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強軍方略--軍事--首頁

為了解當代世界軍事情況,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強軍思想,並回應社會上關於“中國應否增加核彈至千枚”等國家安全形勢問題,現圍繞所立題目,就以下六個問題,談談自己的學習、認識和理解,供參考。

一、當代軍事革命

軍事革命的含義是:人類社會軍事領域劃時代的重大變化,是軍隊戰鬥力質的飛躍;它以武器裝備科技含量的大幅提升為主要標誌,也包括軍隊組織結構指揮體制和作戰方式的重大變化。

國內多數學者認為,人類社會自有武裝衝突和戰爭以來,已發生了三次軍事革命。第一次是由冷兵器向熱兵器的轉變,它發生於16-17世紀的歐洲,以滑堂槍炮的產生並裝備軍隊為標誌。第二次是由熱兵器向機械化的轉變,它發生於20世紀上半頁,以歐洲軍隊使用裝甲車、坦克車為主要標誌。第三次是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的轉變,它以信息技術運用於武器裝備和作戰指揮為主要標誌,1991年的海灣戰爭,由美國拉開了信息化作戰的大幕。

嚴格地說,人類社會的軍事革命,應當不止於三次。如由徒手搏鬥向刀劍刺殺的轉變就是一次,它以生產力的石器時代向鐵器時代的轉變為基礎,與冷兵器的產生相一致。再如,近代鐵甲軍艦的產生,作戰飛機的產生,核武器的產生,不僅使戰鬥力大為提升,而且相繼產生了海軍、空軍、火箭軍這三大新的軍種,使軍力結構發生了幾次革命性變化。三次革命的劃分,是一種大陸軍思維。談及這個問題,不為學術之爭,而是為了進一步確立人民軍隊的海權思想和立體作戰思維,深刻領會中國新時代關於“軍種主建、戰區主戰”的軍事改革。

當代軍事領域的信息化革命,是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大變革,它涉及到許多新的科學技術,是一種大的技術群。概括來說,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包括計算機、微電子、光電子;二是材料技術,包括複合材料、納米材料、隱身材料;三是能源技術,包括核能、光能、生物能;四是空間技術,包括航空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

軍事科技的變革,也必然引起軍隊編成體制和作戰方式的重大變革。我們用三句話來概括這種變革:一是由單一陸軍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向陸海空天電立體化聯合作戰轉變;二是由人海戰術向精兵合成轉變,軍隊建設由數量規模型轉入質量效能型;三是作戰指揮由層次多、縱深長,向減層次、扁平化轉變,師以下單位獨立作戰能力增強。自海灣戰爭以來,這些特徵已逐步成為全球軍事變革的基本趨勢。

1991年的海灣戰爭,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當時伊拉克有兵力95萬人,飛機、大炮、坦克一應俱全,機械化程度很高,軍隊官兵又經過“兩伊”戰爭的錘鍊,在中東地區實力最強,薩達姆信心十足。但是,美國聯合多國部隊,動用兵力10萬人,出動了6艘航母和上萬架次飛機,運用衛星傳輸導航和精確制導打擊,僅用42天時間,便癱瘓和擊垮伊拉克。戰爭結束時,伊拉克死傷10萬人,美國才死傷350人。這是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高技術局部戰爭,它使全球軍事界感到震驚,也引發了新的軍事改革和軍備競賽。

海灣戰爭使中國開始關注武器裝備的高科技和信息化,但直到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國大使館被美軍“誤炸”,中國軍費才有了較大增長,武器裝備的到逐步改善。

二、大國軍力比較

2019年,全球有230多個國家和分治地區,人口約78億,生產總值約為86萬億美元,常備軍1300多萬人,2019年全球軍費開支19170億美元,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相當於每人約249美元。其中,美國軍費開支達7320億美元,佔全球軍費總開支的38%以上,超過其後9家軍費支出的總和。

近年來,如同世界高校排名一樣,國際社會也有多家機構開展軍力排名和評估。其中,可信度較高的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和全球火力網站。全球火力網站最近發佈的全球軍力排名前十位依次是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法國、英國、埃及、巴西。

注:表中的總兵力包括軍內文職人員、武裝警察部隊、實編預備役部隊。

目前所有的軍力評估方法中,都為將軍隊的戰鬥意志和指揮藝術納入評估要素之中。我們對軍力和戰爭的認識,既應高度重視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也不應陷入唯武器論。軍力對比的關鍵,是不應出現武器裝備的時代差,防止“非對稱作戰”。其中,江澤民主席在任時,提出制約美國航母的“殺手鐧”問題,已得到落實。近幾年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海空軍作戰能力又有較大提升。可以有把握地說,目前,我軍的武器裝備,總體上仍不如美國,但已不存在軍事革命意義上的時代差,綜合軍事實力可與俄羅斯並稱世界第二。

