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導讀: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戰略意圖在於“四個要”:既要二次大統一,又要發展綠色經濟,還要保障經濟效益,更要貫徹協調經濟。

2019年7月2日,中央明確將江蘇蘇州吳江、浙江嘉興嘉善和上海青浦劃定為“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2019年11月1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在上海正式揭牌。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如今,近半年過去了,根據媒體報道,示範區內42項重點工作33個重點項目在推進中,交出了首批制度創新的成果。

不過,社會上對示範區的關注顯然早已沒了熱度。

有觀點認為,目前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主要輻射的是蘇南、浙北地區,對於帶動蘇北、皖北等相對落後地區和浙東等相對獨立發展地區的作用有限,甚至由於區域發展模式差異而對長三角的其他地區沒有示範價值……

這顯然沒有領略一體化示範區的頂層戰略意圖。實際上,一體化示範區著眼點和戰略意義並不僅僅在長三角。

福卡認為,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戰略意圖在於“四個要”:


01

實現二次大統一

站在國家層面,在二次大統一的大背景下,以示範區帶動長三角一體化破局,將驅動中國由分散式發展升級為統一、整體式發展。

改革之初,通過層層放權,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深受壓抑的經濟活力噴薄而出,雖帶來了各地百舸爭流的發展局面,但問題也應運而生,最為典型的便是在財政分權的治理模式以及“GDP錦標賽”的官員考核機制下,形成了地方割據的“諸侯經濟”。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在此制約下,要素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初衷走向其反面,如設置關卡控制外地產品數量、通過工商質檢設置技術壁壘等現象曾屢屢發生,勢必將為全國一盤棋的市場經濟格局帶來不利影響。

短期政績考量不僅讓地方長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帶來的粗放式經濟增長,一哄而上的無序競爭更是讓產能過剩從鋼鐵、煤炭等傳統行業蔓延至新能源車、共享經濟等新興領域。

此外,先天的資源稟賦與後天的“政策關愛”又參差不齊,導致地方差距被迅速拉大,可謂是“城鄉分割尚未消除,城市與城市的割據已然形成”。

就拿長三角來說,單是在江蘇一省,就存在蘇南、蘇中、蘇北的落差,即便近年來蘇北經濟增長不斷提速,但落差始終存在。

2019年,江蘇省中GDP排名第一的蘇州(經濟總量為19235.80億元)是排名最末的宿遷(經濟總量為3099.23億元)的6.2倍!

顯然,不僅地方的“亂”讓中央的“收”成為下一步的調整方向,城市、地區間的馬太效應也意味著當下迫切需要經濟上的二次統一。

在此背景下,各個省市都將整體被置於區域性發展框架中,關注統一的、整體的利益。

以示範區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顯然就是要化解上述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局面,從此前若干個點突擊、突進的格局調整到通過區域內的協同發展兌現整體發展的格局,為中國經濟一體化先行鋪路。


02

發展綠色經濟

眾所周知,示範區已經被定為綠色生態示範功能,為何要加上“綠色生態”這個限定詞?表面看來,綠色生態的獨特定位與吳江、嘉善和青浦的天然基因相契合,可謂因地制宜。

青浦區有21個自然湖泊,朱家角、金澤和練塘三個國家歷史文化名鎮;嘉善擁有55個湖泊和一個西塘古鎮;吳江被稱為“百湖之城”,有320個湖泊,同裡、震澤、黎裡三個古鎮……

示範區水網密佈、地勢低窪的特殊自然稟賦與生態綠色的發展道路不謀而合。

更進一步來看,當前的經濟發展已經切換真理標準,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就是要以綠色環保為前提,這必須是示範區的題中之意。

過去,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真理標準下,中國改革開放後用短短40餘年走完了西方300多年的發展歷程,也因高能耗、高汙染的粗放發展集聚與爆發了西方百年來所有的環境問題,極端天氣、霧霾肆虐等頻繁光顧,工業化、城市化讓經濟陷入“越發展、越汙染”的惡性循環。

《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鑑(2019)》顯示,儘管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在2018年增長4.3%,為2012年以來最高增速。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速為3.9%。2018年,中國佔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34%。中國連續18年成為全球能源增長的最主要來源。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更何況,當下,環保已成緊繃全球的“紅線”,中國如此大的當量早已註定,中國超出環境和資源承受限度的生產與消費,世界無法承受,這也是美國屢屢指責中國“輸出”汙染的緣由所在。

因此,隨著中國逐漸登上世界舞臺中央,切換經濟發展的真理標準,從高速發展轉向從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而示範區要發揮其示範效應,必然要走在前面,切實實現產業的“環保+”和“對傳統行政區劃經濟發展方式的超越”,在淘汰落後產能等“破”與新能源發展等“立”之間尋找發展與環境的新均衡點。


