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離騷》有感
——兼論中國古代讀書人的進與退
武抒祖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一）
屈原的《離騷》是一篇辭藻華美，思想純正，意境深邃，傾訴忠貞之心的詩篇，理所當然屬於偉大的愛國詩篇，這沒錯。因之，引起歷代君王與知識分子的共鳴，也贏得了崇高的讚譽。此不必贅言。老武讀《離騷》，除感佩屈原的文學才華與一腔忠貞外，還有些不一樣的想法，想一吐為快。
屈原是楚國貴族，因為貴族，自然與一般“士”（即知識分子）相比對楚國又多了一層情懷，不僅希望國家強盛，且長治久安。這種心思部分出於公心是肯定的，可能摻雜著私心在也不必諱言。想想看，歷代王朝覆亡時，宗室的慘烈遭遇令人不寒而慄。
就說歷代王朝覆亡後宗室的遭遇吧。劉邦入咸陽，對嬴姓皇族還算客氣，結果項羽入關後，對嬴姓皇族就不那麼客氣了。《史記·項羽本紀》載：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眾所周知，秦國一改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嬴姓宗室大多居住咸陽。以項羽的殘暴，加之家仇國恨，對嬴姓宗室是絕不會手軟的，這是給奄奄一息的嬴姓宗室的最後致命一擊。有人口調查數據顯示：除了江蘇，全國其他地區嬴姓人口僅1萬左右。顯然，秦王朝宗室，目前僅剩下這一點人口，或許從側面管見當年覆亡的慘烈。
再說蒙古剿滅金國時，對完顏家族同樣展開了殘酷的屠殺：
金(國)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
當然，南宋滅亡前後，趙宋宗室死的已經差不多了，元蒙的屠刀找不到引頸就戮的脖子也就無可奈何了。明朝宗室的遭遇或許較為廣知，相比前朝覆亡更為慘烈。明朝覆亡後，大約20餘萬（包括女性）宗室，最終百不存一。《清稗類鈔·姓名類》載：
明亡後，“天潢貴胄，轉徙流亡，無不改姓自晦”。至於不“改姓自晦”的宗室成員，基本上都慘遭殺戮了。
大家一定會想，這是宗室效忠王朝、保持氣節所致。那麼，不願效忠王朝、不顧氣節投降者又當如何？據載，當時投降清王朝的明宗室依然會被處死，如崇禎太子、魯王、荊王、弘光帝等。總之，是否效忠王朝、是否保持氣節、是否投降都不重要，關鍵你血管裡流的血就是一種原罪，幾乎要被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不要說覆亡時的慘烈，即就是禍起蕭牆，宗室之間的殺戮也夠驚心動魄的，秦二世皇帝胡亥繼位後對宗室的屠戮可見一斑。
屈原當然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不能預見身後歷代王朝覆亡的悲慘遭遇，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常識當然是具備的。曾擔任懷王左徒的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從史料看，屈原的才、智、識在當時的楚國鶴立雞群。若楚王一直信任屈原，改革內政外交，楚國是否衰落也未可知，即使衰落，極有可能要大大延緩。但是，壞就壞在與之同列的上官大夫（原名不詳，生卒年不詳）“爭寵而心害其能。”嫉妒是人性的弱點之一。人喜歡“爭寵”又“心害其能”，既然明面上不能“爭寵”，只好暗地裡選擇“讒”毀這一屢試不爽的靈丹妙藥把屈原排擠出朝廷。上官大夫絕對算得上高超的心理學家，他洞悉國君自以為是的特點，就逢迎他的自以為是。看來，喜歡被逢迎也是人性的弱點。上官大夫的“讒”毀不動聲色，手段高明但刻毒之極：“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實踐證明，做臣子的一旦背上與國君爭功的名聲絕沒有好下場。見棄後的屈原對小人的“謠諑”毀謗無比憤怒，對“靈脩之數化”即變化無常、“荃不查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即不明事理、不辨忠奸的無比痛心，對自己的高潔品格（“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無法釋懷，一腔忠貞無處安放，愁腸百結，化為《離騷》。
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序》對屈原的人品不吝溢美之詞，對屈原滿腔的愛國熱忱高度讚揚，提出“上繼《詩經》傳統，作賦諷諫”的觀點，這基本代表了西漢主流評論家的見解。司馬遷認為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進而高論：“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弊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做《離騷》。”屈原把自己的不幸歸咎於王的昏昧，容不下自己的“明”、“公”與“方正”。如果說，剛流放時的屈原還心存一絲僥倖，痛心懷王“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他主要從客觀方面找原因，懷王是受人蠱惑，既然是“惑”，終有一天會“悟”。懷王一旦醒悟，自己還有見用的可能。其實，屈原太天真了，他把國君的智商想得也太高了。現實情況是，懷王內政外交進退失據，兵挫地削，“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身處逆境的屈原既放不下，又看不透，還想不開，無路可走，只好沉江自殺。
