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國，男，土家族，1941年3月生，貴州印江人。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我父親名叫戴恆德，字進修，是戴家長子。據說，我高祖那一輩出過一個秀才，以後都是普通的農耕人家。父親18歲那一年，祖父主持分家，但大家還住在一個屋簷下。戴家老屋是一個三開間的木屋，我們家住東頭，祖父住西頭，中間是堂屋。老屋的閣樓上還住著我的曾祖父，那時我們家是四世同堂。
1974年，父親戴恆德與母親劉承香合影
父親讀過一點私塾，在村裡算是有點見識了。我們家起初是租別人的地種。後來，父親不時挑鹽巴和土布到附近縣城去賣，賺差價。貴州不少偏僻的山鄉鬧土匪，很多小商販都被土匪打劫過，有時只剩一根扁擔和一條短褲逃回來。父親還算幸運，沒遇上過土匪。貴州解放前，辛苦勞作的父親終於置辦了幾塊地，其中有塊地面積稍大些。解放後劃成分，我們家被劃成“中農”，分到兩個籮筐。
我童年生活比較艱辛。初中畢業時，父親將家養的一頭豬賣了，繼續供我讀書。他說過：“娃兒，只要你肯吃苦，能讀書，爹千方百計都會供給你；但如果你自己不能讀，就不要怪我了。”要不是當年父親這麼堅持，我恐怕也讀不成高中了。父親個性剛強，在我印象中，他只流過一次淚，大概是在外面受了點什麼委屈吧。
父親在學業上、勞動上對我們的要求非常嚴格。通常是在晚飯後，他叫我們背書，如果背不出來會扇我們的耳光，甚至把我們推出家門外。5歲時父親就讓我開始下地幹農活。第一次我是光著屁股同大人一起在大田裡插秧。農忙時節，有時天還沒亮，他就把我和哥哥從床上拉起來，跟著他去種地，父子三人要披星戴月幹一兩個小時的農活，天才見亮。夏天要在稻田裡彎腰鋤草，背上往往要被曬得脫一層皮。秋冬季節，我和哥哥要為全家拾柴火。這些鄉村生活的艱辛經歷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品質。
父親喜歡在趕集時喝點兒酒，喝完酒回家有時要發脾氣。我參加工作後有一次回家，勸他少喝點酒，他不愛聽，火氣一下子竄上來說：“老子就要喝，你管得著！”他雖然有時衝我們發脾氣，但在生活上非常關心我們。我小時候身體不太好，他經常天剛矇矇亮就起床為我熬藥，他那忙碌的身形在微曦天光中的剪影，成為我的童年記憶裡最深的印跡。
1972年，戴秉國與母親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我母親名叫劉承香，是一個織布能手，我上學穿的衣服全是母親親手織染縫製的。父母同歲，兩家相隔六、七華里。外公那邊家境比戴家略強一些。據母親回憶，她結婚那一年，紅軍長征路過印江縣，在我們家鄉一帶駐紮了一段時間，路過家門口時還說：老鄉，你們不要害怕！印江是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會師地。1979年印江縣人民政府修建了紅軍會師紀念碑。
母親非常勤快，愛乾淨，做的飯很好吃，舌尖上的童年如親情般濃郁。母親長得很秀氣，裹的小腳，性情溫和，就是不識字，沒啥文化。我的容貌和性格更像母親，哥哥更像父親。在我童年印象中，父母總是從早到晚忙不停。我們晚上上床睡覺了，母親還在織布，父親還在院子裡鍘豬草。而早上我們醒來，他們早起床幹活了。記得我的母親在織布機前擺弄梭子時，經常困得睜不開眼睛，頭也控制不住往下落，像雞啄米一樣。我經常在織機的“嘰嘎”聲中迷迷糊糊進入夢鄉。我也清楚地記得，我上小學六年級每週回家時，媽媽都要在夜裡幫我捉掉衣服上的蝨子，用開水燙洗並在烘籠上烘乾後讓我再穿回學校。
我有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我家男孩多，小時候差點把我過繼給同村的嬸嬸家了。父親雖然同意過繼，但我死活不幹。現在，弟弟妹妹們都先後去世了，只剩哥哥和我。小弟弟一直在老家務農，村裡失火，火勢蔓延，把全村的老屋都燒光了，我家也沒保住。老屋燒掉後，弟弟四處找別人家不要的舊磚，再一塊一塊搬回來，想重新建屋。他可能是太勞累，又喝當地村民自釀的土燒酒，燒壞了胃，得了癌症。我接他到北京治病，還找單位借錢想為他做手術，但大夫說已經晚了，無力迴天，我只好含淚把他送回去。他回老家後，疼痛難忍，悄悄投水自盡，死的時候只有四十歲。後來他的妻子改嫁了，留下的幾個孩子由哥哥、妹妹和我幫助撫養成人。
大弟弟中學畢業後留在鄉下當民辦教師，教書好，人緣也好。他後來得了肺炎，沒等痊癒就上班，結果病情惡化轉成肺結核。父親非常著急，帶他到處看病，最後還是沒救過來。這個弟弟去世後，來了好幾百人為他送葬，都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好人。
