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影視劇中，王爺大都俊美邪魅的存在，他們飽讀詩書、武功高絕，在街頭是瀟灑浪蕩的貴公子，在朝堂則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這些王爺和皇帝的關係非常好，經常為皇帝出謀劃策，並且能在國家急需用人的時候充當將才，領軍在戰場上廝殺，令敵人聞風喪膽。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王爺大都沒這麼完美，甚至可以說連萬分之一都達不上，尤其是在和皇帝的關係上面。明朝的王爺便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們通常不住在京城，而是被分封到各地成為藩王，拱衛王室。明朝建立初始，各地藩王還有很大的權力，但是等到朱元璋駕崩，建文帝繼位，明代的削藩之路便開始了。
“藩屏帝室”，朱元璋為維護中央集權，將後代分封各地
明初，朱元璋建立分封制，大封諸王，有其一套政治規劃：首先，出於防禦舊元的考慮，蒙古未肅清，一直對明朝存在著威脅；第二，出於轉移軍事權力的現實需要，將功臣宿將手中的軍權轉移到自己兒子手中，以為後來誅殺功臣做好準備；第三，配合廢除宰相制度，防範權臣把持朝政，故而賦予諸王“清君側”的權力。總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終極意圖。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講明瞭分封乃國家長治久安之計，當以史為鑑，懲宋元孤立之弊。
朱元璋認為，元朝會被推翻是因為失去了各地都有起義，而朝廷無法控制應對，因此他親自率領皇室血脈，為保衛大明江山出力，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他在冊封諸王的冊封文中，對諸子寄予了殷切的政治責任，希望他們
體恤民眾、嚴整軍隊，能夠勤民奉天，謹慎修身，永為國家藩輔。周朝建立分封制，最終導致諸侯並起，王室衰微。朱元璋並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曉明歷史上分封之亂。過去史家對七國之亂的評述，他不以為然，這當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在太子和朱元璋談論到七國之亂時，太子說是根源是七國之過，但朱元璋認為，七國之亂絕非分封制度之弊端導致，更不是七國的過錯。他認為，七國之亂的根源在於天子的薄情寡恩，不能友好地對待各個諸侯國，而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隨意廢除諸侯、削奪諸侯的土地和經濟來源，因此釀成禍事。
朱元璋對自身的自信，讓他給了藩王很大的權力。藩王們不僅擁有軍事大權，還地方政治上也享有很大的獨立權。但是為了以防萬一，朱元璋還是會時不時對自家孩子們進行一些勸誡，讓他們牢記自己藩王的身份，不要想著謀權篡位。
比如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主持編纂了《昭鑑錄》。在這本書中，朱元璋對被分封的諸王提出告誡，希望他們既不要像趙伯魯一樣不堪重任，也不要學劉安過猶不及。趙伯魯是春秋時期晉國趙氏領袖趙簡子之長子，資質平庸，連其父趙簡子賜予的訓誡竹簡都弄丟了，因此不堪繼承父業；淮南王劉安，其人才思敏捷，賓客群集，引起漢武帝忌憚，後漢武帝以“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劉安被迫自殺。
為了讓諸王更好的發揮拱衛王室的作用，朱元璋還十分重視培養諸王的軍事才能，經常派遣諸王到各地出兵練武。比如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個月，即命漢、衛、谷、慶、寧、岷六王往臨清訓練軍士。
朱元璋認為帝王之子必須具備軍事能力，而對舞文弄墨不屑一顧。
以靖難之役為界，明代藩王權力從盛極一時到一落千丈
洪武一朝，朱元璋頻繁修訂“祖訓”，通過家法的形式，對諸王權力進行了明確規定，為了防止諸王尾大不掉，雖然《皇明祖訓》增添許多限制諸王司法權和行政權的條文 ，但僅是為皇權穩固對分封制度做的一種調整，分封制度作為朱元璋的一項政治設計從未有變，直至洪武末年，諸王仍然活躍在各種軍事和行政事務中。朱元璋去世後，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如何控制叔父諸王，成為他要解決的第一要務。