屈原作為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士”的悲劇人生啟迪了後世的“士”，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其實，老子莊子面對社會亂局，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士”階層已經開出了藥方，指明瞭一條出路，說得好一點叫“獨善其身”“優遊山林”，說白了，就是隱逸之路。從此成為自詡清高的“士”的一種選擇。
（二）
其後，中國“士”階層多以清高自詡，或相推許，有許多隱逸、放達的佳話。從詩詞來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細加深究，卻不盡然。這清高多是逼出來的。有人高論，中國知識分子得意時尊孔孟，失意時信老莊，可謂一語中的。
最典型的放達，當屬魏晉南朝的名士。其產生的獨特背景，當是長期的亂世。那三百多年裡，政權更迭頻繁，一個人一生可以經歷幾個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有危險。每一朝，宗室奪權都很慘烈，只要出仕，一不小心就會“站錯隊”。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氣節失去了依託，該把忠誠獻給誰？誰是值得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換代於國於民何干？顧炎武在明朝敗亡之際放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意把“天下”與“國家”分開。他明確說“國家（指一姓之朝廷）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沒有任何責任的。那是因為朝代更迭匹夫無能為力，是皇權的最高統治者糟蹋掉的，匹夫只能維護作為精神支柱的道德體系，即“道統”。當然，這裡的“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對士大夫來說，從老莊學說中找出路比較順理成章，玄學、清談於焉成風。有所謂“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事實上他們大多並非出世的隱士，大小都做過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賢”而言：其中與司馬氏有親戚關係的山濤，先仕魏，後仕晉，官至吏部尚書；嵇康與曹家沾親帶故，在魏是做過官的，不過拒絕仕晉；劉伶原也在朝，因倡導“清靜無為”，與晉武帝主張不合而見棄；那王戎則不但做了高官，且是出名的守財奴。所以這些名士確有反傳統的處世哲學，以為世所矚目的怪誕言行表達強烈的憤世嫉俗之情，但並非真的淡泊名利。所謂“大隱隱朝市”，他們多半是“隱於朝”，也就是一面做著官，實際不做事，照樣遊山逛水，縱酒清談，身在官場，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談誤國”之譏。如果不在位，如何誤得了國？這種情況只有在魏晉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為高官的職務為幾大家族所壟斷，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權，同時也只有出身名門，才能成為名士，一句俏皮話、一種怪癖都有人傳頌，還有人記錄，流傳後世。若是一介寒上，誰來注意呢？以那個長醉裝瘋“能為青白眼”的阮籍為例，時下已被用濫了的“青睞”一詞即典出於此公。主要因為他是名士，時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備感榮幸，這才成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可能被認為有眼疾，誰理他呢？還有那先於現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體的劉伶，一絲不掛在家接待客人，還說什麼“以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若是窮措大為此，大約是要以有傷風化捉將官府裡去的。所以放誕和名士互為因果，因放誕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為放誕才有意義。不過，同為“竹林七賢”，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識超常之人，而且獨具風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態看得那樣透，那樣不屑同流合汙。嵇康可以說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詠懷詩》所表現的那種深刻的悲憤和絕望，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達到極高境界。這批名士的行徑帶有個性解放的色彩，但只能是消極的而不是奮進的。
