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有個綽號叫“懶才子”，他說自己在昆明上大學的時候，主要做三件事：逛街、睡覺、吃東西。
那時，昆明街頭常會看到一個留分頭的小青年在逛吃逛吃逛吃。他去書店看西方文學、哲學，讀紀德、阿索林、弗洛伊德、薩特、伍爾夫；去戲院看電影；在街上看賣木柴的，賣木炭的，賣碗、賣砂鍋的，看裱畫的，看賣茶葉首飾的，看錫箔店的師傅拿大木槌砸錫箔……一看就是半天，興致盎然，百看不厭。
汪曾祺上課不積極，但不是所有的課都不積極，像聞一多的詩詞課、金嶽霖的邏輯課、沈從文的創作課，他就很積極。那時校舍分散，汪曾祺需要穿過一個城去上聞一多的課，一點也不“懶”。他說，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聞一多上課的第一件事是點燃菸斗，學生們能抽菸的也點著了煙。於是聞一多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
哲學家金嶽霖有一次上課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後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隻跳蚤，十分得意。
作家沈從文有一天出門演講，回家時看見一個喝得爛醉的人歪在路邊，以為是生病的難民，走近一看，原來是學生汪曾祺。沈從文把汪曾祺扶到自己家裡，灌了好些釅茶，才把汪曾祺弄醒。學生醉倒，老師照顧，這件事一時傳為笑談。
汪曾祺上的這所大學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校門
西南聯合大學是北大、清華、南開大學等幾所名校的聯合體。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眼看要佔領京津地區。眾所周知，日本侵略者每攻佔一個城市，都會焚燬出版機構、改造大學、劫掠圖書文物、迫害知識分子，有計劃地摧毀和破壞中國文化。形勢緊急，北平、天津幾所名校的師生為了保存學統，決定南遷。這一走就是七個省，上萬里路，先是到了長沙，最後在雲南昆明的一片山坡上落腳，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不願意當漢奸亡國奴的教授學者大多集中在這裡，教書育人，絃歌不輟，形成了陳寅恪、錢穆、錢鍾書、聞一多、朱自清、金嶽霖、馮友蘭、朱光潛、劉文典、梁思成、林徽因、趙元任、王力等在內的史上最強“教授天團”。
電影《無問西東》講的是西南聯合大學的故事，“無問西東”這四個字，源自於《清華大學校歌》裡的一句歌詞：“器識其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
《無問西東》，季羨林著
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落腳後，校長梅貽琦曾經邀請建築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這座代表國家希望的新校舍。梁思成很快拿出第一稿：這是一座具有現代風範的大學校園，校園內的現代化高樓十分矚目。但這個方案很快被否定了，理由是經費不夠，蓋不起；於是，梁思成把第二稿改成了經濟型的矮樓，依然不失簡約風範，但也被否，理由同上。梁思成接下來的設計稿陸續改成瓦房、鐵皮房，先後改了5稿，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掉一次眼淚，最終，不得不結廬為校。校長梅貽琦對此很坦然，他說：“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學校的伙食十分簡單，早晨是稀飯，用煮蠶豆作菜，午飯、晚飯是混著泥土、砂子的有殼紅米，米飯經常不夠吃。菜是清水煮的蘿蔔白菜，沒有鹽，更說不上油了。
西南聯大的茅草房
學校沒什麼經費，教授自然也沒漲薪水的指望。教授在戰前本來是極高收入人群。當時，助教收入一百多元，講師收入兩百多元，副教授三四百元，教授收入三百到六百元，甚至更多。像輔仁大學兼秘書長英千里，不但在輔仁任教，還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英國文學，最多的時候一月能拿1000多元大洋。抗戰前的物價低廉，例如1933年的南京，大米每斤4分錢，牛肉每斤3毛錢，五花肉每斤兩毛三，菜油每斤一毛六。所以，教授的工資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可以輕鬆買豪宅名車，僱司機傭人。
例如，教育部公務員魯迅也是大學兼職老師。他當年在北京買的一套西單附近的四合院價格在三千五百塊大洋，這大約等於他不到一年的工資。
胡適買了一輛高檔小汽車，價值500元，用了一個月的薪水。顧頡剛也買了一輛，還以20元的月薪僱了一個司機。
