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隱VS反隱:古代統治者為何有兩種極端態度?仁君人設不香嗎

我國曆史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便是太平盛世

,因為沒有戰爭,所以武將比較閒,這便成了文官做主的一個階段,也是文官互相傾軋,朝堂紛爭比較嚴重的一個時期;第二種便是戰亂紛爭,這個時期武將各展才能,文官明哲保身,百姓也處於水火。

尊隱VS反隱:古代統治者為何有兩種極端態度?仁君人設不香嗎

但是無論哪個時期,總有著那麼一群人,或者厭倦了廟堂生活,或者是為了躲避戰亂,便居住在偏僻野地,過著與世隔絕,星月為伴,魚蝦為友的生活,這便是隱士。

有一句話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隱士雖然歸隱,但是還是受到了統治者的管轄,那麼統治者對這群社會的特殊階層持有什麼態度呢?又是什麼原因呢?

一、 “處江湖之遠”的隱士是否影響到了統治者?

1.隱士大多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會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隱士的具體含義便是“隱居不仕”,《南史·隱逸》有著具體的闡釋: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所以“隱士”首要條件便是知識分子,可以做官但是不想做的才有資格被稱為“隱士”。

比如孔子的弟子顏回便是很好的代表,按理來說孔聖人的徒弟而且是十分傑出的徒弟應該是很多國家搶手的人才,但是顏回無意為官,一直過著歸隱貧窮的生活,

《莊子·讓王》中有著顏回回答孔子不願出仕所闡釋的原因:“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再者就是陶淵明,以陶淵明的才能他本身是可以做官的,他也曾經做過官,但是官場的黑暗讓陶淵明喪失了做官的興趣。《晉書·陶潛傳》中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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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這些隱士都是有才能的人,在圖書文字還不那麼普及的古代,“知識分子”總會有著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2.隱士的“社會影響力”讓他們進入到了統治者的視線

人從出現開始便是群居的動物,所以說隱士雖然隱居,但是他的生存一定脫離不了現實社會,再加上儒家思想深深刻鐫刻在了國人的骨子裡面,尤其是在古代,儒家的地位更是尊崇.

所以說這群居住在荒野山林的“知識分子”總會受到人們的尊敬,代表他們思想感情的詩詞歌賦也會被人們所傳閱,這就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古代,統治者們為了保證自己的統治,對於那些有影響力的人自然會格外的關注,而這“處江湖之遠”卻有著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隱士們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居廟堂之高”的統治者們的視線.

那麼統治者們就會拿出一定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讓他們知道雖然他們隱居山林,

但是還是受到自己的管轄的。總的來說統治者們對待隱士的態度有兩種:“遵隱”和“反隱”。

二、我國文化氣息濃厚的歷史讓“遵隱”成為主流

1.“遵隱”是傳統,帝王也得遵守

我國自古以來便是以武立國,以文治國,所以隱士這群文化人自然就受到了統治者的尊敬。根據古代的歷史或者是神話傳說,我國古代的帝王比如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十分尊敬隱士的,而且他們希望隱士可以為他們所用.

即使受到了拒絕也是很大度的允許他們繼續隱居,甚至在禪讓制還存在的時候,堯曾想吧天下禪讓給許由、子州支父等德高望重的隱士,舜也曾試圖讓位給子州支伯等隱士,所以說“遵隱”是從上古時期所留下來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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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所寫的正史中,專門為隱士立傳的史書就多達十九種,並且連伯夷、叔齊當中責難周武王,周黨、嚴光拒絕漢光武帝劉秀這種有損於“皇家顏面”的故事都有記載,由此可見,“遵隱”這種傳統可以說是流傳甚廣而且影響深遠的。

2.統治者“遵隱”的同時會樹立自己良好的形象

並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如同上古聖王那樣仁愛寬厚、沒有明確目的來尊重隱士的,他們需要用“遵隱”這件事情來標榜自己重視文化、寬厚仁慈,求賢若渴的形象,來讓天下有才能的人來投奔做官,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新唐書·隱逸傳》、《舊唐書·隱逸傳》、《遼史·卓行傳》、《宋史·隱逸傳》等一些很重要的史書中都有著帝王尊敬隱士與隱士相談甚歡的記載,尤其是重文輕武的宋朝記載最多,這些帝王並不僅僅是受到歷史傳統的影響,更多的還是來樹立統治者本身重視人才的形象,來推行自己一些統治天下的政策。