從核武器來看,綜合多家機構分析,在核彈數量上,俄羅斯為6850枚,美國為6450枚,中國為280枚。就最遠射程看,俄羅斯的“撒旦18”為1.6萬公里,美國的“民兵3”為1.3萬公里,中國的“東風41”為1.2萬公里(“東風5B為1.4萬公里”,減少載荷時可達1.5萬公里)。對這種毀滅性武器,數量不在多,主要是看當量、射程和突防能力。

注:依據《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規定美、中、俄、英、法五國合法擁有核武器。棄核國家有:阿爾及利亞、阿根廷、巴西、前蘇聯遺留(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克蘭)、南非。

三、國際戰略格局

國際戰略格局的含義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在國際社會起重大作用的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及其結構形式;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大國和強國,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二戰結束至蘇聯解體的45年中,被稱為兩極格局。它表現為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開展持續的對抗和冷戰。其間,由於中蘇關係破裂,中國希望與美國緩和關係,以利自身發展,美國也有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利增加一個遏制蘇聯的砝碼。但中美建交後,中國不可能完全聽美國指揮,美國也不可能把中國視為真正的朋友。這就形成了著名的“大三角”關係。

兩極格局結束後,由於失去了強手製約,美國“一超”獨大,想打誰就打誰。兩次海灣戰爭和一次科索沃戰爭,都是國際關係嚴重失衡的表現。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積極倡導和推進國際格局多極化。我們所說的“多極化”,主要是指:美國為“一超”;俄羅斯、歐盟、中國、日本、印度、東盟、澳大利亞等各為一極。由於多極中有幾個實際上是美國的盟友,真正的多極化,需要一個歷史過程,需要各種勢力的此消彼長和重新組合。

在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中,研究美國的國家戰略及其基本走勢,對我們正確分析和認識國際形勢十分重要。美國的國家戰略與中國不同:中國的國家戰略主要研究本國如何發展,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美國的國家戰略,實際上是全球戰略。美國的軍事戰略服務於這種國家戰略,因此,美國同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訂有多邊和雙邊軍事條約,海外基地與設施共800餘個,控制了全球海域的16個咽喉要道,向40個國家和地區提供軍事援助,與90多個國家和地區訂有援外軍事訓練計劃,海外駐軍主要集中於歐洲、中東和日韓地區。其軍事戰略方針是,以北美為安全後院,以中東為能源基地,時刻準備在東西兩線,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其中,西線軍力部署主要是推進“北約”東擴,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東線主要是利用日本力量和臺灣等問題,不斷打壓中國。中美之間有合作,但遏制中國的崛起和挑戰其霸權地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走向。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較為清醒的認識。我們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強軍備戰、“導彈豎起”。

四、中國安全環境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強音和主流,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我們仍處在一個較長時段的戰略機遇期。但中國也面臨著多種安全隱患。其中,主要是領土領海權益與經濟安全問題。

一是臺灣前途問題,臺灣問題的隱患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退民進”,政治生態中分離傾向在加大,民心思統的份量在降低;另一方面,美國始終在干預臺灣問題,並促進了“臺獨”勢力逐步坐大。由於美國把臺灣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的一張王牌,臺灣問題已上升為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要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就必須做好與美國打一場局部戰爭的充分準備。

二是南海島礁問題。中國南海共350萬平方公里,其中九段線以內的主權海域為210萬平方公里。在主權海域內,包括中沙、東沙、西沙、南沙四大群島,海洋資源豐富,油氣儲藏高。其中,南沙群島中多數島礁在20世紀70年代後相繼被越南、菲律賓等國侵佔,權益爭端涉及到“六國七方”。鄧小平曾提出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應當明確“主權歸我”。為干預爭端,美國又高調宣佈,要“在南海自由航行”。三年前,我國成立了“三沙市”(轄西沙、中沙和南沙的地級市,市政府駐地在西沙區永興島),隸屬海南省,加強了對我方權益管理,但徹底解決亦有很大難度。

三是東海權益問題。東海之爭源於中日甲午戰爭,表面上看主要是釣魚島主權歸屬之爭,實質上是涉及20多萬平方公里海權劃界和油氣資源開發利用之爭,也是中日兩國的歷史國運和未來發展之爭。對日本來說,作為一個力圖擴張的島國,涉及它能否打破“雅爾塔”法定條款給予的挫敗,爭取生存空間和向政治大國邁進。對中國來說,這涉及到能否洗刷被日本侵略的歷史恥辱,努力推進民族偉大復興的早日實現。