03

保障經濟效益

領導講話中已多次強調,長三角一體化是高質量的一體化,這也是示範區設立的最大價值。

也就是說,示範區依然要在經濟發展中處於戰略高地,不能停留在“意義重大、效益低下”的尷尬位置。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追求GDP總量和速度的衝動和經濟發展質量的要求是相悖的。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要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要肯於犧牲一些經濟效益高、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低的傳統產業,新產業培育期則又面臨著新舊“青黃不接”的難題;而GDP上不去,又難以稱之為高質量發展。

長三角目前正面臨這樣的發展悖論,尤其是上海,經濟增長明顯乏力——增速從2010年的最高點10.3%降至2018年的6.6%,2019年更是回落至6.0%,低於全國增速。

依託造船業、汽車行業等傳統產業所建立的經濟領頭地位已經被動搖,與周邊一些地區的GDP差距也逐步縮小。GDP墊後這既不是龍頭城市應有的“成績”,也無法證明在高質量發展上的先行一步。

從這個意義上看,GDP依然是示範區發展中必須考慮的重大指標。而高質量的GDP勢必要跳出原有的發展模式,主動探索新的產業增長空間。

事實上,示範區也具備一定的轉型條件與空間,不僅有自貿區新片區擴容、設立科創板、試驗註冊制等一些政策利好在“保駕護航”,還有華為研發中心、哈工大智能產業園、啟迪科技園等一批科創型產業代表紮根青浦。

照此勢頭,隨著新技術、新產品在這裡率先被開發應用,新模式、新業態將在這些地區率先孕育,新產業、新就業也將在這些區域率先形成發展,如此,經濟效益的增長自然水到渠成。


04

貫徹協調經濟

在二次統一的邏輯前提下,“協調”是示範區建設的關鍵詞。

畢竟,示範區建設,不是一地一人之事,不能單靠一地的財政和企業投入,而是需要共同投入、共同建設、共同治理。

況且,一體化推進多年,“體制瓶頸”、“條塊分割”的狀態下,同構現象始終是長三角難以擺脫的痼疾。

例如,23個長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別有13個和12個城市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到發展石化和冶金產業。“撿到籃子裡的都是菜”成為各地招商引資的真實寫照。

從改革開放初期各地爭先恐後上馬“五小”企業,到當前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爭奪,無不詮釋了產業日益同構下城市間產業競爭加劇。

雖說區域內發展水平相近、資源稟賦相似,在缺乏統一協調下,很難實現錯位發展,但更為重要的因素在於,制約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壁壘始終存在。

當各地都打著從一體化裡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小算盤”,區域一體化與地方利益衝突時有發生,結果便是看似一團和氣,實則“貌合神離”,更難以發揮出類似於紐約城市群、東京城市群那樣的引領、輻射功能。

鑑此,建立示範區、推動長三角深度一體化必然要打破上述局面,可以說,示範區是在“協調經濟”大背景下的歷史產物。

一來,協調模式首先要解決行政割裂的問題。

示範區內江浙部分為四級政府四級管理體制,上海部分則是城市化地區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非城市化地區三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

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帶動作用小?那是沒領略“四個要”!

在政策供給主體多、發展訴求多樣的現實情況下,打破行政壁壘、實現政治一體化迫在眉睫。具體來講,示範區的三家灶頭(嘉善、吳江、青浦)財政必須一體化,可從土地財政入手率先統一,否則招商引資中的惡性競爭依然難以避免。

此外,行政“破牆”既要對長三角地區的社保、醫保、就業、就學等進行一體化的制度安排,也要保障環保標準及環境治理的一體化,對此,三家政府可共同出資組建社會經濟協調基金,完善社會保障,維護生態和諧。

二則,協調模式更關鍵的在於大市場與大政府的勾兌與重構。

政府由“演員”變“導演”,直接抓規劃、規則、規治,進行前置性的協調工作,例如,三家出資組建產業引導基金,支撐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為此在重構示範區過程中必須強化社會參與,充分調動市場力量,這也是世界上諸多城市群的成功經驗,在市場推動下,逐漸集外貿門戶職能、現代化工業職能、商業金融職能、文化先導職能於一身,成為新技術、新思想的“孵化器”。

由上觀之,示範區的建立絕不是又多了一個開發區或者是自貿的新片區,而是涉及中國政治經濟脫胎換骨的點穴之作。

示範區的佈局一旦成功,不僅對長三角,對全國都將具有可複製性、可推廣性,從而帶動中國經濟實現向高質量發展的“驚險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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