大妹妹沒念書，大概是重男輕女的緣故吧。困難時期，糧食很緊張，大妹妹非常孝順父母，總把省下來的一點好東西都留給父母吃，後來患了肝炎，不久轉成肝硬化，去世時才剛過30歲。我當時已在北京工作，回老家時專門來到妹妹墳前，自己一個人大哭了一場。父母還健在，但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都去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啊！
小妹妹好一點，是最近因癌症去世的，去世時58歲。離世前她在縣醫院做護理工作。
哥哥比我年長三歲。新中國成立後，印江縣首次開設初中班，他是首批學生。他本來叫戴秉華，老師給他改名為戴傑，那時比較時興取單名。哥哥初中畢業先是在離家十幾裡的一個村子教書，後參加縣裡的水利工作隊，那時才15歲。後來考進貴陽水利學校。水利學校畢業後，他也想考大學，但當時我也要上大學，家裡供不起兩個大學生，他只好考了一個專科。退休前一直在水電系統做技術工作。
小時候家裡不說電燈，連煤油燈也沒有。晚上唸書就點一盞桐油燈，拿燈草剝皮後，挑出鬆軟的草芯，再浸入一個桐油小碗，然後點上火，真正是燈光如豆啊。說來也怪，雖然光線昏暗，我的眼睛卻沒有近視，直到上大學以後，我的視力才直線下降，可能也有營養不良的原因吧，我讀大學時國家正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我和哥哥唸書後不能幫父母幹農活了，但他們從不抱怨。後來我們工作了，他們生病也儘量不告訴我們，怕給我們添麻煩。有一次，父親患了一場重病，差點兒去世，他也硬是忍著沒講，怕干擾我的公事。自1959年離家求學，我就很少回家探望父母，1974年、1989年分別回去過一次，中間長達15年，我都沒回過家。起初因為沒錢回家，後來又因為工作太忙沒時間回去。好在父母非常開明，非常理解我們的工作性質，從來不抱怨。父母1990年、1991年相繼離世，我都沒能趕回家為他們送終，非常遺憾。父親去世的消息傳到駐匈牙利使館後，我的夫人整整瞞了我一個星期。我總覺得她有事沒告訴我，在我追問之下，她說出了真情。我痛哭一場之後即帶著微笑去參加一場外事活動。外交工作十分特殊，我有很多同事都有類似的情況，忠孝不能兩全，也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
最後一次探親，見到父母蒼老的樣子，我非常吃驚，也想在家多陪陪他們。我在家住了四天，父親要帶我去看看他為自己選好的墓地。我心裡想以後還有機會，就沒去。父母相繼去世後，他們葬在一起。那塊墓地高踞在一個山岬之上，駐足四望，視野非常開闊。我們還在小的時候就知道那塊地方很神奇，即使嚴冬那裡也不會積雪，說不清是什麼原因。父親看中那個地方，可能是怕冷清，覺得躺在那裡會暖和一些吧！
在當年舊校舍的基礎上新修的對馬小學
1952年秋天，我進入離家15裡的板溪完小（即“完全小學”）讀書。那時，小學五年級以上叫高小，四年級以下叫初小；小學設立有五、六年級的叫完小，沒有五、六年級的叫初小。在我們村裡，只有三個人上了三年學，算是初小水平。我記得，當時到完小報名時，我說要上五年級，可那個學校那一年恰好不開五年級的課，就是沒有五年級，只有六年級。如果要上六年級的話，必須通過考試才行。結果我們一共三個人參加考試，只考取了兩個，我是其中之一。
現在回想起來，我能直接進入完小的六年級上學，同我較早讀書認字有很大關係。前些時候，我收拾舊東西時偶然翻到了自己小時候念私塾時用過的課本。這些書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列為“四舊”，要不是我父親冒著風險把它們珍藏起來，早被造反派一把火燒了。父親搶救下來的私塾課本大概有五、六本，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都是線裝本，扉頁現在都變黑了。
看到這些書，不由得想起自己進私塾讀書時的情景。我有一個隔房的叔公以教書為業，他沒有孫子，很喜歡我們兄弟幾個。有一天，叔公要我去上學，我又哭又鬧，就是不願意去。他硬是揪著我的耳朵，把我硬生生地扯進了課堂。
讀私塾時我年齡還小，先生並不給我講解書中的內容，只要求我死記硬背。我讀過的那些書本上有紅色的圈圈點點，書本的末尾還用硃筆寫明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秉國詢通本”。“詢通本”大概就是全背下來的意思吧。在父親收藏下來我讀過的四書裡還夾著我大概9歲時寫的一首小詩：“白雲一點在空中，一走西來一走東。霧雲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滿目融。”也幸虧因為接受了私塾的早期教育，有了一點舊學底子，否則我根本不可能考上高小。
從上小學起，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比較正統的。那時候，也非常重視少年兒童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假期，我們每週都要回校過“少先隊隊日”。我還訂閱了一本《紅領巾》雜誌，經常翻閱。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劉胡蘭》，還有《三千里江山》、《董存瑞》、《黃繼光》等。現已90高齡的我小學六年級的班主任老師回憶起一件小事，說當年我曾經把拾到的三角錢交到了學校。