朱允炆削藩即是從禁止諸王節制諸司權力開始。建文元年春二月，建文帝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但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尚未完全展開，燕王興兵靖難。這場持續四年的戰爭，原本是針對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其結局卻是削藩政策在成祖手上的繼續深化和基本落實。
朱棣篡奪皇位後，一邊擺出親和大度的姿態，將建文帝所廢諸王盡數復爵，大行賞賜；一邊逐步頒行各項限制諸王權力的敕諭。據《明實錄》記載，最早限制諸王行政權力的敕諭是在永樂元年四月，發端於王府修造問題。永樂元年四月，代王朱桂“擅興土木，疲勞軍民”，朱棣以此為由下令所司：“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許擅役一軍一民，及斂一錢一物，聽從者有罰。”規定王府今後凡有事關涉地方有司，
皆需奉有朝命，否則不得役使地方。
這條規定一方面防止了諸王在封地大興建造，騷擾百姓；更重要的是，禁止王府幹涉地方行政事務，削奪諸王節制地方諸司的權力，改變了洪武朝以來藩王的節制諸司的權力，被視為是藩禁政策的開端。當然，禁止諸王勞役諸司的規定頒佈後，其效果並非立竿見影 ，諸王命令有司修造的事情還時有發生。朱棣得知後，皆賜敕訓誡，以保證這項規定的貫徹實施。永樂元年五月，晉王朱濟熺令有司每二十里設火燎，並修治橋樑和道路等。朱棣聽聞後甚是不樂，下詔戒諭晉王朱濟熺，並再次頒佈一條新的藩禁政策，令諸司不得聽命諸王。
這項詔令對王府與地方諸司的事務做了明確劃分，規定諸司事務，有關王府者可奏請親王，其他不幹王府者，俱不許啟請；若王府有事，諸司要上奏朝廷，不得聽命於諸王。這條詔令是對永樂元年四月詔令的進一步深化，將不得干涉有司的事務，從修造事務擴展為全部王府事務。這樣，諸王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可能節制諸司的權力。
隨著諸王節制諸司權力的完全喪失，朱棣又進一步控制藩王在封地內的其他行事權力，最終藩王的權力範圍被侷限於王府之內。為了徹底削奪諸王在封地的行事權力，將諸王權力嚴格限定在王府之內，一些王府事務開始逐漸被交由諸司處理。永樂四年正月，周王朱橚請求親自帶三千護衛，入皂君山搜捕逃亡軍士，朱棣卻制止周王親自追捕，下令有司遣官代為追捕，表明朝廷對藩王的管制愈加嚴格。
另外，朱元璋大行分封的目的本是藩屏帝室，故諸王坐鎮邊邑，抵禦外番責無旁貸。在洪武一朝，諸王對明朝的作用最主要表現在與外番的軍事鬥爭上。而到了成祖之時，他禁止諸王與外藩交往，肅王朱楧亦因曾接受別失八里哈密進獻布匹和馬匹而受到朱棣戒諭。
被捆縛的政治意識：在現實中被束縛的藩王只能在詩文中尋求精神慰藉
靖難之前，諸王作為朱元璋政治設計藍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參與到各項國家事務中，特別是軍事，藩王權力可謂盛極一時。靖難之後，隨著藩禁政策不斷出臺，藩王權力一落千丈，終於形成宗藩在政治上極為孱弱的基本狀態。至此，藩王成為明代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衣租食祿不事四民之業，徒有封爵不問國之政務。
但明代藩王的實際政治際遇與他們真實的政治態度並不能同一而論。藩王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加之身份特殊，他們的政治抱負必然不會隨著政治參與途徑的中斷而蕩然無存。從他們的詩作，可以捕捉到政治意識在這一群體的精神世界中或隱或顯地存在。
周憲王朱有燉有數首描寫王昭君的詩作，他借王昭君的典故來抒發自己的不得志：“自信花顏獨佔春，那知漂泊委胡塵。”昭君之美，無人可及，她本應留在“深宮”，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不得不“漂泊胡塵”。作者似是為王昭君鳴不平，
實則隱晦地表達自己有才而不被用事的憤懣。朱元璋玄孫、簡王朱模曾孫沈安王朱詮鉌也曾在《春日寫懷》一詩中寫到“獨抱魚龍志，難逢際遇時”，自言有魚龍之志，卻生不逢時，抱負難以施展。
結語
在洪武一朝，明代藩王是整個國家的重要力量，既能攘外也能安內。建文帝時，由於朱允炆本身是諸王的後輩，因此被藩王們頗為忌憚，開始了削藩。
而明成祖朱棣本就是藩王出身，明白藩王權力過大的後果，因此更加積極地推進削藩進程，最終導致明朝藩王們成了政治上的“棄物”，有王爵之名卻無王爵之實。
參考文獻：
《明實錄》
《皇明典禮志》
《國朝典匯》
《明會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