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裡的二哥哥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是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現在所達到的小康水平，發展很不平衡，未來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也將具有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最困難之點，不在城市，而在廣大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不在東部，而在廣大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
1、“三農問題”的解決是關鍵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目前在我國最為突出。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太低、農民收入相對過低以及農村嚴重落後於城市等問題，嚴重阻礙著我國現代化進程，制約著我國小康社會的實現。
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尤其不發達。農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任務，對全國來說舉足輕重。在我國13億人口中，60%在農村，佔絕大多數。由於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少，無法採用現代化技術設備、實施集約化經營，是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決定了我國農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能否滿足人民的吃飯問題，即糧食問題。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98年的將近半個世紀中，經過艱苦努力，糧食產量從2263.6億斤提高到10200億斤以上，中國農民就在這僅佔世界不到7%的耕地上，生產了佔世界總量達17%的糧食，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我國耕地面積和糧食播種面積逐年遞減。2004年初，黨中央出臺了“一號文件”等一系列扶持農業和糧食生產的政策，農業生產出現了喜人的形勢，2004年糧食總產量穩超9100億斤，達到了年初的預期目標。由於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剩餘勞動力滯留在農業上，阻礙了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在農業生產上的推廣和運用，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其次，農民收入過低，增長緩慢，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雖然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最大的群體，但中國農民收入總體偏低，而且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在下降。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5.2%，農民得到了實惠。但從1997年開始，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降趨勢。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增長2.1%，知道2001年才出現反彈，增長4.2%。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比上年增長4.4%。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575元，比上年增長4%。近幾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這與“十五”計劃年均增長5%的目標相距較大。同時，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也在持續減少。1998年減少了30元人民幣，1999年減少了57元人民幣，2000年減少了54元人民幣。20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制定了16項發展指標，實現了13項，而農民人均收入、全國居民每天蛋白質攝入量、初級衛生保健體系3個指標沒有實現，這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瓶頸。
然而，農民收入總體偏低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民收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由於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農村人均二畝耕地，戶均七八畝耕地，即使土地回報率很高，收入總量也難以有較大增長。縮小城鄉差距，不斷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大幅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農村全面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仍十分艱鉅。
再次，我國農村與城市發展差距在拉大，表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農村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等現代文明遠遠落後於城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1和1985年的1.86：1擴大到2001年的2.90：1，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由1978年的2.93：1和1985年的2.31：1擴大到1999年的3.52：1。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了9.1%，但農業產出卻僅增加2.5%，遠遠落在了其它行業後面。事實上，在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8億農民居住的中國農村也被城市遠遠地甩在了後面。2003年農村人均收入接近2622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卻接近8000元。這種城鄉之間總體上發展的極不平衡必然造成二元經濟結構下一系列獨特的農村社會問題。因此，在我國總體上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後，就需要比任時候都更為關注農村的社會全面進步問題，否則，就有可能延緩我國現代化進程。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為了較好的解決“三農”問題，加快農村建設步伐，2004年中央政府決定，在農村地區投入增加25%，達到1500億元，用於改善農村的教育、公共衛生設施、道路建設和其他服務，農民享受公共服務的狀況有了明顯變化。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明確今後五年，國家財政新增義務教育經費累計將達2182億元；五年內，國家財政將投入200多億元對鄉鎮衛生院和部分縣醫院設施進行改造；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標準由20元增加到40元，中央財政為此將增加支出42億元。這些必將加快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2、加快城鎮化發展是途徑城鎮化是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化最初是由工業化引起和推動的，是在社會生產力大發展和工業化的全面推進中，受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遞增規律影響產生的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運動過程，表現為人口不斷向城鎮集中，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發達國家城鎮化率已達60%—70%，而我國到2003年這一比重才達到40.53%。
