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諸侯混戰，最後留下來的是曹丕的魏國、劉備的蜀國、孫權的吳國。三個國家中最先滅亡的是蜀漢，然而從皇權來看，最先滅亡的應當是魏國。
第一步：高平陵之變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病死，死前將少帝曹芳託付給司馬奕與大將軍曹爽，以宗室與世家相互牽制而平衡朝政。曹爽重用何晏、鄧颺等親信，掌握朝中大權；隨即加封司馬懿為太傅，明升暗降，架空了司馬懿的權力。之後又任命曹羲和曹訓為中領軍及武衛將軍，曹爽集團於是完全掌握宮中禁軍。司馬懿則一邊稱病不出，一邊暗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老三國司馬懿劇照
公元249年，少帝曹芳帶著曹氏宗族以及親信前往祭拜明帝。司馬懿帶兵封鎖城池，上奏訴說曹爽的罪行，並派人讓曹爽投降，發誓善待。曹爽的智囊桓範勸諫曹爽帶著天子以令四方士卒勤王，曹爽不聽，向司馬懿投降，被司馬懿盡誅三族。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消除了由曹爽領導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勢力，曹魏宗室的權力日漸衰弱，司馬家逐漸掌控朝政，向篡奪曹魏政權的目標前進。
第二步：曹髦之死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的勢力在朝中日漸強盛，為了掌握地方大權，司馬氏先後平定了王凌之叛（公元251年）、毋丘儉之叛（公元255年）、諸葛誕之叛（公元258年）。至此，魏國皇室在地方上的勢力被司馬氏全部剪除。平定諸葛誕之叛後，司馬氏的家主司馬昭被魏帝曹髦封為“晉公”，加九錫，進位丞相，一如當年的曹操，雖然司馬昭多番推辭，然而其野心已經完全暴露出來。
魏帝曹髦“性剛烈”，對司馬昭的冊封並非本意，面對權勢滔天的司馬昭，曹髦並不想像漢獻帝那樣坐等被廢。公元260年，曹髦召見王沈、王經、王業三人，向他們說出了自己不甘心坐以待斃的想法，以及著名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這三人並不是完全忠心於曹髦，其中王沈、王業更是傾向於司馬昭，他們一方面安撫曹髦，勸他謹慎行事，不要莽撞；另一方面剛離開宮殿就向司馬昭報告了此事。這表明魏國朝廷上上下下、從內到外已完全是司馬昭的天下了，曹髦能夠指揮的也就只剩下他的內侍以及護衛。
曹髦率領著內侍護衛數百人殺向司馬家族，賈充帶領數千兵馬與曹髦對峙，最終在賈充的示意下，成濟弒殺了魏帝曹髦，曹髦死時還不到二十歲。
魏高貴鄉公曹髦
對曹魏來講，曹髦一死，曹魏崩塌了，再也沒有翻盤的機會。三國史學者盧弼為此評價道：“高貴鄉公若韜光養晦，或免於毒手，乃遠慕少康，鋒芒未斂，禍變及身，惜哉高貴鄉”。是的，如果曹髦在韜光養晦幾年說不定還有轉機，可惜其意氣用事，終究死於刀劍之下。對司馬氏來說，曹髦的死給司馬昭帶來了極大的輿論壓力，在古時候弒君是大罪，司馬昭不得不殺掉了成濟來平息輿論，這樣一來，司馬氏篡國的進程不得不緩慢下來。
第三步：滅蜀之戰
曹髦死後，曹奐即位是為魏元帝。司馬昭為了減小輿論壓力，開始籌措伐蜀之戰，想用功績抵消罵名。
最終司馬昭選定了鍾會以及鄧艾兩人為伐蜀總帥，其中鍾會是主力，而久經戰陣的鄧艾則是一支偏師。滅蜀之戰很成功，公元263年，鄧艾軍圍住成都，後主劉禪出城投降。
面對滅蜀之戰的勝利，司馬昭加快了代魏的步伐。他在263年被封為晉公，264年又被封為晉王，也是這一年，司馬昭追封祖廟，追封司馬懿為宣王、司馬師為景王。
滅蜀之戰與其說是一場軍事戰爭不如說是一場政治戰爭，這場戰爭極大加深了司馬昭在國內的威望，弒君的負面影響因此被去除。這場戰爭過後，曹魏已經成為了一顆熟透的果子，隨時等待著司馬昭來摘取，距離司馬昭改朝換代似乎只剩一步之遙。
晉武帝司馬炎
然而司馬昭的運氣似乎並不太好，265年，司馬昭病死。他的兒子晉武帝司馬炎接受了魏元帝曹奐的禪讓，建立了晉朝，史稱“西晉”。
結語
魏國的滅亡是註定的。在曹操時代，曹操就覺得司馬懿有“狼顧”之相。在曹操、曹丕、曹睿時期尚且能夠壓制住司馬懿；然而其後的齊王曹芳年幼，曹爽又無才能，大權在高平陵之變中被司馬家族奪取，是司馬家族代魏的開端；即位的曹髦雖然“性剛烈，類太祖”但畢竟年輕氣盛，不知韜光養晦，魯莽行事，終究死於刀劍之下，曹髦的死標誌著魏國上下已完全被司馬家族控制，再無翻身的可能；元帝曹奐時期，皇室已無權力，司馬家族進行滅蜀之戰，威望大為加強，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兩年後成功上位，篡取了魏國的正統，建立了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