四是中印邊界問題。中印邊界習慣線在清代處於喜馬拉雅山南麓,雙方沒有爭議。印度曾是英國的殖民地,1914年,英國駐印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以秘密交換文件的方式,對中印邊界重新劃線,即“麥克馬洪(駐印陸軍上校、外交官)線”。這條線與原有線相比,中國領土被劃入印度達12.55萬平方公里,對此,中國曆屆政府從未承認。1962年,雙方曾為此交戰。目前在爭議區內,我方實際控制3萬多平方公里,印度卻控制了9萬多平方公里。2017年6月發生的“洞朗”事件,就與中印邊界錫金段的劃分爭議有關。邊界劃線爭端,始終是中印關係的一個不定時炸彈,一遇風吹草動,就可能擦槍走火。

五是經濟安全問題。經濟安全關係民生,既是傳統安全,也是新興安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三重困難:一是製造業產能普遍過剩,面臨著更大的就業困難;二是房地產已失去支柱產業功能,替代性或新的支柱產業尚未形成,面臨著增長下降的壓力;三是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大戰,中方面臨著資本外流和出口困難的趨勢。儘管我國經濟具有較大彈性和韌性,但這三重矛盾疊加和全球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卻增大了順利渡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對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積極謀劃和應對。

五、中國強軍方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軍隊和國防建設。他圍繞強軍興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論,進行了多項改革決策部署,形成了新時代中國強軍方略。這一強軍方略以“聽黨指揮、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為統領,以軍隊改革為重點,以“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為目標,是當代中國軍隊和國防建設的科學指南。

一是強軍的進程——三大階段劃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對實現強軍目標問題,首次明確了階段劃分和時間表。這就是:確保到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軍事戰略能力有較大提升;與國家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全面推進軍隊現代化建設,到2035年基本實現軍隊和國防建設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使中國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什麼是世界一流軍隊?我的理解,就是能與美國平起平坐。目前,我們還只是二流且尚有明顯不足的軍隊。美國近兩年時常在中國南海航道耀武揚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問題。因此,加強軍備、提升軍力,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至於核彈問題,中國有氫彈威力和射程優勢,保持必要數量和有效反擊能力即可,沒有必要做數量競賽。其實,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和核武庫,只是其多家軍工集團坑民誤國的"搖錢樹”,已成為美國財政赤字不斷上升的罪魁禍首。

二是強軍的困難——富強辯證統一。富國與強軍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大基石。歷史表明:只富不強,被人窺視,屢遭入侵;只強不富,缺乏根基,滑入二流,蘇俄為例。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習近平強調,要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推動軍費開支與經濟發展按比例同步增長,實現兩者之間的互相協調和辯證統一。1999年,我軍軍費僅有不足100億美元,與臺灣地區相當;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增長,2019年,我軍軍費已達2610億美元。

三是強軍的靈魄——思想政治建設。習近平十分重視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突出強調“傳承紅色基因”。紅色基因是指黨和人民軍隊的革命精神、理想信念和優良傳統;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自人民軍隊創建以來的成長壯大之因,是由弱向強和立於不敗之因,依然是新時代我軍建設的靈魂。

軍隊是執行政治任務和保家衛國的武裝集團,必須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靈魂。新時代我軍的思想政治建設主要包括: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和集中統一領導;堅守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堅定懲治軍中腐敗,保持人民軍隊本色;加強官兵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軍政軍民關係,嚴明軍紀和以法治軍。

四是強軍的根本——加快應戰準備。強軍的根本問題是提高作戰能力。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一切工作必須堅持戰鬥力標準,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開展實戰化訓練。軍事鬥爭準備是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基本軍事術語和常態工作,為防止“和平建軍”思想狀況的發生,必須強調實戰化訓練,做到“練為戰”,杜絕“練為看”,達成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

五是強軍的關鍵——軍事改革。為適應現代化作戰要求,必須深化軍隊組織結構和指揮體制的改革。十八大以來的軍事改革或叫軍隊改革,有一個從調研論證到高層決策的過程。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揮體制,即撤銷四總部,設立軍委15個直屬機構;二是重新設置戰略方向和戰區佈局,將原來的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強化海軍和空軍建設,陸軍裁撤30萬人。基本實現了“軍委抓總、軍種主建、戰區主戰”的總體設想。

六是強軍的潛力——深化軍民融合。軍民融合的含義是:將軍隊和國防建設的物質文化生產部門,有機地融入到國民經濟建設的體系之中,形成投資成本的兼容和雙贏,這是實現富國與強軍相統一的優化路徑。例如:軍隊的被裝廠,可以軍轉民,既能生產軍裝,也可生產民服;對某些軍隊人才的培養,凡是地方院校可以培養且缺乏規模需求的專業技術人才,軍隊就不必再專辦軍校,地方院校的國防生教育,即屬教育類軍民兼容的高等教育。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如飛機場、飛機制造廠,由於投資較大,可以軍民結合、平戰結合。