那時，雖然我們貴州山區的小學和蘇聯、俄語沒什麼直接聯繫，但我生活的那個時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蘇聯的烙印。可以說，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中蘇友好的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從小就受到中蘇友好的教育和薰陶。9歲到18歲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感受到的中蘇友好的社會氛圍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中學時代的戴秉國
上初小時，老師頻繁地組織我們同學到集市上去宣傳，內容大致是：現在解放了，建立新中國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將來，我們中國也會有拖拉機，而且會開到我們鄉下來。我們每家每戶都會過上好日子，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口酒、一口飯、一口肉••••••總之，無限美好。我還清楚地記得，進入高小的那年冬天，下著大雪，學校組織我們高年級同學到山村各家各戶宣傳中蘇友好。雪很大，山路很滑，我們打著赤腳，翻山越嶺，卻一點也沒覺得苦。後來，我還成了學校中蘇友好協會的會員，領取了會員證，胸前別上了中蘇友好紀念章，心裡美滋滋的。上初中時，我還寫過一篇歌頌斯大林的習作，好像是一首詩，句子是排成階梯式的，是馬雅科夫斯基的風格。可以想象得到，當時蘇聯和蘇聯人在中國是多麼受尊敬！中蘇關係有多火！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當時，我正在鎮上姑姑家拉二胡，正拉得起勁的時候，突然闖進來一個區政府的幹部。他非常嚴肅地訓斥我：“都什麼時候了，你還敢拉二胡！知道嗎，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個年代，蘇聯和蘇聯領導人在中國社會備受尊崇，斯大林在中國人眼裡幾乎和神一樣，在斯大林逝世的日子裡擺弄樂器是“極不嚴肅的事、很嚴重的事”。
那時，在我的記憶中美國是什麼呢？就是端著槍穿著高統靴子的美國大兵和穿著條格揹帶褲的大腹便便的華爾街大老闆。
上完小時我11歲，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較艱苦。當時，學校要求每個學生都必須交伙食費，每月4元錢，如果不交就停夥。特別困難的時候，學校也會補助一、兩塊錢，但不是全補。有一次，學校突然給我停夥，我只好餓著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見到母親，我就抱緊她的腿哭了起來。母親趕緊找人借錢，給我交上了伙食費。
初中快畢業時，我面臨讀高中還是讀師範的選擇。我從沒做過長大了要搞外交的夢，就是想當個老師。我的想法是考師範。那時候讀師範不需要花錢，而且上完師範就可以分配工作，早點賺錢養家了。為此，我父親還專門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認為我的年紀太小，他悄悄給我報了高中。後來我順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縣讀。當時，貴州省銅仁地區下轄9個縣，全地區只有3所高中。我們印江縣沒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縣城的中學去讀，而松桃縣離我們家足足有300多華里遠。
2013年3月30日戴秉國回到松桃民族中學母校與同學們親切交談
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讀高中是非常艱苦的。我那時候一個學期只能回一次家。解放初期家鄉有好多地方都沒有官道，更沒通汽車。從學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著光腳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邊找一家店子歇腳。我們那裡是雲貴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跡罕至。山路曲曲彎彎，淨是一些羊腸小道，路旁長著很深的蒿草。一個人在路上走，很長時間都看不到人。