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政黨政治遭遇發展困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理念與實踐脫節。政黨作為國家與社會中介的功能愈益弱化，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分裂愈益嚴重，其“人民”定位與“去人民化”實踐的衝突，導致一些西方政黨深陷代表性危機。
西方政黨話語中的“人民”表述
在當今西方世界，各類政黨五花八門，組織形態千差萬別、政治立場迥然相異、思想觀點各有不同。如果要在各色政黨中找出共同點的話，對於“人民”的宣示性表述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共性的特徵。目前，除極少數政黨如部分共產黨明確表達其階級屬性外，幾乎所有西方政黨都自我標榜為“全民黨”“人民黨”，聲稱自己是全體人民、國民或公民的代表者，以自由、公正、團結互助為基本價值理念，旨在增進普羅大眾福祉，實現所有人或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西方傳統主流政黨如保守主義政黨、自由主義政黨、基督教政黨等，都有其政策偏向as和特定的選民基礎。但各政黨在穩定其選民基本盤的前提下，大都積極展現“向所有階層和群體的所有人”開放的姿態，以在社會各階層中更廣泛吸收支持力量。比如在美國兩大黨中，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勞工、有色人種、少數族裔等，在政策上更加強調福利和公平，傾向維護中產階級利益；共和黨的支持力量主要包括大企業家、保守派、白人至上論者等，政策主張受大資本影響較大。但在各黨具有明顯傾向性的選舉綱領中，為凸顯自己的廣泛代表性，人民、國民、公民、所有人、普通民眾等必是反覆提及的詞彙。比如，打開民主黨官網首頁，可以看到異常醒目的宣告即是“我們正在為每個美國人爭取一個更美好、更公平、更光明的未來”；而在共和黨2016年競選綱領中，“工人”出現27次、“公民”出現41次，“人民”一詞甚至出現了110次之多。
從傳統的工人階級政黨到實現“去階級化”的現代轉型，西方社會民主黨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19世紀後期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歐洲社民黨，主要圍繞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活動，以解放工人階級為使命，以消滅私有制和建立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二戰後，為適應社會結構變化以及爭取更多選民的需要，社民黨放棄工人黨定位，普遍塑造了代表所有社會階層的“人民黨”的新形象。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化加速發展以及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經濟社會模式受到質疑的背景下，社民黨陸續開啟“第三條道路”“新中間道路”改革浪潮，其在社會基礎上的核心變化，就是要突破原來的選民基礎，擴大支持者範圍，與其他政治力量求同存異，尤其是在中間力量中尋求更多支持者。時至今日，偏向保護中下階層利益的“人民黨”一直是西方社民黨的政治光譜定位。2018年澳大利亞工黨全國綱領提出其使命是“消除阻礙人們全面參與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障礙，不論其背景、社會階級或父母的財富如何，每個人都能分享繁榮”。英國工黨的2019年競選綱領則明確其未來目標是“建設一個更加公平、關心所有人、分享財富和權力的英國”。
主打“生態牌”的西方綠黨、生態黨，同樣將維護更廣泛的“人民”利益作為其目標指向。各黨黨綱在提出“生態優先”、社會正義、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多元平等自由社會等政策立場之後，往往強調這些主張符合所有人、每個人利益，意在“造福於所有人”，使“每個人自由發展”“所有人能夠過上美好生活”，等等。德國綠黨2020年新黨綱草案提出，其“政策將面向所有人”，“不是基於個人利益或少數群體利益，而是將不同利益與未來共同願景結合起來”，“致力於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實現共同目標”。