六、臺海局勢分析

(一)臺灣現實情況

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陸地面積3.6萬平方公里,現有人口2300萬人。臺灣經濟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處於世界中等發達水平。臺灣經濟於1950-60年代起飛,得益出口導向和社會穩定,也得益於蔣介石從大陸運走的56000箱黃金(按當時匯價約合100億美元)。1999年時,臺灣GDP總量相當於大陸的約三分之一,現在僅相當於大陸一個發達的省份。這說明兩個方面問題:一方面,大陸近20年發展較快,把臺灣比下去了;另一方面,民進黨上臺後,臺灣亂象叢生,人才和資金外流,經濟增速下降。

臺灣問題作為中國安全的隱患,主要是政治生態惡化。臺灣有四個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有五個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臺聯黨),主張兩岸統一的人數日益減少,這與國民黨地位下降,原來隨蔣介石退守臺灣(50餘萬人)的“外省人”數量急劇下降有直接關係。人口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文化和思想結構的變化,新生代與大陸的親情感漸行漸遠。據臺灣一家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主張獨立的佔28%,主張維持現狀的佔55%,主張統一的僅佔13%,其餘4%拒絕對“統獨”問題表態。

(二)中央的對臺方針

臺灣問題是解放戰爭的歷史遺留問題。三大戰役結束和海南島解放後,毛澤東曾籌劃和佈局解放臺灣,後因朝鮮戰爭爆發,為避免南北兩線作戰,臺灣問題被擱置。1950年代末,毛澤東曾設想過“和平解放”,甚至讓蔣介石保留軍權(可視為一國三制)。周恩來將其中的具體內容,概括為“一綱四目”。

一綱是必須迴歸和統一。四目是:臺方同意後除外交統一於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蔣介石;臺灣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處,悉由中央政府撥付(臺每年均有財政赤字);臺灣的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後協商決定;雙方互相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鄧小平主政中央後,明確提出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為了不讓美國人鑽空子,也防止單純和平統一觀念的產生,他又明確指出:主張和平統一,但決不作放棄武力解決的承諾。我理解,承諾放棄武力解決,會導致長期拖延以及“和平分裂”。鄧小平為及早商談解決,曾把它列為19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故有“葉九條”的產生。

(三)美國的對臺政策

美國對臺政策是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棋子。它干預中國內政的原因和企圖有三:一是從政治上遏制共產主義,這既表現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扶蔣反共”,也表現為為解放後的“親臺反華”;二是臺灣地理位置重要,被美國視為“不沉的航母”,控制了臺灣,就可以向北控制日本,向南控制震懾東南亞各國;三是作為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控制了臺灣,就控制了西太平洋的貿易通道,為美國佔領這一區域的貿易市場提供有利條件。

在對待“統獨”問題上,美國是既反對統一,也反對獨立。因為,統一有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而獨立,又會引發大陸武力攻臺,使美國陷入對華交戰,可能會導致得不償失。這就形成中美臺之間非常微妙和奇特的互動型“小三角”關係。就美國來說,它一方面持續對臺軍售,抵禦大陸動武,另一方面也時而敲打一下“臺獨”,美國對臺的基本策略是:反對“急獨”,培植“緩獨”,實現“不統不獨”。因為,維持兩岸分治和不統不獨的現狀,對美國遏制中國總目標最有利。

(四)對臺灣走勢分析

臺灣問題的走勢,取決於“小三角”關係的互動,從根本來說,取決於大陸的軍事實力或綜合國力。美國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中國文化是義大於利,窮也要有志氣,死也要站著死;美國文化是利大於義,奉行叢林法則、欺軟怕硬,打敗了就投降。歷史上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特別是我軍炮擊金門,都一再證明了美國人奉行“大炮的射程之內是真理”。

從近年來的實際情況看,兩岸和平統一的希望在不斷降低,武統的趨勢在不斷加大。我們曾希望以“大三通”(通商、通郵、通航)增進兩岸“情近”、“心通”。看來,善意的對臺優惠,反倒事與願違;因為統一將失去分治的好處,誰還樂意爭取統一呢。我曾參加過兩岸關係問題的學術交流,深感對方(藍營)心態的複雜性。

據一項研究推算,到2028年之前,中國GDP總量將超越美國,美國認為這是對它的最大挑戰。美國秉持“零和思維”,相信“修昔底德(古希臘史學家)陷阱”,必將在經貿、金融、知識產權領域,對中國不斷施壓。但我們也應看到,由於美國四處樹敵、軍費開支過高、財政赤字超重,國際形象和國家治理能力下降,若不改弦更張,必將自食惡果。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2019-7-24

[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2017-10-18

[3] 劉亞洲.《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03

[4] https://www.fmprc.gov.cn

[5] https://www.sipri.org

[6]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

(作者:王保慶,河南理工大學客座教授,軍事科學院原戰略部正師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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