那時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我坐汽車回了趟老家，特地從我們村到松桃縣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個多小時。現在是公路了還要花這麼多時間，那時候可連像樣的路都沒有啊！我坐在車裡凝視著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這條路，當年到松桃讀高中歷經3個寒暑、6個學期，一共走了6個來回，加起來將近4000華里！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臉色發白，一身虛汗，同行的幾個同學輪流著揹我走了幾十裡山路。箇中艱辛和挑戰，現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於從小就打赤腳，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腳趾都還是變了形的。
從高中起，課程設置中就有外語，那時就是俄語。不過，當時的俄語教學實在太不規範了，教出的俄語非常蹩腳。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說是從新疆回來的，只是學了一點俄語的皮毛。上課的時候，他經常東拉西扯，講些和俄語無關的東西，很不正規。直到高二的後半學期，學校才調來一位剛從貴陽師範學院畢業的女老師，叫陳婷華，成都人。從那時起，我們的俄語教學才算走上正軌。
高中畢業時要填報大學志願，選專業。我稀裡糊塗地就填報了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記得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願。當時填志願，根本就沒什麼人會幫我們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邊。而且他們是農民，即使在身邊也不可能給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後，我並不覺得自己能夠考上大學，所以剛一考完，我就離開學校回家幹活了。期間，我還因為在地裡鋤草時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結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間勞動再加上痢疾，把我折騰慘了，幾乎忘記了自己還有考大學這回事。
有一天，我在地裡幹活，直起腰來歇口氣，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結果了，就對弟弟說：“你去鎮上趕集的時候，順便幫我看一看有沒有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時候，鄉場上的一切公共服務設施都相當簡陋，鄉郵政所根本不負責投送書信和報紙，誰家如果有信來，就都放進鄉郵政所門外一個敞開的木架子裡面，任由大家隨便撿取。弟弟到鎮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錄取通知書。這也足見當時家鄉的民風淳樸，錄取通知書一直都完好無損地擺在那兒，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當然很興奮。事後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學唯一一個考到外省去讀大學的學生。那時，四川大學是全國少數重點大學之一。但是，難事也隨之而來。要到成都去讀大學，總歸要花些錢，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塊錢，但我們家肯定拿不出這筆錢來。
收到錄取通知書的當夜，我就跑出去四處借錢。家裡人七拼八湊，也只湊了12塊錢。姑父在鎮上的供銷社工作，多少有點收入，給了我幾斤糧票、幾塊錢，但這些遠遠不夠。我又跑到區政府去求助，得到的答覆是：“誰叫你考那麼遠？”
於是，我決定回母校去想想辦法。那時候，我也就十七、八歲，個子不高，膽子也比較小，要一個人趕300多華里的山路回母校，其實挺害怕的。而且，當時我還得了痢疾，身體也相當虛弱。走在路上，只覺得背上的鋪蓋卷越背越重。即使這樣，我第一天還是堅持赤腳步行了120華里，真不知當時是從哪裡來的力氣。有一天半夜起來，跟隨著交公糧的農民還趕了好幾十華里的夜路。抬頭看天上的月亮，人在走，月亮也在走，一切那麼真實，也那麼渺遠。
可沒想到步行三天多趕到學校，校教導主任也是一句話：“為什麼要考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我一聽眼淚“刷”地湧了出來，什麼也沒說，轉身就走了。其實學校那時也窮啊！四十多塊錢，對學校來說也不是一筆小錢。
