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的中原地區主要指西起今陝西關中、東至豫東開封、南至淮河、北至黃河的區域。自二里頭王國始，歷二里崗王國、殷墟晚商王國、西周王國、秦漢王朝，以至唐宋，中國曆代都城與統治的核心區域皆在中原地區。元、明、清時期，國都雖然不在中原地區，但它們都沿襲二里頭王國以迄唐宋王朝在中原地區所形成並發展穩固的基本政治禮儀制度、文化思想及安邦定國之策。
20世紀80年代，張光直提出一個範圍很大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理論，這對於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有重要意義。但這一理論似乎認為中國諸地區都對文化的發展及文明的起源發揮作用，沒有突出重點。蘇秉琦也依據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例如，嚴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強調第一層次的中原文化區的重要性。趙輝討論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韓建業則認為以豫西晉南為核心分佈區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對四面的影響和擴張，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而且，他還認為更早的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的對外擴張和遷徙，促成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
包括中原地區在內的各個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及諸古國文明，都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作出或大或小、或早或晚、或強或弱、或久或暫的不同貢獻，但以舞陽賈湖文化及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早期文化的一些特質不僅被後來的商周文明及更晚的中國文明所繼承，而且這些特質與世界諸文明相比，是比較獨特的。這些特質包括重深度思維而不喜外在炫耀、各個方面不走極端而堅持中庸之道、將神權信仰控制在適度的水平上、追求天地人神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以及陰陽太極八卦的理念與龜卜等技術細節。中原地區以外各處的早期文化及早期古國文明，皆以巫術及神權信仰為要務，而這些普遍存在於世界早期文明中。
中原地區的這些特質可能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就逐漸開始形成，原因在於其地處中心的空間位置優勢，可以非常便利地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與各種新鮮的文化因素。周昆叔提出的“嵩山文化圈”理論，認為地處中原核心地帶的嵩山區域具有優越的自然環境資源與區位優勢，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他還指出，早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嵩山地區古文化就有南北文化交融與過渡特點。李佔楊認為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遷徙主要是由高緯度向低緯度，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遷徙主要是由低緯度向高緯度。而中原地區“天下之中”的空間優勢，使其成為舊石器時代以來古人群“南來北往、東來西去”的核心地帶。張弛也認為，地處中原腹地的賈湖一期文化遺存應當是南方人群向淮漢和黃河中游地區擴張的結果。
中原地區的神權信仰始終不太發達，而周邊地區的巫術及神權信仰則普遍地一直非常興盛。中原地區自仰韶時代晚期至河南龍山文化時期，古文化發展確實進入相對微暗的階段。與紅山古國、凌家灘古國、良渚古國、石峁古國及陶寺準王國等相比較，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發展的相對滯後還是比較明顯的。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樣的，但神權信仰的不發達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人們的世俗需求一般是相對溫和的，只有非理性的神權信仰才會最大程度地“激發”人們的創造力。比如前述諸古國的各類大型人工禮儀建築、精緻的玉禮器系統與大型的喪葬設施等都是神權信仰繁盛的結果。中原地區比較重視世俗事務，神權被控制在適度層面，這使其文明起源進展比較緩慢，要經歷比較漫長的酋邦或軍事民主制階段。
但與中原漸進式的發展不同，以石峁古國為代表的北方地區從長期滯後的簡單氏族—部落社會發展到複雜的大型國家政體，其間的過渡形態似乎非常短暫，經歷了一種近乎“跳躍式”的發展。其中，強勁的神權信仰“功不可沒”。在中原地區相對落後的這一時期，周邊地區神權古國此起彼伏，將各種文明禮儀制度發展得越來越精緻。二里頭王國及其以後的宗廟制度、都邑規劃制度、禮器及其承載的禮儀制度、高等級貴族喪葬制度、祖先崇拜制度、祭天禮地制度及職官體系等，都借鑑或直接來源於周邊地區神權古國。由此可見，二里頭以前的周邊地區神權古國為中原地區王國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依據。但周邊地區早期巫術和神權古文化及後來興起的神權古國，無論有多大的貢獻，都不能改變自舊石器時代以來中原地區逐漸形成的核心特質。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胡進駐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