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日本電影縱橫談》，作者是香港著名影評人舒明。本書由北大培文出品，轉載自「閱讀培文」微信（ID：pkupenwin)。
文 | 舒明
1973年6月，熊井啟（1930—2007）讀了築摩書房出版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底層女性史序章》（1972），認為這是一份絕好的素材，立即向原作者山崎朋子（1932— ）提出將她的紀實文學作品拍成電影的要求。
他導演的《望鄉》（日文原名是《山打根八番娼館·望鄉》）於1974年11月在東京公映後，好評如潮，榮獲《電影旬報》1974年度的最佳日本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獎等多個獎項。田中絹代（1909—1977）亦贏得每日映畫競賽的最佳女主角獎和1975年柏林影展的最佳女演員獎。
《望鄉》（1973）
1976年8月15日，香港“火鳥電影會”向東寶公司租片，於港島京華戲院舉行早上10時半的《望鄉》首映特別場。十星期後，《望鄉》在香港的商業院線正式公映，映期由10月23日至11月10日共19天，票房收入為637382港元。1976年香港上映影片385部，每部影片平均收入442510元。
1978年，《望鄉》亦在大陸公開上映，是在“文化大革命”後緊接《追捕》（1976，佐藤純彌導演，高倉健、中野良子主演）公映的日本電影。《望鄉》在北京首輪公映時，票價是一角五分，但黑市戲票竟被炒賣高達二元，亦有凌晨一時半的午夜場，可說大受歡迎。
當年不少觀眾的每月工資少於40元，而有些影迷更重看該片四五回。《望鄉》廣受好評外，也引起文化界的熱烈討論，巴金與曹禺都曾撰文稱讚《望鄉》。
在片中飾演亞洲婦女歷史研究家三穀圭子的慄原小卷（1945— ），翌年復於《生死戀》（1971，中村登）中以純潔美麗的年輕姑娘夏子的形象和中國觀眾見面，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日本女星。
《望鄉》的情節
1974年，女性史研究家三穀圭子（慄原小卷）到東馬來西亞婆羅洲北端的山打根海港探訪，在農業試驗所技師山本（中谷一郎）的帶領下，找到當地世紀初第八號娼館的舊址，現在是一棟戰後建築物。
1971年，圭子為了研究半世紀前日本少女被賣往南洋當娼妓的史實，從東京南下九州島天草實地調查。但當地人皆守口如瓶，她一無所獲準備離開時，在津町的食堂巧遇一個自稱曾在外地生活的老婦人北川崎（田中絹代），並跟隨她返家歇息。
阿崎婆獨居於破舊不堪的小屋，收養了九隻流浪貓為伴，家內的席子已腐爛為蜈蚣的巢穴。她告訴兩個鄰居婦人，圭子是其兒子勇治的妻子，又向午睡後向她道別的圭子說，再來天草時一定要來她家小住。一個月後，圭子得到丈夫的支持，拋下女兒再訪天草，讓阿崎婆非常高興。
阿崎婆只靠兒子每月寄來的四千元過活，家中沒有廁所，吃的是米麥各半的粗飯。圭子不怕艱苦地和阿崎婆共同生活，得到阿崎婆的信任。一晚，一個好色的行商於黑夜闖入她們的臥室，並當圭子是娼妓。他被趕走後，阿崎婆面色凝重，滿懷感慨，終於向圭子細述她以前的悲慘身世。
生於天草貧農家的阿崎七歲喪父，十三歲時母親（巖崎加根子）帶著長子矢須吉（濱田光夫）和小崎（高橋洋子）嫁給大伯為填房。由於伯父家已有六個孩子，十九歲的矢須吉遂離家當勞工。
而小崎亦被遠親太郎造（小澤榮太郎）帶往南洋謀生，同行的還有同村的阿花（中川陽子）和繼代（梅澤昌代）二少女。太郎造把她們帶到英屬山打根自己開設的第八號娼館工作，因三人年紀太小先當女僕。當地共有九間日本人經營的妓院。
1914年夏天，阿崎被太郎造強迫接客。她起初極力抗拒，但她母親收下的三百元借金，現在已增漲至二千元，她無法償還只好認命。她的首位客人是一個全身刺青、體格魁梧的土人（當地人）。阿崎為了賺錢還債及寄錢迴天草給哥哥，於是拼命接客，不理他們是土人、日本人還是外國人。