目前，我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水平（我國工業增加值已佔GDP的50%）。城市化滯後會阻礙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市化過程不僅是人口在地區之間的轉移過程，而且是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引發勞動生產率突變和提升的過程。因為在二元經濟格局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所以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勞動生產率可比其先前提高4—5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很大程度得益於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包括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和90年代以後的民工潮。雖然因戶籍制度障礙，城鎮化未完全到位，但是2億多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無疑是我國這一時期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實踐證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程，不僅是勞動者自身技能的提高過程，而且是勞動者在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過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恰恰在這方面起著相反的作用。
城鎮化滯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環節。2001年，我國農業在GDP中比重只佔15.2%，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卻佔到全國勞動力總量的50%，農村人口更是佔到全國人口的62%。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緩慢，農民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據《2001—2002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測算，通過城市化，當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降到全國人口的25%以下時，我國農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實現規模化、專業化和集約化生產，農民才能從傳統的農民變為現代農業工人，人均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能達到與城鎮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為了徹底解決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需要將更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逐步解放出來，最終達到減少農民、致富農民的目標。
十六大報告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明確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這個思路跳出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的侷限。站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角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城鄉統籌實質上是統籌城鄉生產要素，首先是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我國宏觀總體形勢由過去長期的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但是這一過剩是相對於有購買力需求的過剩，而不是對於人民實際需求的過剩，即因為現實購買力不夠，不是老百姓不需要產品。2003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399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8265元，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是農村居民的3.5倍。既然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1/3，怎麼會不需要產品呢？
現在，我國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到倍多，13億人口中有6億多在農村，農民購買力低下，就把全國的購買力拉下來了。假如農村人口購買力達到城市人口的水平，全國就要增加至少3萬多億元的購買力，如果這樣的購買力投入市場，目前我國的工業消費品總體上恐怕不是過剩，而是不足了。那麼，制約農民購買力的因素有哪些呢？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的收入水平；二是農民的生活方式。而這兩個方面都同農村城鎮化密切相關。農村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村人口城鎮化。只有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業才能企業化，農業生產方式才能變革，人口規律才能改變，居民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才能變革，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才能逐步解決，有購買力的需求才能增加。其中關鍵問題是農民角色的轉變，即大部分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從事農業的人數大幅度減少。
中國以值得注意的規模進行城市化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比發達國家遲了一個世紀，比其它發展中國家也遲了大約30年。在195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11.2%，到1078年也才有17.92%，1995年達到30%，2000年達到36%，2002年達到38%，2003年達到40.53%。
從世界經驗來看，城市或者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列低於30%時，城市化一般表現為一個緩慢的推進期，當城市化率提高到30%時，以上到60%之間時，城市化進程呈加速趨勢。達到60%以後，又會進入一個新的緩慢推進的階段。從1995年城鎮化率接近30%開始，我國就進入城鎮化高速推進階段。改革開放之初到1995年的17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僅提高0.6個百分點，而1995年到2003年的8年間，這一數字年均提高達1.44個百分點。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依然會保持較高的速度。而這一高速發展，要求從根本上打破體制方面的束縛，主要是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限制，才能真正有效推進城鎮化進程，並以城市帶動農村，使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3、推進“西部大開發”是條件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非平衡協調發展過程。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自然、人文等各方面條件千差萬別，各地的經濟發展並不平衡，各個地區之間經濟差距客觀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農村和城市調查資料顯示，按照《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來看，全國31個省市區，有15個省市區小康實現程度在90%以上，9個省市區在80%—90%之間，7個省市區小康實現程度不到80%。東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97.86%，中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93.18%，西部地區小康實現程度為84.18%。在這種情況下，東部及沿海地區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已經提出邁向更加富裕的小康社會，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中部和東部地區，由於條件差，困難多，現有小康社會的水準客觀上要低一些，還加快發展迎頭趕上。
