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睛】人這一生，總有些事情必須要去做，總有一些人值得你去做。
“在湖北黃岡戰疫55天，我們帶著責任而去，不負使命而歸。這次我能回到湖北與眾多同行及家鄉人民共同戰疫，值得我用一生去銘記。”4月28日，湖南省邵陽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張朋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的一個開場白。
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隨著張朋飛不斷還原此次逆行執甲的諸多感人場景，我終於明白，他所說的“銘記”，不僅來自於一位執業醫師“懸壺濟世”的情懷，也有作為一名基層政協委員的使命和擔當，更有對生他養他的家鄉父老及荊楚大地的一份深情與厚愛……
回鄉戰‘疫’ 我瞞著同在湖北的父母
“我是湖北孝感人，在武漢讀的大學。武漢這座城市給了我太多美好的回憶。”記者瞭解到，2007年大學畢業後，朋飛就和妻子一道到湖南邵陽工作並結婚生子，至今已有13個年頭，湖南邵陽，是他的第二家鄉。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從新聞中得知了家鄉湖北正成為此次疫情的重災區，也從大學同學微信群瞭解到當時武漢疫情的嚴峻形勢。”朋飛告訴記者，“作為一名湖北人，作為一名呼吸科醫生，我多希望能發揮自己專長，回到家鄉抗‘疫’一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月27日，大年初三。隨著湖南醫護屆緊急馳援湖北抗‘疫’徵集令的再度發出，邵陽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積極響應號召並決定成立由3名醫生、1名院感人員、8名護士組成的團隊馳援湖北。朋飛毫不猶豫遞交了申請，並遂願成為其中一員。
“我是瞞著同在湖北的父母回湖北的。”朋飛告訴記者，2019年12月底，朋飛親妹家有喜事，他媽媽帶著他的小兒子去到了湖北老家，疫情發生後他們暫時不能返回邵陽。“我只能與妻子約好，不要將我去家鄉湖北支援的事情告訴正在湖北的父母和其他親友，免得他們擔心。”
而實際上，當湖南衛視在長沙火車站採訪並播出這批逆行執甲者們時，朋飛帶著口罩的面容還是被他在湖南的親友認了出來。“我不得不叮囑他們不要將消息透露給我爸媽。”
“1月28日（大年初四）晚23時左右，我們到達黃岡。”朋飛仔細回憶。經過3天的緊張培訓後，1月31日晚，醫療隊開始正式接手黃岡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南一西六病區110張病床。
“2月1日，我第一天上班，接受黃岡本地醫務人員的培訓，熟悉病例系統的操作以及書寫各項紀錄。接班的時候病房裡已入住了50餘名患者，從清潔區穿好防護裝備走入隔離病房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我的心在那一剎那還是揪了起來：一下子就來了10多個病人，還有很多病人正從其他院區準備轉過來；醫生不停的拿著對講機向病房外面交代著病人情況；有護士穿著厚重的防護服奔跑著，氣喘吁吁；有患者給親人打電話報平安，還有120緊急送來危重症患者……我知道，我在家鄉湖北的戰鬥開始了。”
雖然這一切都已成了過去，但回憶至此，朋飛仍心潮澎湃。
“我是8：30進入的隔離病房，到我從病房出來時已經是下午15時30分，等我處理完病例已經到了16時，本來時14時下班的，硬時拖到了這個時候。在這七個小時裡，在聽不清、看不見、全身溼透的情況下詢問病史、查房，將新病人的信息寫好，貼在隔離病房的玻璃上；查房處理老病人；不斷地回覆病人關於自身病情的詢問；甚至在沒有鈴的情況下，替病人叫護士換藥；以至於後來，當護士們累的走不動了，我們還得幫她們換藥……”
朋飛話至此處，扭頭避開了我的目光。我明白，他是不想讓我看到他溼潤的眼神。整整七個小時戴著N95口罩，穿著防護服，沒有吃喝也沒有上廁所，抗‘疫’一線醫護人員的苦與累，只有切身體會過的人才能真正感覺得到……
雖難雖累 但心中一直溫暖
“第一次到隔離病房開展工作時很緊張，雖然經過多次反覆練習，但挑戰還是不少。穿隔離衣、防護服、戴護目鏡，確定全身包裹其中、沒有問題後，才進入隔離病房。由於隔離服、防護服不透氣，不到一會，就覺得呼吸困難，衣服溼透了、護目鏡起霧了，視野變小了，聽力也明顯下降了。”彼此閉目沉默了幾分鐘後，朋飛再次拉開了話匣子。
“詢問患者病史的時候，需要很大聲；而且一些患者說的是黃岡方言，不容易聽懂，我只能反覆詢問。走路不能太快，怕防護服扯動使面部皮膚裸露在外。記錄患者病情時，戴著手套也遠不如平時靈活。”朋飛告訴記者，抗‘疫’一線的特殊性，他們的工作效率不及平時的五分之一。
