論是拿特殊時期說事，還是拿病毒傳染源說事，都是一種搪塞之詞，並不是要真正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方式。
甚至，作為酒店方面來講，越是特殊時期，就越應該為住客著想。只有如此，“受難者”才能更積極地面對這場無妄之災。只可惜，總有一些人，一些機構在面對災難時不堅守初心，而是以最消極的方式去試探人性的底線。這導致，比災難更可怕的是，人心搶先爛掉。
與此同時，不能因為“人沒事，就覺得一切都不是問題”。要知道，就當事留學生和酒店溝通的細節中，相關人員的回應就帶著這樣的邏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樣的“話術”是安慰式的邏輯，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邏輯。因為，從根本上講，“保存行李”和“人有沒有事”，不存在必然性的邏輯關係。
不過，這種邏輯在大災大難時，往往很容易浮現出來。但是，我們要注意使用的語境。如果說，在生命和物品“二選一”的情境下，捨棄物品去求生這無可厚非。但是，就上述事件中，“銷燬行李”的事情，顯然沒有到不得不的地步。
而且，作為酒店來講，這方面的處置本應該是強項，沒有想到卻成為被詬病的“絆腳石”。所以，在處理接下來的事情上，酒店方面最好更真誠一些。要不然，套路玩得越多，就會越陷越深。畢竟，事情的性質已經有定論。想要反轉，就要承擔責任，解決問題。
但是，就酒店不對“專業資料”進行賠償，確實存在一定的現實困境。因為，衣物都是實體性的物品，相對好評估。但是，涉及到“專業資料”就有些麻煩。一方面，資料已經丟失，不好量化具體的損失，僅靠當事人一面之詞，確實難以評估；一方面，丟失的資料對當事人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也不好評估。
所以，問題就會僵持在“這一塊”。但是，有問題還是要解決的。作為酒店方面，首先要積極地配合當事留學生，儘可能地將“個人證件”補齊。至於學習資料和衣物等，能賠償的就賠償，不能賠償的，找相關的評估機構進行合理的評估後，給予一定的補償也還是可以的。
要是，這些都不想做，那麼酒店方面難免會被公眾詬病。這種時候，所遭受的損失，可能會更大。因為，當事情已經不只是建立在“銷燬行李”的問題上時，進一步的升級，將會把不積極賠償的問題，也會併入這場紛爭當中。所以說，酒店方面應該更清醒才對，而非想要糊弄過去。
說實話，回到事情的核心問題上，事情鬧到如此地步，最大的問題在於連續性的“不尊重”。“銷燬行李”不尊重“患者”，未告知“當事人”不尊重知情權，“處理問題的態度”不尊重事實。總之，一路走低，自然難免觸發更大的風暴。因為，有些事情僅靠迴避是不解決問題的。
要知道，留學生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控訴”，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在類似的維權問題上，如果沒有特別的相關細則，很多時候真的是“投訴無門”。所以，通過社交媒體的“公審”，其實也是一次維權的探索。同時，也讓涉事的酒店清楚，解決問題要徹底，而非只是強硬的搪塞。
當然，就基本的共識中，也要回避對“硬茬”的偏見認知。事實上，對於社會秩序的守護來講，正是基於這些勇敢的控訴者的存在，才讓社會的秩序最大限度的基於人性在運行。所以，對於這位留學生的維權來講，確實要支持起來。與此同時，這可能也是對酒店行業管理的一種警醒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