清華新南院西式住宅建成的時候，聞一多教授分到一套14間的房子，包括臥房、客廳、餐廳、儲藏室、僕人臥室、廚房，衛生間，裡面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等設備一應俱全，周圍還有綠植和草坪。
當然，高薪是有原因的。在當時，無論是教授還是大學生都很稀少，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不過7000多人，月薪拿到百元以上的教授，全國也不過1000人而已。
無論如何，到了西南聯大，一切都變了，抗戰時物價飛漲。戰前1塊銀元可以買70斤好大米，抗戰期間只能買八九斤，上漲了9倍；桂林的鹽1937年1毛錢1斤，到1944年賣到32元1斤，漲了300倍；據統計，像重慶、昆明這些大後方的物價，抗戰八年間漲了1800倍。
就這樣，不漲薪的教授很快從極高收入人群淪為極低收入人群。當時昆明的大米賣到7塊錢一斤，這意味著講師一個月的收入能買30斤大米，自己填飽肚子都不夠，最好的教授的月收入才能買85斤大米，這點糧食，全家吃粥都成問題。並且，連這點微薄收入都不能按時發放。朱自清教授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中，常常有“胃痛，抽搐”“每日嘔水”的記錄，這大半是因為忍飢挨餓引起的病症，1941年3月8日的日記中，朱自清的日記中說：
因為飢餓影響了效率。過去從來沒有感到餓過，並常誇耀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現在一到十二點腿也軟了，手也顫了，眼睛發花，吃一點東西就行。這恐怕是吃兩頓飯的原因，也是過多地使用儲存的精力的緣故。
當時有個笑話：有個乞丐向朱自清乞討：“先生給點吃的，給點錢吧！”大概是見朱自清氣質不凡，乞丐一路窮追不捨，朱自清無奈地說：“別追了，我是教授。”乞丐聽後，立刻轉身走了。顯然，這時的“教授”是窮光蛋的同義詞，連乞丐都不願意白費事兒。
國難當頭的時候，絕大多數教授寧願清貧自守，也不肯為日軍粉飾太平。但大家都有妻兒老小，吃飯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不得不另想辦法。於是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家屬開始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例如，梅貽琦校長的夫人賣米糕，起名“定勝糕”，做好後步行45分鐘到“冠生園”寄賣，因為路途太遠，經常是把腿磨破；
哲學家馮友蘭的夫人支起油鍋賣麻花兒；
社會學家費孝通上街賣大碗茶；
物理學家趙忠堯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自產自銷賣肥皂；
聞一多教授先是開了塊菜園種菜，發現不夠生活後，又利用自己的美學專長開了個刻章攤兒。但是聞教授不會拉生意，於是，12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一起幫他上報打廣告，為聞教授的刻章業務攬活兒。
聞一多教授
語言學家王力的家安在一間狹小的民房裡，房頂夏天漏雨，冬天透風。當地風俗是樓上住人，樓下養牲畜，房子又髒又臭，但王力安之若素，還在門上寫了一副對聯：
閒招白雲鶴千里，靜讀黃庭香一爐。
王力的副業是寫作賺稿費。
這不是王力第一次搞副業了，王力早年留學法國的時候，家境艱難，他的父親開了個小雜貨店，連錢都不敢多借，生怕還不起。王力到法國三四個月後，帶來的一點錢就漸漸花完了，在上課、補課之餘，他不得另找謀生之路，否則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王力在法國曾經幫助過語言不通的李石岑教授，為他翻譯和辦理入境手續，李石岑教授驚歎於王力流利的法語，於是他建議王力，不妨把法國文學名著翻譯成中文，這樣既可以學習法語，還可以賺點稿費。熱心的李石岑為王力介紹了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葉聖陶，葉聖陶看了王力的文章，對他的文筆十分讚賞，於是，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作家西格麗德·溫塞特的作品，以及紀德、左拉、小仲馬在內的法國名家的作品，源源不斷地被王力翻譯回國。其中包括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的名作《惡之花》，這是一部表現西方精神病態和社會病態的詩歌，卻將惡化為藝術，將病態化為神奇。
《惡之花》法文版
《惡之花》是現代詩中的驚世駭俗之作，而王力卻用舊體詩的形式翻譯了一版。在徐志摩新月體這類新體詩風靡的時候，把《惡之花》翻譯成典雅的舊體詩，實在有一種“任性”的熱情，王力說：“譯文純用意譯。我認為詩只有意譯才能把詩味譯出來，不必以字字比對為工。”
