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离骚》有感
——兼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进与退
武抒祖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一）
屈原的《离骚》是一篇辞藻华美，思想纯正，意境深邃，倾诉忠贞之心的诗篇，理所当然属于伟大的爱国诗篇，这没错。因之，引起历代君王与知识分子的共鸣，也赢得了崇高的赞誉。此不必赘言。老武读《离骚》，除感佩屈原的文学才华与一腔忠贞外，还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想一吐为快。
屈原是楚国贵族，因为贵族，自然与一般“士”（即知识分子）相比对楚国又多了一层情怀，不仅希望国家强盛，且长治久安。这种心思部分出于公心是肯定的，可能掺杂着私心在也不必讳言。想想看，历代王朝覆亡时，宗室的惨烈遭遇令人不寒而栗。
就说历代王朝覆亡后宗室的遭遇吧。刘邦入咸阳，对嬴姓皇族还算客气，结果项羽入关后，对嬴姓皇族就不那么客气了。《史记·项羽本纪》载：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
众所周知，秦国一改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嬴姓宗室大多居住咸阳。以项羽的残暴，加之家仇国恨，对嬴姓宗室是绝不会手软的，这是给奄奄一息的嬴姓宗室的最后致命一击。有人口调查数据显示：除了江苏，全国其他地区嬴姓人口仅1万左右。显然，秦王朝宗室，目前仅剩下这一点人口，或许从侧面管见当年覆亡的惨烈。
再说蒙古剿灭金国时，对完颜家族同样展开了残酷的屠杀：
金(国)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后适启崔立之狂谋，以成青城之烈祸……
当然，南宋灭亡前后，赵宋宗室死的已经差不多了，元蒙的屠刀找不到引颈就戮的脖子也就无可奈何了。明朝宗室的遭遇或许较为广知，相比前朝覆亡更为惨烈。明朝覆亡后，大约20余万（包括女性）宗室，最终百不存一。《清稗类钞·姓名类》载：
明亡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至于不“改姓自晦”的宗室成员，基本上都惨遭杀戮了。
大家一定会想，这是宗室效忠王朝、保持气节所致。那么，不愿效忠王朝、不顾气节投降者又当如何？据载，当时投降清王朝的明宗室依然会被处死，如崇祯太子、鲁王、荆王、弘光帝等。总之，是否效忠王朝、是否保持气节、是否投降都不重要，关键你血管里流的血就是一种原罪，几乎要被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不要说覆亡时的惨烈，即就是祸起萧墙，宗室之间的杀戮也够惊心动魄的，秦二世皇帝胡亥继位后对宗室的屠戮可见一斑。
屈原当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能预见身后历代王朝覆亡的悲惨遭遇，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常识当然是具备的。曾担任怀王左徒的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从史料看，屈原的才、智、识在当时的楚国鹤立鸡群。若楚王一直信任屈原，改革内政外交，楚国是否衰落也未可知，即使衰落，极有可能要大大延缓。但是，坏就坏在与之同列的上官大夫（原名不详，生卒年不详）“争宠而心害其能。”嫉妒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人喜欢“争宠”又“心害其能”，既然明面上不能“争宠”，只好暗地里选择“谗”毁这一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把屈原排挤出朝廷。上官大夫绝对算得上高超的心理学家，他洞悉国君自以为是的特点，就逢迎他的自以为是。看来，喜欢被逢迎也是人性的弱点。上官大夫的“谗”毁不动声色，手段高明但刻毒之极：“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实践证明，做臣子的一旦背上与国君争功的名声绝没有好下场。见弃后的屈原对小人的“谣诼”毁谤无比愤怒，对“灵修之数化”即变化无常、“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即不明事理、不辨忠奸的无比痛心，对自己的高洁品格（“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无法释怀，一腔忠贞无处安放，愁肠百结，化为《离骚》。
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对屈原的人品不吝溢美之词，对屈原满腔的爱国热忱高度赞扬，提出“上继《诗经》传统，作赋讽谏”的观点，这基本代表了西汉主流评论家的见解。司马迁认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进而高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弊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做《离骚》。”屈原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王的昏昧，容不下自己的“明”、“公”与“方正”。如果说，刚流放时的屈原还心存一丝侥幸，痛心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他主要从客观方面找原因，怀王是受人蛊惑，既然是“惑”，终有一天会“悟”。怀王一旦醒悟，自己还有见用的可能。其实，屈原太天真了，他把国君的智商想得也太高了。现实情况是，怀王内政外交进退失据，兵挫地削，“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身处逆境的屈原既放不下，又看不透，还想不开，无路可走，只好沉江自杀。
屈原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士”的悲剧人生启迪了后世的“士”，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其实，老子庄子面对社会乱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士”阶层已经开出了药方，指明了一条出路，说得好一点叫“独善其身”“优游山林”，说白了，就是隐逸之路。从此成为自诩清高的“士”的一种选择。
（二）
其后，中国“士”阶层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加深究，却不尽然。这清高多是逼出来的。有人高论，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尊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一语中的。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是长期的乱世。那三百多年里，政权更迭频繁，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有危险。每一朝，宗室夺权都很惨烈，只要出仕，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献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与“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一姓之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匹夫无能为力，是皇权的最高统治者糟蹋掉的，匹夫只能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即“道统”。当然，这里的“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事实上他们大多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沾亲带故，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见弃；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并非真的淡泊名利。所谓“大隐隐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俏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上，谁来注意呢？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此公。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备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体的刘伶，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什么“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府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他绝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终老山林，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晩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谢东山）。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艳羡不已。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眺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招祸，但有的想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且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苟全性命”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高士逸民”，与王莽夺权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工夫软硬兼施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忠臣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戳。就说李固吧，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寒心？因此，才会出现一批真心诚意坚决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藐视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
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当属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无论如何，“金刚怒目”绝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已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以上是处乱世时的处世之道。
（三）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仅从我少时读的几首李白诗管见之：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后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而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企图遇到慧眼识英才，登上天子堂，然后大展宏图，得成大业。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像《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官场政治，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官场晋升想得太简单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路比科举之路还漫长。并不是没有人激赏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风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路。况才高遭人妒，遑论推荐！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政治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他就梦破长安。他被冷落在翰林院“待诏”三年，虽然曾有过皇帝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治国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宗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揣摩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与杜甫刺杨家权势炙手可热的《丽人行》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还比这尊重些。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皇帝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仕途险恶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当道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后，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宗室夺权的牺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叩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地步！他到晚年哀叹：“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实在有椎心泣血之痛，关键就在于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后的希望（或幻想）中——投奔李光弼的路上。执著如此，怎不令人击节长叹！
（四）
考察历史，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遭贬的大概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看不透、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余岁就得汉文帝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逼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看得透、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精神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赏识。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政见的是非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妥协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脱，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进”“退”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沦丧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宗，真是命运的讽刺，也再次证明才、智、识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执著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被迫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椎心之痛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精神的解脱，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超脱。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五）
从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情景，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妍”，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皇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挪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智、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君臣际会，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独立研究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对人类做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黑暗的官场政治斗争。何况自古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政见大半不会是歌功颂德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哉！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况乱世多，盛世少，“你方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路，一种解脱，在无可奈何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人格的尊严。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路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儒家那里也还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19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倡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梁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的，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好事之徒寻章摘句告密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锢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摆脱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位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但是假设（只能是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扣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
从这一视角论，读书人的失意而衍生出的“副产品”，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到底该怎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