我後來趕到銅仁專員公署文教局去求助。當時，從松桃到銅仁已通汽車，但我捨不得花車費，繼續光著腳步行，來回又走了300多華里。幸運的是，這一趟沒有白跑，專署文教局補助了我15塊錢。我如獲至寶，但數一數仍然不夠，就給家裡發電報，請家裡無論如何要再弄點兒錢。不知父親和哥哥想了什麼辦法，也給我匯來了些錢。後來，陳婷華老師從同學們那裡聽說了我在四處奔走籌集學費的事，就託人帶了20塊錢給我，當時她也剛工作不久，每月工資也就三十幾塊錢，這筆錢對她不是小數目。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上。陳老師說，後來我把錢寄還給了她。還錢的事我不記得了。陳老師調到了成都工作後，還經常叫我去家裡吃飯，這份難得的師生情誼，我一直十分珍惜。
四處籌錢耗去我好多時間。等錢基本湊夠以後，四川大學已經開學了，於是趕緊往成都趕。那時要從貴州的大山走出來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車，經過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烏江上航行的木船。當時江上跑著兩種船，一種是由老百姓划槳的普通木船，是敞座兒的，行走得很慢，還有一種俗稱“汽划子”，是蒸汽船，跑得比較快。我趕到碼頭的時候很不巧，汽划子剛剛開走，而等下一趟的話需要5到10天，就只好坐木船了。順江而下，坐了足足兩天半的船才到涪陵。烏江從這裡匯入長江，從涪陵登上民生公司的大輪船，溯江而上，開往重慶。那時，自己也就是一個在貴州大山裡長大的山伢子，從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外面世界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那麼新鮮。現在閉目一想，“民生號”輪船在萬里長江上鳴笛前行的情景就在腦海裡清晰地浮現出來。
船一到重慶朝天門碼頭，我就跑到菜園壩車站去買重慶到成都的火車票。成渝鐵路是當時我們西南地區唯一的一條鐵路，當時通車還不到十年。買票要排隊，沒想到正好輪到我時，售票員要關窗口。我急了，趕緊伸手攔住，央求她行個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車室裡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這時，四川大學已經開學9天了，老師和同學們都以為戴秉國不去了。不管怎麼說，雖然一路上曲折艱辛，入學也遲到了，畢竟我走出了大山，“走”進了自己未曾夢想過的大學校園，我的人生由此也開啟了另一扇門扉。
青年時代的戴秉國
四川大學歷史悠久，出過很多名人大家，像朱德、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汝昌、卞之琳、馮友蘭、朱光潛等等。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全國只有七所重點大學，歸教育部直屬，四川大學是整個西南地區唯一的一所綜合性重點大學。外語系是川大最早建立起來的院系之一，我所在的1959級是川大外語系首屆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招了兩個班，每班二十來人。大學生活並不輕鬆，到校第二天就趕上聽寫考試，我只考了2分（滿分是5分），沒及格，心裡很有壓力。走進川大校園，我腳上只有一雙母親親手縫做的布鞋，夏天捨不得穿，怕穿破了冬天就沒得穿了，所以經常打赤腳。身上穿的也是母親自織的土布縫製的衣服。成都的冬天陰冷陰冷的，我挨不住凍，到舊貨店去買過一件棉衣禦寒。班上還有位熱心的同學資助過我一件單衣穿。這種同學情始終難以忘懷。 外語系本來是有蘇聯專家授課的，但是，當我們進學校時，正好趕上中蘇關係轉冷，蘇聯專家都離開了，教我們的都是中國老師，有的是剛從北京分配來的青年教師。不過，那時候我們還跟蘇聯的一些學生保持著“筆友”的通信聯繫，人家還把照片附在信裡寄給我們，可惜後來這些信都弄丟了。實際上，一進大學，我就感覺到中蘇關係有些不對勁兒了。另外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吃到肉越來越不容易了，國家開始進入經濟困難時期。
我永遠都忘不了自己的大學時光。那時候讀大學，像我們這種家庭境遇的學生，國家基本上是可以解決我們吃飯的問題，助學金還能省出一點零花錢，可以用來買字典和學習資料。我那時候很愛讀書，成天揹著個布書包，書包背到哪兒，書就看到哪兒。
1959年之後，國家進入經濟困難時期以後，班上有許多同學吃不飽肚子，有好多同學得了浮腫病，全班只有7個人沒事，我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為我個頭兒小，消耗也少的緣故吧。那時，學校為了防止大家浮腫，發明了一種預防辦法，就是把大夥兒趕進一個很大的“蒸籠”裡面去蒸，下面燻中草藥。困難時期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食堂裡面給同學分飯，這是一項“光榮而神聖的使命”，由同學們輪流做。每盆米飯分給8名同學，怎麼分可有講究啦。總是有人在分飯時把自己那塊切得稍微寬一點，或者下面插得斜一點。那時候糧食太金貴了，多吃一口或者少吃一口，可大不一樣！