處亂世暫隱以待機而出，是有抱負的讀書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漢以來每當末代都不乏這樣的人，諸葛亮是先處後出的典型。在那種情況下，“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可能是真心話，但他絕不甘心就此無所作為，終老山林，否則見了劉備怎能有那樣現成的“隆中對”？也有下決心避世不出的如東漢嚴光（子陵），他是漢光武劉秀的“老同學”，無論漢光武如何敦請、禮遇，終於不受官而隱於富春山。後人譏嚴子陵矯情，說他“一著羊裘便有情”，因為他披著羊皮襖在江邊釣魚，被劉秀派去的人發現，若是和漁夫一樣穿蓑衣，就根本無處尋，也就無人知。不論此說確否，隱士而知名總有各種途徑。在那個時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這種風氣東漢已有，李固與黃瓊書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就是黃瓊屢徵不應，李固勸他該見好就收了，免得越晩出來，人們的期望就越高，落盜虛名之譏。那前提是終究要出的。這個過程在晉朝稱為“養望”。“養望”最成功，“隱”與“出”都達到最高境界的是東晉謝安（謝東山）。他隱居東山近二十年，享盡詩酒山水之樂，自己琴棋書畫無所不精，謝家子弟個個如芝蘭玉樹，才華出眾，在朝在野都表現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廣為傳頌，且爭相效仿，有點“領導新潮流”的味道。那“隱居”是一點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堅決不應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呼聲。到了晉穆帝時，他覺得時機已到，居然應召出仕了，在位大約也是二十幾年。一旦進入官場，他的老莊之學，化為極其高明圓滑以靜制動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權力。在他主持朝政時，內舉不避親，重任侄子謝玄，立下了淝水之戰大敗苻堅的不世之功，謝安本人由風流名士成為一代風流名相，謝氏家族的顯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見疑、功成身退之古訓，開始準備退路，只是還來不及再歸隱東山就死於任上。終謝安一生可謂“隱”與“仕”都極盡輝煌，死也恰得其時，令後世讀書人豔羨不已。不過這是特例，幾乎絕無僅有。他的子孫就沒有那麼幸運，或隱或仕既沒有那麼瀟灑、自由，也沒有那麼輝煌、顯赫。在皇權更迭的腥風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終，包括以山水詩聞名的謝靈運和謝眺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進退失據而招禍，但有的想禍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現代名言：“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
所以興於東漢（再早期的暫且不論）、盛於魏晉南北朝的隱逸之風，是“士”為“苟全性命”而逼出來的，是不得已的。東漢有那麼多“高士逸民”，與王莽奪權而未能長久、東漢朝政清明的時候又不多有關。而朝廷方面卻有以“舉逸民”為德政的風氣，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總不大好看，總要下工夫軟硬兼施地去請，甚至去逼，隱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經在朝的忠臣卻常不見用，甚至身遭刑戳。就說李固吧，他忠心耿耿為朝廷求才，終於說動並舉薦黃瓊出來做官，自己卻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滅門之禍，只有一個小兒子逃脫，連黃瓊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觀者寒心？因此，才會出現一批真心誠意堅決不仕、終老山林的“逸民”。他們與魏晉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當布衣百姓，藐視王侯，寧願以放豬、採藥，甚至當長工為生，如蓬萌、梁鴻者流。
與“隱於朝”的魏晉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隱得徹底的當屬陶淵明。從全部陶詩來看，他不是一個沒有濟世抱負的人，詩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魯迅所引的一處。但無論如何，“金剛怒目”絕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論是從自已的切身經歷還是從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險惡，對歷代良士之不遇感觸極深，不存可以有所作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潔，與那名利場就是格格不入。“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於王、謝之類的世家，既沒有那樣的機遇，也沒有那樣的麻煩。他與黎民百姓同感離亂之苦，才幻想出一個桃花源的理想境界來。他是真淡泊、真隱逸，歸於田園並非“養望”，只是想逃到皇權統治所能及的範圍之外，享受“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雖然也離不開酒，卻不必故作怪誕引人注目之舉。那個亂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園詩、山水詩，也開創了中國讀書人的一種獨特的保持獨立人格的方式。
以上是處亂世時的處世之道。
（三）