中國經濟發展的東西部差距由來已久，在改革過程中，這個差距被進一步拉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如經濟基礎較好，交通和地理環境較優越），尤其是利用國家投資傾斜、政策傾斜的優勢，不失時機地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市場經濟，經濟發展速度很快遠遠超過了中西部地區。而大多數西部地區自然環境惡劣，交通不暢，信息閉塞，遠離經濟中心，人力資源匱乏，生產技術落後，其經濟基礎最薄弱，發展任務最艱鉅。1980年—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東部比西部搞出4.1個百分點。“八五”期間，全國GDP的年平均增長率11.7%。其中東部在16%以上，中西部僅為9%。1994年，東部地區GDP佔全國的55.4%，而佔國土面積85%的中西部地區僅佔44.6%，其中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佔國土面積的71.3%，人口的1/4，GDP僅佔約18%。固定資產投資東部地區佔全國的67.41%，中部43%，西部僅佔12.16%。目前2900萬貧困人口，80%左右分佈在中西部地區。可見，中國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特別是西部明顯落後於東部。據國家統計局對小康水平的測算來看，東部小康實現程度為97.86%，中部實現程度為93.18%，西部更低僅為84.18%。因此，中國的小康水平從地區分佈上看，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上述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而且成為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順利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在2020年使全國人民生活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部地區發展狀況。
應正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非平衡發展的過程，並採取措施，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黨和政府從“九五”開始，就提出要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步加大解決地區差距繼續擴大趨勢的力度，積極朝著縮小差別的方向努力。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十五大提出要促進地區經濟里布局和健康協調發展。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
“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累計投入約4600億元，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累計安排5000多億元，長期建設國債有1/3以上用於西部地區。西部地區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左右。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收到了初步的成效，2003年，東西部地區GDP的增長速度差已由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5個百分點縮小到0.88個百分點，西部發展步伐明顯加快，各項事業發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但中西部的發展差距仍然存在，有些方面還有擴大的趨勢，除了歷史欠帳太多、基礎設施薄弱等因素外，還有兩個突出的方面：一是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儘管西部地區第一產業佔GDP比重已下降到24%，但是仍然有2/3的人口滯留在貧瘠的土地上；儘管西部地區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已經達到56%，但採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佔其中的近40%，表現為明顯的資源型傾向，加工製造業的競爭力則普遍較弱。二是投資環境改善問題。有研究報告顯示，比較近幾年東西部地區的發展，以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礎設施為標誌的硬環境建設相對接近，而經濟發展質量、開放度和技術水平為標誌的軟環境建設則差距更大。因而與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區在全國進出口和實際吸收外資中的比重分別下降了0.5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需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區在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的同時，推動發展的有利條件也很多。西部能源資源富集，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勞動力成本低且供給充足，市場潛力很大。況且，經過6年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條件有了明顯改善，為加快區域經濟發展創造了基礎性條件。
今後，在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同時，要正確處理“兩個加快發展”的關係，加強東西部的區域合作與交流，形成東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東部地區經過20多年快速發展，已形成強大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自我擴張的能力，同時又面臨新一輪國際資本和高科技產業向中國東部轉移的機遇，這是東部加快發展的有利條件。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有利於增強國家的實力，也有利於更好地支持西部地區發展。但是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還處在依靠國家對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的階段，製造業、服務業遠沒有發展起來，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能力很弱。因此，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區域發展，就要求國家從宏觀政策上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按照鄧小平“兩個大局“的思想，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加快小康建設步伐，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
關中老男孩
隨著我國農機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機設備被生產製造出來，大大提高了我國農業機械化的水平。農機的種類、範圍和馬力在不斷的更新，讓很多農民都受益。
目前農機種類還是比較多的，以2018-2020年農機補貼目錄為例，農機有15大類42小類137個品類。這裡就不一一說明了，就按主要農機的產地進行說明：拖拉機、收割機、農機具。
輪式拖拉機
作為農機之王的拖拉機，應該是最主要的農機之一。
目前國內拖拉機的主要產品分別在以下幾個地方：
1、河南洛陽，主要拖拉機產品：東方紅拖拉機，以及各種帶“紅”字牌的拖拉機。簡稱洛派拖拉機；
2、山東濰坊，主要拖拉機產品：福田拖拉機。在濰坊應該有不下於20個拖拉機牌子，簡稱濰派拖拉機；
3、江蘇常州，主要拖拉機產品：常發拖拉機、東風拖拉機，尤其是東風拖拉機，有著很長的生產歷史，簡稱常派拖拉機；
4、浙江寧波：主要拖拉機產品：約翰迪爾的小馬力拖拉機，以及各種帶“野”字牌的拖拉機，簡稱寧派拖拉機。
另外在江蘇蘇州、山東臨沂、黑龍江哈爾濱、天津等地，也有一些拖拉機的生產企業，這裡就不細說了。
收割機：
1、江蘇丹陽，主要收割機產品：沃得收割機。沃得收割機是收割機行業的黑馬，這幾年已經一躍成為履帶收割機銷量前列了；
2、山東濰坊，主要收割機產品：福田收割機，也就是穀神收割機，輪式收割機經過發展和進步，這幾年也做的不錯；
3、安徽蕪湖，主要收割機產品：中聯收割機，也就是谷王收割機。中聯目前也在生產拖拉機；
4、江蘇蘇州：主要收割機產品：久保田收割機，履帶收割機是目前質量比較不錯的。
農機具：
1、河北邯鄲-館陶犁等
2、河南鄭州-龍豐犁等
3、山東濟寧-大華旋耕機等
4、江蘇連雲港-連旋旋耕機等
5、廣西南寧-陽宇旋耕機等
另外，不得不說的一個農機配件基地，在河北的龐口農機配件市場，應該是全國最大的農機配件市場了，各種農機配件在這裡基本都可以找到。
拖拉機跑得快
中國國內農機前十大品牌為：1、河南洛陽中國一拖集團。2、山東濰坊的福田雷沃。3、天津的約翰迪爾。4、山東五徵。5、廣州的久保田。6、安徽蕪湖的中聯重機。7、江蘇常州的東風農機。8、天津勇猛機械。9、山東長林機械。10、山東巨明機械。其中，福田雷沃、久保田是日本在華企業，約翰迪爾是美國在華企業。產地山東的農機佔多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