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冠》導演陳可辛:我特別想拍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

《奪冠》導演陳可辛:我特別想拍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

陳可辛


《奪冠》導演陳可辛:我特別想拍的是

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

本刊記者/延章

發於2020.1.13總第932期《中國新聞週刊》


“其實郎平和孟曉駿有點像”


中國新聞週刊:中國女排對於很多內地的人來說,是一個集體記憶。作為一個香港導演,你怎麼去找到這種感覺?


陳可辛:不是說是我的集體記憶,我就能拍得好,也不是說我沒有經歷過那個記憶,我就拍得不好。拍每一部我的電影,都是一個學習與瞭解的過程,我都要做很多功課。電影是一個群體工作,你的團隊會提供很多很多的選擇,導演其實在最後會給出他的判斷跟方向。


不管我今天是拍中國女排,或者是拍阿波羅11登月,還是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課。


中國新聞週刊:其實並不影響?


陳可辛:對,就算我真的是在內地生長,經歷過80年代,到我拍的時候,我還是要做很多功課,是沒分別的。


中國新聞週刊:之前你在拍《中國合夥人》時,孟曉駿有很多你個人的投射,在拍《奪冠》的時候會有這種投射嗎?


陳可辛:其實郎平和孟曉駿有點像,郎平也是出過國再回來,那些經歷我也大概能感覺到,能理解。但並不是說每個電影,你都必須找到一個人,他的經歷是跟你一樣的。很多年輕導演頭幾部電影,會拍比較自傳的東西,但當你成熟了,你應該能夠駕馭不同的題材,在不同的題材裡面去學習,去做資料,去表達或者去重現那個年代的精髓。


我特別想拍的,是我沒經歷過的,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大家覺得那是一個未來充滿希望,充滿可能性的年代。我這十幾年來在內地,聽到很多我這個歲數的朋友們,都在懷念那個年代的中國。我也看了很多照片,也跟很多人聊過天,去重現那個感覺,對我來講是這部戲很有滿足感的地方。


中國新聞週刊:像80年代的中國內地,這個時代會從一個你自己經歷的時代中找到共同點嗎?


陳可辛:80年代的中國,正經歷改革開放,它從一個封閉了很久的環境裡突然開放,那個爆發力比哪裡都強。別的地方的改變都是循序漸進的,但在那個時間點就突然間爆發的那一下,我覺得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有點殊途同歸”


中國新聞週刊:我看到你在拍《李娜》和《奪冠》時,會覺得它們之間很不同。李娜是一個比較叛逆的、很個人主義的這樣的一個人物。中國女排是一個很集體主義的一個故事。當時你是有意選擇這兩種互相對應的題材嗎?


陳可辛:不是刻意的。我一開始覺得這兩個天才,一個是個人主義,一個是集體主義,兩個好像挺極端的,也挺有趣的。但在做的過程裡面,我發覺兩個是有點殊途同歸,個人主義的並沒有那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也並不代表裡面沒有個人主義。


我們看排球是一個團體運動,但是裡面我們選擇了這三個年代的教練,包括袁偉民、陳忠和、郎平,其實每個人都有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包括每一個球隊都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強的炮手,非常強的主攻,當年是郎平,現在是朱婷。當然它必須有團隊才能完成那個任務,但是它也有相對的個人主義色彩在裡面。


那麼回來說李娜,她的自傳就叫《獨自上場》。網球你上場,連跟教練溝通的機會都沒有,兩個小時就是你一個人。但問題是,你有你的教練、你的團隊,也是一個團隊的東西。包括李娜要是沒有國家的體制改革,她也出不來,她也是體制培養出來的,也有很多集體的東西在裡面。


中國新聞週刊:中國以往的體育電影,你去看過嗎?


陳可辛:因為《奪冠》的籌備,看了《沙鷗》,除此之外真的沒看過中國體育電影,中國體育電影其實也不多。對我來講,看《沙鷗》是看那個80年代的狀態,《沙鷗》確實就是在五連冠的第一冠之前沒多久拍的。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為什麼在中國鮮有導演願意拍體育電影?


陳可辛:我不太明白。體育電影在全世界來講,一向都是很好拍的東西。


中國新聞週刊:相比以往的體育電影,《奪冠》有哪些不同和突破?


陳可辛:我沒看過很多其他的體育電影,也很難說跟別人拍的不一樣或者很難說到底有哪些不一樣。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受,在我拍80年代老女排的時候,我們用了素人運動員,對我來講是一個挺大的突破。


她們每個人都有排球夢,來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她們都自帶了一些使命感,也自帶了一些信念感,那個感覺是演員帶不來的。她們不是來演,她們是來體驗她們要是能進中國女排國家隊,她們會怎麼樣生活。


後半部分我們拍國家隊時,感覺就更強。國家隊她們是演自己,你拍她的時候還有一點點偷窺感。我們根據資料,給她們編了臺詞。她們一拿著臺詞,就說我不會這麼說的,我會這麼說這麼說,她們自己改成了她們自己會說的話。到實拍的時候,真的感覺好像有點在偷窺她們的生活。


中國新聞週刊:她們自己說出來肯定是更真實的?


陳可辛:也不一定。當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誰說了什麼,誰有沒有說過什麼事,你永遠求證不了。我們聽了很多版本,根據很多人的回憶和我們的想法,整體做了一個我們的劇本。她們來到的時候,她們又改了一個她們自己的版本。


“哪有那麼容易找到那個公約數”


中國新聞週刊:你最近的幾部片子,“點”都找得特別準。《中國合夥人》上映時,正好提出“中國夢”,馬上後面就是創業浪潮。《親愛的》那會兒,微博打拐特別熱。《奪冠》其實也是這樣,中國女排獲得了好成績,它又是大家的集體記憶。好像你總能找到了一個官方提倡,民間認可的這樣的一個切口?


陳可辛:除了《奪冠》,我是不太同意你講的那些。《中國合夥人》我們拍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中國夢”這句話的。我記得當時準備完那部戲,我送審的時候,英文片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國的美國夢,名字還沒批下來。後來,我記得就有了“中國夢”這個說法,我還說,“你看在中國的美國夢不就是中國夢嗎?”《中國合夥人》我們2012年就拍完了,你可以說上映的時候,正好有中國夢(的語境),但它其實沒法說是我能預料到的。


《奪冠》是非常符合現在國情的一個電影,這是無法否認的。但不是每一部戲都那麼順。當你想順的時候,可能明天又變了。你看《親愛的》之後,我都5年沒上片。《李娜》弄劇本就弄了4年多,其實很難說。


中國新聞週刊:就是說你並沒有去有意識的去尋找一個官方認可,民間也會有市場這樣的一個公約數?


陳可辛:哪有那麼容易找到那個公約數。


中國新聞週刊:你有在找嗎?


陳可辛:第一,你拍東西,你還是要自己喜歡的,你找個公約數,你不喜歡也拍不出。拍戲都是需要有人看的,也得過審才能拍,這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老實講,我是不太懂什麼是主旋律。我只知道電影好看還是不好看,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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