那麼處盛世當如何？李白是一種典型。僅從我少時讀的幾首李白詩管見之：一方面懾於那海闊天空的氣勢，一方面惑於“詩仙”之名，把他想成一個真的志在“散發弄扁舟”或入山遊仙的人，所以後來讀《與韓荊州書》覺得大煞風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夠肉麻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實際“識韓荊州”就是為了“封萬戶侯”，因為“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還露骨地要求“收名定價於君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詩仙”怎麼能那麼庸俗？這是少不更事之見，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極重的。他做夢都想上“天子堂”。他確實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業，情之所繫在長安。謝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羨慕之情溢於詩文。但是時代和門第都不允許李白效謝安那樣“養望”而待出，而他自負才高，又不屑於科舉，猶今之不願一級級評職稱，而求破格，一鳴驚人。於是他選擇了“干謁”的途徑，也就是奔走於公卿府第，以詩文自薦，企圖遇到慧眼識英才，登上天子堂，然後大展宏圖，得成大業。這是李白的如意算盤，像《與韓荊州書》那樣的信和詩文，他給不同的人寫過多封，而且直到晚年還寫。但是對於官場政治，他實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謝安那種天生的意識和手腕？他把官場晉升想得太簡單了，真以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結果他二十幾歲離家周遊全國近二十年，歷盡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這條通向天子堂之路比科舉之路還漫長。並不是沒有人激賞他的才華，他也敲開過一些朱門，成為座上客。但是說穿了，只不過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風采、談吐、詩才點綴高朋滿座的華堂，為酒筵增色，為主人增光，最後得一筆盤纏繼續走路。況才高遭人妒，遑論推薦！與此同時他創作如泉湧，詩名滿天下，而政治才能卻始終得不到承認，他終於見召進京時已四十二歲，接詔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興奮就別提了。不過，不久他就夢破長安。他被冷落在翰林院“待詔”三年，雖然曾有過皇帝賜食“親為調羹”的殊榮，卻根本沒有獻上治國安邦之策的機會。唐玄宗所需要於他的，只不過是陪著尋歡作樂，賦詩湊趣，本質上與優伶差不多。使他獲寵也使他邀謗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調》，作為詩，美則美矣，而想到那寫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緊急奉詔寫出來給李龜年唱的，真為李白難堪。他的“倚馬才”用來揣摩上意，寫出“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這樣的句子。同是寫貴妃得寵的題材，與杜甫刺楊家權勢炙手可熱的《麗人行》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見。當年漢文帝召見賈長沙“不問蒼生問鬼神”，也還比這尊重些。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機會，卻連個正式的官職都沒有。以李白狂傲不羈的本性不可能長期委曲，皇帝一時興起的優容也是有限度的，終於“賜金還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對仕途險惡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當道士之意，但是實際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亂後，錯誤估計形勢，做了皇家宗室奪權的犧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長流夜郎。但是他僥倖遇赦後還是不放棄干謁求進，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實際上一生都在曲意求進，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但是他在干謁途中的那些詩文，那一次次的叩門，非此而何？“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簡直到了碰得頭破血流的地步！他到晚年哀嘆：“何意百鍊鋼，竟成繞指柔！”實在有椎心泣血之痛，關鍵就在於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後的希望（或幻想）中——投奔李光弼的路上。執著如此，怎不令人擊節長嘆！
（四）
