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的“精神胎記”(二)

□ 譚波才 何媛媛


安康的“精神胎記”(二)

尊祖重孝

安康古為“三苗”和“南蠻”之地,拜神靈、敬祖先之風十分濃厚,後又受巴人“忠孝”、楚人“敬祖”和湖廣移民“戀鄉”的影響,使安康人養成牢固的“認祖歸宗、敬祖愛族、視死如生、耕讀傳家”的尊祖重孝思想。

巴人不僅忠君愛國,而且孝敬先祖,其至形成了一套禮儀制度和一種社會風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隋書·地理志》記載:“‘巴蠻’之人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繞屍而歌,以扣弓箭為節,其歌詞說平生之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輓歌也。”

楚人尊崇祖先,奉祀唯謹,為不可突破之底線。他們把先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鬥精神和肇基丹陽、創業荊山、定都郢城等豐功偉績銘記於心,並代代相傳,以先祖精神教育後代。《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記載:“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湖廣移民,一般迫於生計“從窄鄉移到寬鄉”,故土難離,除在當地修宗族祠、祭先祖靈外,還設立會館,以便大家在其內可以操鄉音、敘鄉情、敦鄉誼、敘桑梓。特別是至今在安康境內還現存2000餘座明清時期墓碑樓,每座墓碑均追溯族屬淵源,緬懷先祖恩德;每座碑樓都造型別致,雕刻精美,甚至僭越禮制,崇孝思想無以復加。


安康的“精神胎記”(二)

信巫重祀


受楚人巫祀之風和蜀人神靈思想的影響,以及迭遭兵燹和災害,安康先民不斷尋求生命真諦和精神慰藉,驅鬼降神、參禪悟道、求仙拜佛蔚然成風,後來成為道教的重要策源地和佛教重要的傳播地。《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中,楚分也……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枝柱,與巴蜀俗同。”《華陽國志·漢中志》記載:西城(今安康)“土地險隘,其人半楚,風俗略與荊州、沔中同。”

西漢初期,安康已出現早期道教,並誕生了西城王君等得道仙人,以及道教第三洞天——西城洞天。王莽時期,城固人唐公房在西城任郡吏期間,遇仙人賜神藥,後得道羽化成仙,成為較早有文字記載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東漢時期,“五斗米道”雖誕生蜀郡,但在安康定型和壯大,成為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東晉時期,著名道教理論家葛洪在今丹鳳商山與旬陽仙河一帶修煉。南北朝時期,道教在安康十分活躍,出現了從多神宅仙地、神靈傳說和隱士宗師。唐宋時期,道教與禪宗漸至合流,紫陽真人張伯端等創立了金丹大道之說。明清時期,武當山成為全國最大的皇家道場,一批武當山雲遊道士來安康傳道,大肆在巴山山脈西岱頂、天池山、鯉魚山、鳳凰山等地修建宮觀庵堂,發展龍門、華山、茅山等教派,盛極一時,影響廣泛。

佛教至遲晉代傳入安康,首先在寧陝、石泉、漢陰縣出現。明弘治八年(1495)《重建雲霧山天台寺碑》記載:“雲霧仙山乃寧(陝)、漢(陰)、石(泉)三界之地,歷來古剎,自晉朝法祚祖師創立以來,前輩首士經理補修,創基立業,尚有可觀”。至唐代,安康佛教盛行,形成了雙溪寺、萬春寺、新羅寺、天聖寺 “四大叢林”。其中,至遲永微年間,新羅僧人到安康,並在“興安州西六里” ,即今三橋頭,修建了新羅寺,宋熙寧年間李復為此作詩《新羅寺唐有新羅僧咒草愈疾卵塔今在閒來因題》:“斷石傳遺事,唐年刻永徽。庭荒靈草盡,塔壞禮僧稀。古殿含涼氣,空堂照夕暉。獨來人不問,行聽暮鍾歸。”唐儀鳳二年(677),佛教禪宗高僧懷讓在金州安康出生,先後駐錫萬春寺、新羅寺。懷讓自幼聰慧,雅好讀書,名聞遐邇,被譽為“國之法器”,開創南嶽一系。光緒年間,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受戒於雙溪寺,後在金堂寺書寫戒律。印光法師終生致於佛教振興,居功至偉,弘一大師拜其為師,被譽為"清末民初四大高僧"。

除道、佛二教之外,安康還有許多生產和生活禁忌,特別是生活禁忌最為豐富,從生兒育女、婚喪嫁娶到飲食服務、禮儀舉止,都有一套完整的禁忌鏈環,甚至形成“有病信巫不信醫”之習俗。

總之,安康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導致其人文特徵亦複雜多樣,除上述以外,還有“尚樂好逸”、“精敏鬼黠”、“阿黨鬥訟”、“易怒輕法”、“虛表寡積”等等。它們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因素。作為今日之安康,既要繼承其精華,又要拋棄其糟粕,在不斷淬取和昇華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正能量”和“核心力”。 (完)

安康的“精神胎記”(二)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