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本文，獻給世界讀書日。歐羅巴文學以莎士比亞為有榮光，而在中國，司馬遷早已不是一個文學、史學意義上的存在，而是中國這一國家概念之所以依然存在的根系。
是為題記。
在我心中，中國這個概念，大概是由四個人維繫著的。
首先，是孔子。如果沒有孔子以及他開創的儒家文化，今天的中國，大概率就是像歐洲一樣的存在，開封或商丘或洛陽就是梵蒂岡，河北省是燕國，湖北省是楚國，山東省就是魯國……沒有儒家文化，你很難想像這片土地可以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分分合合最後總能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司馬遷了，他是今天篇文章的主題，容後再述。
第三是李白，如果沒有李白，中國，或者更宏觀上講，中華民族將是一個非常乏味的民族，一個非常缺乏想象力的民族，沒有對影邀月的豪氣，也沒有側身西望的志向。
第四是蘇軾，如果沒有蘇軾，有宋以來的中國將變得非常俗氣，俗不可耐的一個民族，姑且不去想我們吃不到的那些當年腦洞大開才能烹調出來的美味，只說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將在苦難中一朝又一朝的苟且，再不會有一種精神引領著文人士大夫、精英階層為這個民族而呼號。
蘇軾，是我一生明燈，有專述，不贅。
李白，是每一箇中國人心中的G點，不能觸碰太多。
孔子，那是中國之所以依然為中國而不是“中盟”“中共體”的根源，毋庸多言。
為什麼今天偏偏要來講太史公司馬遷？
說個由頭，4月23日，世界上最偉大劇作家莎翁的誕辰及忌日，世界讀書人的節日。
相信愛書之人大概也都從各個電商平臺和知識付費平臺瞭解到了，423讀書節。
如果說莎士比亞是西方文學的開創者、基石，大概沒人會反對，因為放眼望去，自文藝復興始至今日，所有西方牛逼的小說，裡面的人物和故事寫的再深刻，也逃不出莎翁“魔爪”。
關於人性，關於愛情，關於各種蠅營狗苟，都能在莎翁作品中找到原型，這個事不是我說的，是文學界的共識，我不在這兒搬磚了。
而中國文學，其體例和傳承結構和西方是有本質區別的，中國的小說雛形雖然在唐朝出現的，但真正意義上的小說，要到明末才大概成型。
小說出現以前，中國的所謂文學，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詩詞歌賦，這個成語是按體裁旺盛度來排序而不是編年順序的，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中國詩最旺盛的那個朝代，如果沒有一部史家絕唱當底色，那些偉大華麗、蕩氣迴腸的詩詞中的引經據典將何其乏味而無所依？
我雖然不是文學從業人員，但文學於我就像生命，如果沒有那些高燈明燭一般的偉大作品，這人生將何其空乏。
在一些蕭瑟寂寥的夜裡，我就會特別想念他們，我在本文中提及的這四個支撐起中國這個概念的人，
孔子由於距離我們太過遙遠，幾乎已經是一個符號式的存在，
李白在當代中國人心中的人設主題題是飄逸、瀟灑，雖然深讀李白才能明白他處在那個時代中的鬱郁不得志與生之嚮往，
蘇軾就是所有中國文人的補藥，沒了蘇軾，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後世會少了太多於苦難中掙扎著創世不群的文人。
而太史公呢？
說來不怕你們笑話，我時時想起太史公，總會熱淚盈眶，尤其是想起他在《報任安書》中提到自己生平委屈時的那些名句時，時常難以自己。
就像我只要一想到蘇軾在烏臺詩案中的遭遇、在黃州哆嗦著手寫《寒食帖》、在惠州苦中作樂大口吃荔枝、在海南儋州戴著草帽教化當地民眾時的樣子，也會熱淚盈眶一樣。
司馬遷與其他三位中國概念支撐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沒有結局。確切地說，他在寫罷《報任安書》後，在歷史上就神秘地消失了，再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記載。
穿越兩千多年的歷史，《報任安書》不可能有真跡傳世，我想如果有的話，那血淚字跡一定比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更加令人震撼。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楊照在談到史記時說過一句話，我當時聽了，感覺渾身汗毛乍起。
他的大概意思是說——
我們一直以中國人的整體概念自居，提到先賢，都是歸於中國人這個整體之內的，但司馬遷著史記，讓我們明白，中國人，和中國人，是不一樣的，他是那樣的中國人，他筆下的那些中國人，是另一種人，他們的品格，德行，是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
瞭解了司馬遷，你才能明白，原來人真的可以為了一件與生命、與個人得失、與金錢、與利益都沒有任何關聯的事而承受生命中最最沉重的打擊，那打擊比死亡要可怕的多。
司馬遷在寫給任少卿的這封信中，提到了那些與他一樣將生命價值放到不起眼的位置而創造出傳世著作的人：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這段原文的字面意思不難理解，就不翻譯了，其中提到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孫臏、呂不韋、韓非子……
難以想象，如果沒有司馬遷，這些人在後世中國人的人格記憶中將何其模糊？
毫不誇張的說，一部史記，撐起了一箇中國的形狀，維繫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
關於司馬遷其人，其史記，有太多人寫了太多的學術、文學作品，我在這裡談他，實在有些不自量力，那也是無可奈何。
只是
在這樣一個風呼嘯而過的夜裡，
在這個被病毒陰影籠罩著的世界上，
在這個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愈加缺乏信任的時代裡……
中國人這個群體概念，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之危機。
我們正在遭受著來自西方世界的圍攻，此時，一部《史記》是帶給我們這個民族最有力、有效的精神補給，
先賢之偉力，不欲今人之況，更當自強不息，以十二萬分之魄力，將中國這個國家概念繼續放大，再放大。
讀書，讀好書，是我們對那尊甚至連卒年都不可考的二千多年前的光輝人格的最大敬意。
我甚至猜想，這一封寫給任少卿的書信，很可能就是太史公的絕筆。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譯：簡單說來，人是要死後才能評論他生前的是非的，這封書信不能完全表達我的心緒，只是簡單寫一寫我執著、淺薄的人生態度，罷了。）
我將以下這句話做為本文結尾，這是一句中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大都可以脫口而出的話，但這句話不是出自什麼遊俠劍客、將軍豪傑，而是一位遭受了人世間最屈辱刑罰的文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司馬遷《報任安書》
如果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對於生命的價值，對於生死的定義，就顯得太浮淺了。
謝謝觀賞，再見
無犀 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