考察歷史，有點才識的人，在朝廷為官而沒有遭貶的大概不多。先有屈原，後有賈誼，是看不透、想不開的典型。其實賈誼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餘歲就得漢文帝賞識，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馬遷也說他“不可謂不遇”。對於那點暫時的挫折經不起，表現出心胸狹隘，儘管才氣逼人，恐怕是難當大任的，與屈原的處境不能相提並論。看得透、想得開的，因而形成另一種豁達、豪爽的典型而達到很高精神境界的是蘇東坡。他也是“聰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賞識。神宗時因反對新法而遭貶，其政見的是非姑且不論，他的態度是堅持自以為正確的意見，自知“滿肚皮不合時宜”，既不妥協也不牢騷滿腹沒完沒了。每貶到一處，總為當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時寄情翰墨，出入莊、釋，旁參孔孟、名法，清風明月都能助其參悟人生，寵辱不驚，出處自如，達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脫，而詩、文、書、畫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學史上蘇、辛是並提的，但是從本文主題的角度來看，二人的“進”“退”情況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蘇東坡沒有辛棄疾的國土淪喪之痛，也就沒有那樣強烈的悲劇色彩。憑我的寡聞淺嘗，一直特別心儀辛棄疾——人品、胸襟、才略、辭章都有一種特別的震撼心靈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武將，同時是戰略家，主要的抗金復國的韜略都陳述在《美芹十論》和《九議》中。我覺得他不當宰相也是兵部尚書的材料，結果卻成了光照文學史的一代詞宗，真是命運的諷刺，也再次證明才、智、識達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現出來。辛棄疾“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那功業就是北復中原，與陸游一樣，這是他最執著的夢想。然而他只做過幾任地方官，正當壯年就被迫賦閒，未告老而還鄉（還不是真的故鄉）達二十餘年，其椎心之痛可想而知。與許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瀟灑以風月自娛，就是醉了也是“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他詞中不止一處表示他不要效張季鷹那樣，想起家鄉蓴菜鱸魚棄官而歸，也恥於求田問舍，於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幾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所到之處政績斐然，而且對治理地方提出了許多高明的見解。但是他事實上歸隱田園二十多年，當然要設法求精神的解脫，否則是活不下去的。在這方面從他的文化積澱中還只能想到莊子，能調動的先例還不外乎“陶縣令”、“阮籍”、“謝東山”，還有那個梅妻鶴子的林和靖等，能做的也還是以酒澆愁，以詩（詞）言志，儘量在自然中求超脫。從量來說，稼軒詞中寫這種意境的相當多，而且迴歸自然確實達到“入化”的境界。“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簡直美不勝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縈繞於懷、無法排遣的悲哀在於，眼睜睜看著北伐無望，國事日非，空懷良策而無所用。“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才是他發自肺腑的長嘆，也道出了千古報國無門的愛國志士的共同悲憤和無奈，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五）
從屈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君王都有一種單戀情結。不論走到哪裡，不論受到什麼樣的虐待，心之所繫、情之所鍾還是魏闕之上那個君主，簡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離騷》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那心情與失戀差不多。李白有詩為證：“卻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夠直露的了。賈誼先見寵，後見疏，到了長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棄婦。杜牧的《阿房宮賦》所描述的“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的情景，說的是宮女望幸，用之於歷代懷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見召的心情也很恰當，宮女們是致力於“一肌一容，盡態極妍”，讀書人則致力於策論辭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對象都是一個人：當朝皇帝。除少數幸運者外，其命運也常是從青春到白頭，空望帝京而不見者幾十年，光景也真堪憐。