“人民”更是西方民粹主義政黨天然的政治標籤。21世紀以來，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方崛起並不斷擴大影響。民粹主義政黨構成複雜、政策主張差別很大甚至截然相反，但在反建制、反精英、訴諸民眾支持挑戰傳統權威和政治結構的核心理念上卻存在共通性。因此，在民粹主義政黨的價值邏輯中，人民/大眾被賦予極高地位，成為其一切激進言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比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我們能”黨、法國國民陣線、奧地利自由黨、意大利五星運動等左右翼和議題化的民粹政黨，無不是以“人民的代言人”自稱，利用引發民眾普遍不滿的問題，如經濟危機、緊縮政策、政治腐敗、環境惡化等宣揚“人民的憤怒”，通過提出相應政策主張回應人民變革願望，吸引民眾的目光和認同。有些政黨將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立場交織疊加，提出了一些具有煽動性和鼓動力的口號，比如“法國人優先”“奧地利人優先”等，從而使其人民主張帶上極端色彩。
話語定位與現實實踐的相互矛盾，成為西方政黨政治中一個難解的悖論
觀察和分析西方政黨，如同我們判斷一個人，不僅要察其言更要觀其行。從西方政黨政治的長期實踐看，“人民”絕非政黨政策清單上的優先項，以利益集團為代表的大資本利益以及本黨利益永遠高於、先於民眾利益；民粹主義政黨也並不能代表人民，其政治動員實質上是對大眾意志的裹挾和綁架；走向衰敗的西方政黨制度日趨僵化和失靈，愈益遭遇民眾不滿和反對。這種“去人民化”實踐，使西方政黨高揚的“人民”話語變成了“價值符號”。話語定位與現實實踐的相互矛盾成為西方政黨政治中一個難解的悖論。
資本利益高於民眾利益。從理論上看，任何政黨的本質屬性是其階級性，都是特定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的代表者。西方競爭性政黨同樣也不例外。在當代西方，政壇主流政黨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通常代表著某個部門或領域的大資本利益。儘管出於穩定統治的目的，可能做出一定程度和範圍上的政策改良和利益妥協，但其階級性決定了維護資本主要、根本利益的目標不可能改變。資本利益始終是西方主流政黨的核心利益。從具體實踐看，西方主流政黨與大資本尤其是利益集團按慣性進行利益捆綁。二者在階級性上相互勾連，在政治上也相互需要、相互支撐。政黨需要利益集團提供競選所需的財力支持，而利益集團也需要通過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干預政治過程，實現自身利益。這種相互關係決定了西方政黨執政後必然要通過各種或隱蔽或巧妙的方式回饋背後的資本支持者。在這一過程中，當民眾利益與資本利益沒有產生衝突時，政黨會連帶實現部分民眾利益；但當民眾利益與資本和利益集團利益出現矛盾時，政黨必然偏向支持資本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世界蔓延之初，各國政府面對關閉邊境、封城、停工等防控決策之所以猶豫不決，喪失了有效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有利於保護人民健康安全的措施將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負作用，進而影響執政黨背後的大資本利益。疫情期間，西方政府的各種決策遲緩、責任推脫、欲蓋彌彰和製造謠言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至上”這個不變的法則始終主導著西方主流政黨的行為方式。
政黨利益超越公眾利益。從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的發展邏輯看，各類型政黨圍繞“人民”的宣示性表述，根本上基於選舉競爭的需要。一種形象的說法，是把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制比喻為政治上的市場經濟，經濟市場上兜售的是股票，而政治市場上販賣的是選票。為了獲得執政地位，政黨必須在政治市場上爭得更多選票，選舉因而成為主導政黨行為的“指揮棒”，西方政黨也日漸喪失了代表和反映民意的中介功能而淪為選舉工具，一切主張和行動服從選舉需要，向所有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示好，為爭奪選民提出各種不切實際甚至難以落實的承諾。而一旦上臺執政，各黨也是從本黨利益最大化以及維護本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出發確定方針政策，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往往被置之腦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佩戴口罩這個原本單純的公共衛生問題之所以引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公開對峙，原因在於有形的口罩已成為兩黨爭奪無形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權的象徵。兩黨爭論的出發點不是保護民眾生命和健康安全，而是為了各自的政治私利，維護本黨的價值觀正確，否定競爭對手的政治正當性，相互打壓、爭奪選民。同樣，在疫情呈蔓延形勢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政府組織萬人集會為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拉票造勢，以及聯邦政府與各州、市政府之間出於黨派利益相互齟齬、推諉扯皮，置民眾安危於不顧，為了政治利益犧牲人民利益。對於美國政治社會的此類亂象，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美國國內深刻危機的表現，根本原因就在於執政黨利益已經高於整個社會和人民的利益”。