這個時期對個人毅力和品格是嚴峻的考驗。也有個別同學餓得實在受不了，乾脆回鄉了。讀大學五年，我只回過一趟家，因為路途花費實在太高了，真是回不起呀。那次我走到自家門外，母親一見我又黃又瘦的樣子就愣住了，幾乎沒認出我來，整個人都脫了相。
那是1962年的暑假。那個時候，農村的生活條件開始好轉。家裡把最好的東西都拿出來給我吃。我在家天天敞開肚子吃，吃了睡，睡了吃，半個月下來，體重竟增加了6公斤！返校時，父親一直把我送到40公里外的思南縣城去坐汽車，他讓我隨身帶了一袋炒好的豌豆，還特別拿了好幾個小玻璃瓶子裝滿雪白的豬油，也帶在身上。這可是了不得的好東西！從學校食堂把熱烘烘的白米飯打回來，拌一小勺兒豬油，再撒點鹽，那是香氣噴鼻啊！現在年輕人都沒有這種經歷，那時候如果有幾瓶豬油，可是解決大問題！
讀大學期間必須參加生產勞動，每學期大概要勞動一個月。特別是夏收時節，我們要到成都郊外的鄉下幫農民割麥子。外語系還組織過勞動競賽，看哪個同學割得最快、最多。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比城裡人更會幹農活。我們那天天不亮就起床，稍微吃點兒東西就下地，中午也不休息，飯直接送到田間地頭，一直要幹到天黑才收工。勞動強度這麼高，沒有一點兒意志力和體力真堅持不下來。我也累得腰和腿都伸不直了。回想起來，也正是因為年輕時候有了這種艱苦的錘鍊，後來再遇到什麼費神費力的事，就感覺不算什麼了。
想一想，當時那麼困難的條件都堅持下來了，今天還有什麼好怕的呢？大學期間，毛主席號召學雷鋒，我們作為大學生，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我們班還編演了一個學雷鋒的俄語話劇。前兩年，我的一位大學同學把我1964年用毛筆抄給他的雷鋒日記的抄件寄給了我，我把它珍藏了起來。內容是：“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於那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
大學時光匆匆而過。四年級要寫學年論文，我翻譯了一篇吉爾吉斯作家艾特馬托夫的文學作品。五年級寫畢業論文，我的論文標題是《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說起來，川大外語系的文學氣息比較濃厚，開設了西方文學史、文學作品選讀、修辭學等課程，我也很感興趣。大學時期，我養成了閱讀《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的文章的習慣，堅持學習每篇社論。《四川日報》的文藝版和國際版每期都看。
2013年3月28日戴秉國回家鄉印江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無論中學、大學和國家機關都很注重培養工農子弟，政治上很信任。那時，全國各個地方都不富裕，我作為從貴州山區走出來的農村孩子，感覺與城裡人的差別也不是很大。然而，今天的情況與以往大不相同，國內重點大學招生，中央國家機關招錄幹部，工農子弟的比例是不是越來越小了？我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時，專門關注過幹部來源和幹部結構問題，曾請主管幹部工作的副部長調查過外交部幹部來源的地區分佈和社會階層情況。我想，這可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
我曾在國務院一次關於教育改革的會上發言說，像清華、北大這些頂尖學府是培育中國政治領袖的地方，生源結構要相對合理，應該代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階層，必須留出一部分名額給西部貧困地區以及出身於工農家庭的寒門子弟。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將來由什麼人來領導和管理，涉及到國家前途和命運。據說，有關部委的領導同志聽了後覺得很有道理，就把我的意見轉給教育部了，現在已經逐步擴大“211高校”招收農村貧困家庭子弟的比例了。
摘自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
來源 | 銅仁微報
編輯 | 伍雲航
編審 | 趙軍 楊正洪
核發 | 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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