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來了，從美國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結束了十個月的國外生活，或叫它訪問、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著我回來了：創作時固有的生活習慣、生命狀態、生物鐘點。我的早晨是許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氣要在半小時後才會來。長久以來我就是這麼一個地道的笨鳥，除了頭一個飛出林子別無指望。第一件事是關掉電話鈴，到午飯前，無論火警匪警我都是渾然。我在十幾平米的空間踱步，像那種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上班的人，還像一頭心事重重、儘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驢。我極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極怕拾起那支筆，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進了練功房卻極怕換上舞鞋，極怕把腿擱上把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筆，一旦穿上舞鞋，我就會把自己傾榨到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再也掄不動一下腿。
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說，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該寫信了，該洗衣服了，該吃頓像樣的飯了。
同時又懊悔得要命：在鏡子前多站了幾次；晚飯吃掉一小時，因為在會堂與人陷入了一個興奮的話題；本來只看新聞卻順勢看了個挺噁心的電視劇；原想學“託福”結果捧了本英文小說直讀到睡覺。精打細算的一天時間全砸了，這個人貌似勤奮刻苦卻仍是個渾渾噩噩的東西。每時每刻我都對自己有這樣多的不滿，搞得本來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難與自己相處。
有人曾經跑來對我說：你呀，你知道你怎麼回事嗎？”他猶豫著，一面判斷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太想出名！”
“對極了！”我立刻說。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話一下子沒了揭露性。接著我告訴他我從四歲就醉心功名。那時我的母親常帶我去參加一週一度的詩歌會，那是個雲集著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當一個著名詩人上場時氣氛一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的笑都顯得可憐巴巴，每個人明明在捧場卻都含著微量的敵意。當時我想，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起碼比當我父親這樣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為一箇中流名人暗裡追求成功，明裡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大量姿態，向自己和向別人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只夠讓他位居中流。
一個美國青年對我說：“今天我之所以活著，就是因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這些成功的可能性裡包括我被競選為總統。”一個臺灣少婦告訴我：“為了做一個最成功的太太，有時我都累得沒有命了！”一個新加坡華人說：“一個國家的成功是無數個人成功相加起來的。”我很想告訴他們我們始終被教育著去儘量忽略個人成功，但面對著無論是相同人種還是不同人種，我都生怕講不清。
寫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件太偶然的事。編輯馬馬虎虎地約稿，我就嘻嘻哈哈答應了。但我心裡卻是十分當真的。至今我仍對任何編輯的約稿感到受寵若驚，包括那擋毫無誠意的。我所說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這事當真的編輯，他的馬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過都是存心給自己留餘地、留退路。這樣我才認真幹起來。什麼事都是在你不知怎麼幹時幹得特別順手，三個月時間我就完成了《綠血》三十萬字的初稿。這速度快得簡直讓我難為情。
我斷定再甭想從自己腦子裡榨出一個字的時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什麼都涼了，手、腳、血液，包括胸前綁著的大熱水袋。雖然我把日曆、鐘錶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個午飯時間。
錢和時間在這年頭都極不禁花，但錢好歹還能儲蓄。有時我甚至想，失眠就讓它失吧，不必花許多時間跑衛生所，花許多時間說服醫生開給我大劑量的安眠藥。把失眠的時間用來讀書沒準倒讀出個學者來了。但別人不同意，我的親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許這個人在人人皆睡的時間獨她醒著，所以我還是去睡。先是仔細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後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無，大汗淋漓。一次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個通宵，當我硬撐著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痴。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做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當我把長篇小說稿扛到編輯面前時，隻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種種病症，諸如突發性頭痛，它痛得讓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臨盆時的陣痛，痛得真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娩出似的。交稿後，我一連許多天不敢見編輯，我又是失眠又是頭痛地寫掉了偌大一摞稿箋，若不成，我只有自殺去了。幸而它們都成了。之後，有人向我談起我的小說文字之流暢，結構之整體，什麼一氣呵成之類的話時，我就在心裡說：“天曉得！”
我的午飯通常是蘇打餅乾、牛奶，闊的時候吃點水果。不能吃飽，吃個太飽午飯的惡劣後果是個大長午覺。失眠人往往在沒希望睡的時候鬧瞌睡。在美國時有人問我：“我在大陸看見許多辦公室裡放著床，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那多半是午覺設備。他想了一會兒說：“你們什麼時候把床從辦公室搬出去，你們就有希望了。”
我總是在午飯時間打開電話鈴。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電話裡傳出一個怪極了的聲音：“你是女作家嚴歌苓嗎？”
我說是。心想這人有什麼病。他說他是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的，看了《中國日報》上介紹我的文章對我很感興趣，並問我對美國感不感興趣。我說當然。“那麼我們給你一個機會到美國訪問。”
接下去，這個講中國話的美國人問我想見哪些美國作家，我一口氣講出幾個估計都健在的，但心裡想，我想見誰得看誰想見我。等我掛上電話，發現十個手指尖都在打戰。我除了對自己的堅韌自信之外，對我所具奮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自信過。我從不結交朋友，因為我相信自己毫無社交魅力；我喜好穿著，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夠漂亮；我從不把小說推薦給任何人，那是我認為它們全是些辜負我的東西。我沒有自信，因此我遠不能瀟灑地、泰然地對待這樣一個消息的降臨。連續幾天，我激動得什麼也做不了，並且不想與任何人講話。十九歲那年，當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時，也興奮得悶聲不響了好幾日，除了偶然向著一片空虛傻笑一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實實做個舞蹈演員，不再從早到晚穿著一雙骯髒的舞鞋，毫無指望地蹦啊蹦，我瞄準了，或許有另一種成功的可能，一個大的轉折或許就在前面等著我。
直到我到了美國，我想見的大作家們絕大多數都沒見著時，我才進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國和這個國家之間沒有平等可言；在我與他們之間更沒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這次訪問看成自己某種意義、某種程度的成功，實在有些可憐。
我從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個平凡的人。我想我們十多億之眾的國家並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戰國時的大夫們，若三個月閒居，主張和思想不被採納，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來安慰他了，他也就恥於繼續默默無聞地待在這個國家，而是驅車出走，到別國尋求重視。看來追求平凡也並非我們民族世襲的美德。
第三部長篇《雌性的草地》，我寫得極苦，這是個地道的“怪胎”，連修改都很難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寫壞了脾氣、胃口，以及與母親的關係。母親是在我的開導下和父親離婚的，父親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長又頻繁的信來安慰感情上有傷的母親，而這次卻長達三個月我沒給她一封像樣的信。甚至她提出要來看我，也被我硬著心拒絕了。在這部小說裡我為自己設計的難度，使我無力再顧及別的什麼，連去美國的訪問都變得不重要起來，訪問日期被我幾次申請推遲。看見媽媽信上寫：“年輕時，我以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總以為女兒會需要我，實際上，我始終在自作多情。”我為這些詞句流淚，心裡既煩惱又委屈。
當我從國外回來，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有人把這歸結為聰明。我卻說：“聰明是頂靠不住的東西。”我真的這樣想，一個人最優越的素質是頑強、堅韌。只有頑強堅韌將如數報償你所付出的一切：時間，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記得有次我餓極了卻找不出東西吃，就喝兩包板藍根。一時想起韓愈說的“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但願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該；但願有一日無數成功的個體相加成一個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來了。我也想歇下來，不閱讀，不看英語，不做任何正兒八經的思考。想找誰聊聊天，想讓誰用些散淡的話題來按摩一下我緊張得抽了筋的思維。然而我打消了這念頭，因為在我需要別人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別人需要我的時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遠吃苦，但我不可能永遠年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