這樣說似乎過於尖刻，太不堪了。但我無意挪揄或唐突古人，毋寧是充滿同情。中國才、智、識較高的傳統知識分子有兩大特點：一是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二是多少有點傲骨，有點傻氣，甚至有幾分狂。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報國之途是極其狹窄的，唯一的職業是做官，唯一的機遇是君臣際會，就是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國”和“君”是一回事。辛棄疾要收復失土是為了“好都取山河獻君王”，是“了卻君王天下事”，然後才“贏得生前身後名”。不像西方知識分子，可以獨立研究許多與政治無關的事，對人類做出貢獻，“遇”與“不遇”的觀念如果有，也要寬泛得多，不必總是盯著那個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說出“國王與哲學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應該互不相擾”這樣的話，中國士大夫說得出來麼？敢這麼想麼？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個特點促使他們熱衷於求仕進，企盼皇恩，第二個特點又使他們很難適應複雜黑暗的官場政治鬥爭。何況自古天意高難測，即使能受重用於一時，也極少能持久到足夠完成一項自己的救國或建國宏圖。好容易有了機會，他們憑著自負和責任感急於“力陳”的政見大半不會是歌功頌德而是直指時弊，不中聽的，不遭貶黜者鮮矣哉！這就造成了中國一大批有濟世之才的士大夫，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矛盾和痛苦。況亂世多，盛世少，“你方唱罷我登場”，處於夾縫中的“士”為避禍保身計，也只有隱逸之一途了。魏晉之風提供了一條退路，一種解脫，在無可奈何中保持一片心靈的淨土、人格的尊嚴。在經世致用之外，出現了優遊林下寄情煙霞泉石、以詩酒自娛的另一種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種為士林認可的價值觀。否則永遠想不開，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賈誼憂傷而死沒有活路了。這樣，讀書人根據各自不同的處境、氣質和旨趣，在“出世”與“入世”這兩極之間，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傳，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還能保全性命的話，結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頹唐，這種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其實不僅是老莊，在儒家那裡也還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這“愚”就是裝傻，比裝瘋含蓄一點），“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類意思在《論語》中多處可見。有意思的是，19世紀美國的著名隱逸思想家梭羅竟引《論語》中的這些話作為他倡導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參照。從這裡倒回頭去想，這種“隱”的確含有某種消極抵制不合作的內核。
既然不能見用於朝廷，滿腹才學就都化作詩、詞、書、畫，於是出了那麼多偉大的文學家、書畫家，卻都是業餘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懷成了主流，其比例超過真實的思想情況。這裡還得有兩個條件：其一，他們迴歸鄉里似乎都不需要為稻梁謀，即使清貧也不必多考慮“吃飯問題”這樣的俗事。我沒有研究過古代文人的經濟生活，猜想大約多少總有幾畝田、幾間房。陶公顯然是有片田園作後盾才能賦“歸去來”的，雖然詩中也出現“飢來驅我去”“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大概總不至於真的捱餓。沒聽說過中國古代大文學家以賣文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獄還未興起，好事之徒尋章摘句告密以邀寵的風氣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議論朝政，言論有相對的自由。因此那些懷才不遇之士可以從文學藝術中盡情抒發，也有所用其才華。這樣的作品既不必考慮市場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錮而欲言又止。寫作的動機就是為抒胸中塊壘，擺脫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見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馳騁。至於有多少讀者，並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位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許，互相欣賞，這才值得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於是產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學、書畫。其瑰麗、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緻、其宏偉，從內容到形式創造力之豐富，達到了人類藝術創造的高峰。但是假設（只能是假設）這些曠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經國濟世的抱負，使太白扣開了九重閶闔，使稼軒得擁十萬貔貅，他們一個個都成賢相、成良將，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我們還有這樣的文學遺產麼？人類文化的寶庫中還有這樣瑰麗的奇珍麼？
從這一視角論，讀書人的失意而衍生出的“副產品”，對我中華民族來說，這禍福得失到底該怎麼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