塵世累，人間愁，重重黑霧壓心頭。
六翮健者天驕子，靈光圈裡任遨遊。
心思何幸如天鶴，高飛戾天得自由。
王力翻譯起作品又好又快，短短三四年的時間，就翻譯出了17種書，甚至讓國內的讀者以為王了一是個文學家。
賺來的稿費讓王力解決了經濟危機，得以完成學業。可惜的是，1932年，日軍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遭到焚燬，王力的一些翻譯作品沒來得及出版就化成灰燼，不過這時的王力已經完成學業，並啟程回國。
此時，儘管翻譯作品的途徑被切斷，但難不倒王力，他寫了一批短小詼諧的小品文。
學者寫文章，三句話離不開專業，寫得艱澀難懂，讀的人叫苦連天。王力的文章卻很接地氣，寫得爽利，讀著爽快。他寫物價飛漲的窘迫，寫中國人請客的虛榮心，寫說話的學問，寫散步的好處。例如，《勸菜》描述給別人夾菜，菜隨筷子上的津液到了對方碗裡的尷尬；《奇特的食品》寫中國人吃燕窩與法國人吃蝸牛的互相嘲笑，還有超前的馬桶餐。取材雖然通俗，但透出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睿智，雅俗共賞，大受歡迎，王力因而與梁實秋、林語堂並稱“戰時學者散文三大家”。
國學大師季羨林說：“學者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專門從事鑽研探討……一類專門寫通俗文章……能兼此二者之長的學者異常的少，了一先生是其中之一。”——王力的筆名叫王了一，“了一”是王力的字。
1936年，王力和夫人在清華大學
無論是學者、翻譯家還是散文家，每件事王力都做得不錯，堪稱民國版的斜槓青年。和現代斜槓青年不同的是，這些都是在他不得已的情況下做的。當生活問題不再成為問題後，他再也沒做這些副業，專注於語言研究和教育。
當時，大家不重視語言學。有一次，王力夫人路過教室，聽到王力在講課，聽到飽含激情的聲音，她覺得教室裡一定是座無虛席，走到窗邊一看：偌大的教室裡，只有3個學生在聽課！
夫人取笑王力，王力說，如果我都無精打采，學生更提不起精神，所以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也得認真上課啊！
《平平仄仄平平仄》，王力 著
西南聯大走出的8000名學子，很多成了日後的大師。像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的趙九章、鄧稼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近百人，還有文學家汪曾祺、詩人何其芳，等等。
汪曾祺在晚年寫下了《西南聯大中文系》《跑警報》等很多文章回憶那段生活，他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
西南聯大存在了8年，抗張勝利後解散，師生們大多返回北京和天津。王力被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截胡，留在南方，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幾年後也被併入北京大學，回到了北方。
塵歸塵，土歸土。
許多年過去了，又談起這所大學和教授們的故事，並不是以一種平庸的心理對這些八卦津津樂道，更多是一種敬慕和嚮往，希望通過種種細節，見識這些傑出人物的風姿和情懷。
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面對各種猝然而至的災難時，會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來對待困境，並最終走出困境。這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可以用“不在乎”來概括，因為不在乎，所以能夠很快想出對策，渡過難關。這是一種永遠征服不了的精神所在。
名家小全集系列
上述內容和部分圖片源自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小全集》系列《歡喜八事》《無問西東》《平平仄仄平平仄》中的內容和部分作者的故事。
20世紀，有五位大師的書不能不讀。他們是文學大師汪曾祺；國學大師季羨林；語言學大師王力；美學大師朱光潛、宗白華。他們均師從名門或開門立派，成為一代宗師。他們的文章滋養了億萬國人，影響遠達海外。
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看到了大師風骨，看到了他們在面對困難時的那份從容和堅決。
從他們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欣賞文字之美，邂逅詩詞之美，窺見生活美學，遇見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