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辰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僕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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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需要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為了順利平叛，給予年羹堯極大的權利，說是西北王絲毫不過分。年羹堯勢力的膨脹，引起了雍正的警惕，最終下定決心清理門戶。同樣是門人，李衛和田文鏡就好多了，對於年羹堯的下場，雍正要負一定的責任，但年羹堯也是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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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非要置年羹堯於死地，不是因為雍正刻薄寡恩，很大程度上是年羹堯自己作死。小編不才，理由如下：
1·雍正其實並不刻薄寡恩，而且很是優待那些國之棟樑。
比如雍正對始終支持他的十三弟胤祥，就很是優待。胤祥，在水利、軍事、審案等方面，大有成就。大清共有鐵帽子王12位，而胤祥是雍正時期唯一的一位鐵帽子王。
三朝元老張廷玉對穩定當時大清的社會秩序，起到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他安撫流民，收復民心；他跪請寬限賦稅，給百姓爭取了一段緩衝期。張廷玉作為大清唯一可享太廟的漢臣（雍正遺詔），他不受雍正優待嗎？
受雍正優待的臣子還有好多，比如鄂爾泰、李衛、田文鏡等等。
2·囂張的年羹堯屢次觸碰雍正的底線，以至於落得被賜死的下場。
（1）年羹堯賣官鬻爵，權勢已威脅到君權。
當時關於朝廷上文武官員的任用，作為大將軍的年羹堯很是喜歡插上一腳。一些職位甚至明碼標價，只要是年羹堯推薦的人，兵部一律優先任用。此等權勢，作為皇帝，雍正能不急眼嗎？有句話是這樣子說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
（2）非常時期，年羹堯貪汙受賄，且數量頗大。
康熙末年，大清國庫只有2000多萬兩存銀。雍正初期國庫財政更加緊缺，方方面面都急需白花花的銀兩。因此雍正帝極其厭惡貪汙受賄的臣子，對這些國家蛀蟲懲戒起來也是好不手軟。這時候，年羹堯還不知收斂，繼續頂風作案，斂財達數百萬銀兩之多。年羹堯這時候貪財，不是正好給了雍正帝殺雞儆猴的機會嗎？
3·作威作福的年羹堯得罪了太多人，情商堪憂啊。
年羹堯若贈送東西給下屬官員，下屬收到禮物後還需叩謝跪恩。下屬也是人，好得也算是個官，他們也要面子的呀。額，此操作得罪下屬一波。
年羹堯喜歡把同級官員看作下屬，發個平行公文，還號稱什麼“令諭”。能做到高位的大臣，誰沒有幾分傲氣與脾氣，由得你年羹堯作威作福。
對於雍正身邊的那些宦官和御前侍衛們，年羹堯依然毫不猶豫選擇得罪。年羹堯也不想想他們雖職位卑微，但向雍正帝進言的機會多啊。毋庸置疑，年羹堯愉快地飛奔在得罪人的道路上。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年羹堯的悽慘下場，他自身得負主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