“工作期間的吃和睡，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朋飛告訴記者，吃飯是唯一需要取下口罩的時候，雖說是在清潔區，但是取下口罩意味著可能存在感染風險。相關的新聞報道所採集的抗‘疫’一線圖片和視頻顯示，廣大醫護人員值夜班的時候，疲憊時只能坐著休息或靠著椅子打會盹。“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呼吸困難、腰痠背痛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夜裡特別冷，讓人覺得特別漫長。”
“但我的心卻一直溫暖著，有為家鄉湖北戰鬥的情愫，也有黃岡醫護人員和患者給予的感動。”朋飛侃侃而談，“我記得剛到黃岡時，防護物資還比較缺乏，但當地醫護人員省出隔離衣給我們用；當我們的護士戴著雙層手套打針不方便時，患者會輕輕地說：別急，慢慢來……”
每位患者都是親人 我不會忘記
“在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我對兩名病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是9歲的男孩小小（化名）。小小是2月5日進的醫院。很懂事，在病房裡從不吵鬧。每次我們去查房，他都用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看著我們，詢問他病情時也回答得有條不紊。懂事的他，不僅讓我們醫護人員很心疼，同一病房的其他患者也比較照顧他。住院期間，小小都會關心地問他爺爺的情況。原來他的爺爺、奶奶都確診為新冠肺炎，爺爺發熱、咳嗽症狀明顯，一度病情危急。”朋飛告訴記者。
經過了解得知，小小的爸爸是一名警察，一直堅守在一線；他的媽媽是一名護士，同樣奮戰在抗疫前線。
“小小的爸爸後來加了我的微信，每天都會發信息詢問家人的情況。每當此時，這個堅強和幸福的家庭，都會讓我心潮起伏，有感動，也有敬佩！最讓我開心的是，經過精細調整診療方案和醫護人員的努力，小小的爺爺、奶奶病情逐漸穩定，後來治癒出院了。小小經過治療，他在我們病房住了10天后也治癒出院了。”
“還有一位老人，由於基礎疾病較多，覺得自己抗不過去了，拒絕吃東西、輸液，並寫好了遺囑藏在床頭櫃裡。”朋飛說，他和同事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醫者仁心，朋飛和他的同事們於是從病房外給老人帶了新鮮水果、營養品，輪流勸他吃飯，並聯系家屬每天給他打電話，鼓勵他好好配合治療、要好好活下去。漸漸地，老人同意吃飯，並積極配合治療，病情也逐漸好轉。
“後來，老人快要出院時，他拿出遺囑給我們醫生看，然後撕掉了，轉而為我們寫了封感謝信。我們便把感謝信貼在走廊的牆上，告訴住院患者這封信背後的故事，鼓勵他們樹立信心，戰勝病魔。再後來，牆上的感謝信逐漸多了起來，都是一些感謝和祝福的話語。”故事講到這兒，朋飛爽朗的笑了，語氣中並帶著孩子般受獎的天真味。
“還有很多的故事讓我們感動過也讓我們揪心過。”朋飛告訴記者，“3月17日，我們負責的病區患者即將清零。那晚，我值了在黃岡的最後一個夜班，一份一份整理好病例，我就像在完成一個莊嚴的儀式。第二天早上，我和另外一名醫生到病房裡一一詢問患者的情況，並叮囑今後的注意事項，向他們道別。當最後我們整理了病房，望著整潔、乾淨、空蕩的病房，我生髮了很多感慨：從剛來時的緊張不安，到取得階段性的勝利，所有的努力都值得啊。”
“回湖南那天，在道路兩旁送別的黃岡人民，讓我數度落淚！太多太多的人了，那場景，那畫面……大家雖然都戴著口罩，但我能感受到那種熱情。小小和家人也來送我了，但是現場人太多了，我無法找到到他們，後來是在微信上看到他們拍的我們大巴車離開的鏡頭才知道……”朋飛再度哽咽。
“在黃岡的55天裡，沒有一天睡過好覺，沒有一天不是在單調、緊張中度過。”固定的狹小的活動範圍，出了房門就必須戴口罩，到處貼的消毒的警示，所有的一切都提示必須小心謹慎。
“我也常常回想在黃岡的55天裡，掛念那些我們曾經救治過的患者，我都還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朋飛告訴記者，在黃岡的55天裡，雖然緊瞞近在咫尺的父母已回湖北老家馳援戰‘疫’，但其父母似乎有所覺察，數次詢問朋飛是不是回湖北來了，他想說是，但是話到了嘴邊，又咽了回去。
“在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的住院患者即將清零前夕，我終於忍不住和父母接通了視頻。視頻裡，父母說其實早就猜到了，也是怕我工作分心，不敢一直追問我，但作為父母，為我感到自豪，同時又為我擔心，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平平安安的啊？”
“白衣執甲，逆行‘疫’區，需要的不僅只有一腔熱血。”採訪即將結束時，記者委婉地提了一個最實質的問題。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在回湖北的時候，我就將我所有的密碼告訴了我的妻子，也做好了萬一感染甚至犧牲的準備。我是湖北人，是一個執業醫師，也是一名政協委員。人這一生，總有些事情必須要去做，總有一些人值得你去做。”朋飛如是說。
（劉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