但是無論是真正的“遵隱”也好,或者是通過“遵隱”來達到自己的一些統治目的也罷,統治者的“遵隱”行為讓隱士文化得以保全,也讓一些優秀的隱士所著的文章得以流傳,所以說,“遵隱”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文化做出了貢獻。

三、“反隱”與“遵隱”是鏡子的兩面,故而“反隱”的呼聲一直存在。

1.有人支持歸隱,自然就會有人反對“歸隱”

隱士隱逸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尤其是老莊思想的影響,老莊思想提倡天性自然,不被外物所拖累,無為而治釋放天性等,這些觀念在道家名著《老子》《莊子》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和道家思想觀念不相違背的儒家聖人如孔子、孟子也是支持隱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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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代,有支持便會有反對,法家便是“反隱”的中流砥柱

早在先秦時期,儒家的荀子就提出了“反隱”的觀點,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就諷刺了當時隱士進行了十分激烈的抨擊,而作為荀子的學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對“反隱”表現得更加激烈,《韓非子》中有過記載: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以讓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韓非子認為這些隱士都是無益之臣,應當驅逐,不應該再去求他們重新出仕做官.

而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韓非子虛構了齊國東海上兩個隱士狂矞、華士,認為他們是狂妄自大,沽名釣譽之輩。所以說,百家爭鳴的盛況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出來“反隱”的呼聲。

2.隱士孤傲清高的姿態終究不是臣民對待統治者的態度

歷史上很多著名的隱士有著極其出色的才能,而統治者們求賢若渴。所以希望這些擁有才能的隱士出來為他們的統治出謀劃策,來鞏固他們的統治.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帝王都像劉備一樣三顧茅廬,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的,再加上有些隱士恃才傲物,對統治者的招募不聞不問,甚至出言加以諷刺斥責,這就讓統治者感覺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

根據《後漢書·逸民列傳》中記載,當時十分著名的隱士周黨受到了漢光武帝劉秀的召見,態度十分不恭敬,當時一位叫做範升的官員就上書光武帝“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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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採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三國時期也有位叫做禰衡的隱士太過狂妄而被殺。

到了明朝,朱元璋為了加強自己統治權威,奴化民眾,就對拒絕統治者徵召,拒絕做官的人採取了十分嚴厲的刑罰,“反隱”思想達到了頂峰,根據《明史·刑法志一》記載,朱元璋在洪武年間親自制定了叫做《大誥》的十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至抄劄。”而根據《明史·刑法志二》中記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召不仕,皆誅而籍其家。”

隱士們對於統治者不聞不問,徵召不往甚至出言諷刺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說可以是對封建集權的挑戰,終究是不能被統治者所接受的,所以“反隱”也就是自然而然地事情了。

3.有些假隱士居山林但管世事的行為也會引起統治者的不滿

並不是所有的隱士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愛田園間的,他們其中有些人對統治者玩起了欲擒故縱的把戲,假借歸隱來達到自己的一些目的。

比如明代的陳繼儒雖然明面上是歸隱山林,但是卻和官場交往十分密切,所以就有人嘲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再比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雖然隱居山中,但是朝中一旦有了大事還是向他請教,所以陶弘景就被稱為“山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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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唐代盧藏用也是如此,根據《大唐新語·隱逸》記載“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類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這些又想故作清高擺弄姿態又想入世做官升官發財的醜陋姿態終究會引起統治者的不滿。

更有甚者,比如說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原先是明朝十分著名的學者,他們假借“隱居”之名讓清王朝放鬆對他們的警惕之心,實際上是在籌備反清復明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了清王朝的統治,既然威脅到了統治者的地位,那麼統治者“反隱”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其實無論統治者是持著“遵隱”還是“反隱”的態度,他們最為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否更好的掌控天下,“遵隱”的統治者是希望自己尊重隱士的態度可以感化一些有著治國才能的隱士放棄歸隱來輔佐自己,這是屬於用溫和的統治手段來對付隱士這一特殊群體.

讓他們不至於威脅到自己的權威,來樹立自己一個仁慈寬厚,尊重讀書人的形象;而“反隱”的統治者其實也同樣如此,只不過做法不同,他們希望這些有才能的隱士能為自己所用,

還要樹立一個絕對強硬、絕對權威的統治形象.

所以對於那些不服從控制的隱士便採取了“反隱”的措施。所以說,無論是“遵隱”還是“反隱”,就只是是統治者用來統治天下的一個手段罷了。

參考文獻:

《南史》

《晉書》

《莊子》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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