1918年，在橡膠園工作的竹內秀夫（田中健）成為阿崎的客人。他僅十八歲，比阿崎小一歲。英俊溫柔的秀夫一開始就愛上阿崎，答應儲錢替她贖身。阿崎後來也愛上他。
1927年，一艘日本巡洋艦泊在山打根，很多水兵光顧妓院，太郎造要每名妓女接三十個客人，連他妻子也要上場。但該晚太郎造突然暴斃，而秀夫深夜來訪時，阿崎已疲倦至差點不省人事。秀夫決定和老闆的女兒結婚，阿崎聞訊大受打擊，發誓以後不再談戀愛。
老闆死後，阿崎等六個妓女被轉賣給準備帶她們往外地的人販子餘三郎（梅野泰靖），幸而另一妓院的老闆娘阿菊媽（水之江瀧子）出錢贖回其中四人，所以阿崎才留在山打根重操故業。
阿菊善待手下的妓女，1930年她死前還把一生積存的一大袋顧客的指環分給姐妹作禮物，並囑咐她們不要回日本受親人的白眼。她生前在附近的山上建了一個日本人的墓園，讓自己和眾妓女死後有個歸宿。
阿崎沒有聽從阿菊媽的話，於1931年返回天草，但十多年前不忍和妹妹分手、憤而自殘的矢須吉已結婚生子，雖然住在用阿崎的錢興建的房屋，卻因怕人說閒話而叫阿崎不要跟鄰居打招呼，並以妹妹曾當娼妓為恥。阿崎無奈只好去了中國東北，在奉天和一個日本人結婚，併產下兒子勇治。
日本戰敗後她舉家返國，丈夫不幸於途中死亡，她帶著兒子往京都居住，獨力把他撫養成人。可是勇治在結婚前卻把她遣回天草，九年來只給她寄來三至四千元的生活費。阿崎婆連媳婦的面亦未見過，信也未收過一封。
圭子每次聽完阿崎婆敘述往事，立刻把內容寫在信中寄給東京的丈夫。她在阿崎婆的破屋住了三個星期，離開前替阿崎婆換了新的紙門窗及鋪席。她除了稱呼阿崎婆為“媽媽”外，也坦誠說明自己的身份和探訪目的。阿崎婆不肯接受圭子給她的錢，但請圭子留下正在使用的毛巾當作紀念。她也允許圭子忠實地把當年她的遭遇寫成書發表。
三年後圭子有機會去山打根實地考察，得到山本的幫助，終於在山打根的原始森林中找到阿菊媽的墳墓。那裡還有不少其他“南洋姐”的墓碑，但它們全部都揹著日本的方向而立。
導演的話
根據熊井啟的自述，《望鄉》的電影劇本以晚年在天草的阿崎婆和她年輕時的遭遇為焦點，省略了山崎朋子原著中的其他部分，然後深化和擴充了原作裡著墨不多的阿崎的戀愛故事。熊井啟對阿崎婆充滿敬佩與同情，認為“她不僅被男人欺騙了，人販子、哥哥、丈夫、兒子、親戚，再加上社會和國家，都背叛了她，拋棄了她。
然而，無論遭受怎樣的苦難，她都沒有否定生命，也沒有憎恨別人，而是以奇蹟般清純的愛保護著那些被人丟棄的小貓和無處棲身的女人，為住在遠方的兒子一家的幸福祈禱”。山崎朋子原著的中譯本，是陳暉等譯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
熊井啟是傾向暴露社會黑暗的電影創作者，他在《望鄉》裡把阿崎婆的經歷，“作為日本近代化過程的一個典型以‘疊化’的方式加以表現。‘南洋姐’的足跡遍及北方的西伯利亞和中國，南方的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爪哇和蘇門答臘，甚至伸向印度和澳大利亞。
這張地圖恰好和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軍侵略的地區相巧合。‘南洋姐’的歷史恰好和男人的歷史——即明治以後的日本海外侵略史‘疊化’在一起”。
《望鄉》的序幕和最後一場戲，取材於山崎朋子的《山打根八號娼館》續篇《山打根之墓》（東京：文藝春秋，1974）。山打根那些“南洋姐”的墓碑確實存在，而且的確全部背向日本。對此事熊井啟有以下的說明：“原著中指出，這塊墓地是來自天草的木下國（或譯木下邦，即影片中的阿菊）在1908年自己出資建造的。
木下國是南洋一帶有名的女中豪傑。她年輕時曾與一個在橫濱工作的英國技師同居，英國人回國後，她來到山打根開了一家雜貨鋪，後來又買下日本人經營的九個妓院中的八號妓院。據說，她對妓女們像慈母般愛護。
不久，她為在這裡死去的妓女們建了一片公墓。影片的女主人公探訪了這片墓地，影片就在她發現這裡的墓碑都背對日本的時候結束。”《望鄉》的這個結尾，實在強勁有力而哀怨感人，令觀眾無不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