民粹主義裹挾大眾意志。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方興起有其民意基礎，是近年來西方社會不平等、移民、安全等問題加劇引發社會撕裂，以及由此帶來的信任、認同、參與等一系列危機的集中反映。民粹主義政黨打著狹隘的民族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旗號，極力推崇“身份政治”，圍繞宗教、文化認同問題大做文章，藉助民眾對現實的不滿來塑造自身的政治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粹主義政黨並不是真正代表人民，或者說只是通過激化民意中的非理性因素實現對普遍大眾意志的裹挾或綁架。從具體實踐看，在民粹主義政黨和政客上臺後，其帶有狹隘民族主義色彩的本國利益優先政策被強制推行，不僅威脅世界經濟發展穩定，甚至直接損害本國人民利益。如美國民粹主義政客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表面看來似乎因關稅增加而使國內民眾的就業機會擴大，但實際上由於生產成本激增、經濟不穩定性加劇以及相關反制措施影響等，美國的製造業就業和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實際上反向下滑，最終使美國民眾利益受損。與此同時，民粹主義政黨和政客逆歷史潮流而動，奉行孤立主義、保護主義，以單邊主義衝擊國際政治秩序穩定，以大國競爭取代國際合作，既對國際秩序產生消極影響，也對本國民眾利益造成連帶性危害。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亟需世界各國通力合作、攜手抗疫的關鍵時刻，美國民粹主義政府非但不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行動，還做出了退出世衛組織等破壞全球團結的舉動。正如西方批評人士所言，這些行為“不會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或利益，而是使美國人生病，使美國孤立無援”。
政黨制度失去民眾信任。作為反映西方民主真諦的政黨制度，近年來日益走向衰敗，積重難返、危機頻現，越來越喪失民眾信任。西方兩黨、多黨制的設計初衷，是通過政黨競爭來協調統治集團內部關係，以黨派制衡來遏制少數人濫用權力，但由此衍生的決策冗長、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如近年來屢屢爆出的西方政黨在教育、移民、財政和醫療改革等關係民生的重要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導致各種決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在新冠肺炎疫情這種突發緊急性公共災難面前，一些西方政府執行力差、效率極低，甚至被認為“已經無法承擔國家最重要的保護公民職責”等問題，都極大影響了民眾的福祉。此外，西方政黨制度的內源性弊病也日益凸顯，如“贏者通吃”以及設置議會門檻等制度安排，造成獲得簡單多數的一方即能獲得席位，或者一些政壇小黨被排斥在外，從而使部分人民的意志無法獲得表達。制度上日趨僵化、缺乏靈活性，也成為西方民眾對政黨政治冷漠，選舉參與率不斷刷新底線的重要原因。
總之，由於政黨與民眾之間嚴重脫節造成政黨代表性不足，不僅削弱了西方政黨制度的合法性，長遠看也在動搖著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因此，多年來西方政黨不斷開出各種藥方提高黨的“靈活性”，以加強政黨與人民的聯繫，但種種努力因為其階級本質而難以達到預期目的，西方政黨政治的悖論始終無法得到解決。
鑑戒西方政黨政治實踐，我們今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要充分論證“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更需要深入思考“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問題。只有把認識切實落實到行動上，並貫穿到黨的全部工作中，才能真正詮釋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的執政底色。這是新時代履踐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點問題也是關鍵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