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李淵的家務事
武德六年正月,劉黑闥敗亡,全國範圍內的反唐勢力已基本平復,新興帝國的統一步伐已經無可阻擋。
但是,李淵卻越來越鬧心——外面肅靜了,家裡又開始亂套。
隨著外患的消除,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哥倆的矛盾,漸漸從地下轉到地上,而且愈演愈烈。
李淵的頭很大。
一邊是太子,帝國儲君,第一順位接班人;
一邊是秦王,帝國首功,打下大半個江山。
太子想保位,秦王想奪位。
一山不容二虎。
李淵實在不想看到自己的兒子兄弟相殘,於是,他找到李世民,向他提出了一個優厚的條件:出鎮洛陽。
“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
“建天子旌旗”,且管理半個帝國。
李淵的計劃有點瘋狂,但是沒有辦法。
02
太子和秦王的明爭暗鬥
武德六年開始,太子和秦王的衝突日繁,且漸趨白熱化。
除了細小摩擦,突出矛盾有三件。
第一件,太子私蓄禁軍。
未經審批,李建成私自招募了二千社會閒雜人員為宮廷侍衛,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李世民居所)”。
結果,有人把這事偷偷彙報給了李淵。李淵召來太子批評了一頓,並把直接責任人可達志流放巂州完事。
第二件,太子謀反。
剛長出了一口氣,緊接著,武德七年六月,一起更為嚴峻的事件讓李淵坐不住了:慶州都督楊文幹謀反。
重要的是,背後主謀指向了太子李建成。
大體過程是,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偷偷將一批盔甲運往慶州(今甘肅慶陽)交給總管楊文幹。
可能是因為害怕,二人走到半道的時候,突然拐了個彎向正在仁智宮避暑的李淵作了自首,說太子李建成勾結楊文幹,想借李淵避暑之機發動軍事政變。
李淵暴怒。
幾乎所有的證人證言都對太子不利。首先,二人均是太子手下,且據說奉的也是太子之命。其次,楊文幹是太子的人(華陰楊文幹素兇詖,建成暱之,使為慶州總管)。更“巧合”的是,這時候的楊文幹好像也在配合太子,竟然從慶州起兵造反。
李淵第一時間召來太子,並同時安排秦王平亂。
也正在此時,他向李世民作出了第一次承諾:這事完了我立你當太子,把建成貶到四川(吾以爾為太子,使建成王蜀)。
不過,這件事疑點甚多,最關鍵的就是太子缺少造反的理由,因為他地位穩固,皇位遲早是他的,況且李淵此時已經年近六十。
沉靜下來後的李淵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在又一次詢問太子後就草草結案。
結果是,太子毫髮無傷,李世民也繼續做他的秦王。
而且和上次事件一樣,幾個無關緊要的人當了替死鬼: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衛率韋挺,另外一個是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
這裡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在這一看似和秦王無關的事件中,同時也有一個手下人被處理。
這有點耐人尋味——雖然沒有證據,但李淵已經發覺,秦王在這個事件裡面不乾淨。
所以,懲戒杜淹就是敲打秦王,別拿老子當傻瓜!
第三件,太子下毒秦王。
讓李淵始料未及的是,對楊文幹事件的冷處理,不僅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反而讓兩兄弟更加迅速地進入到一種你死我活的狀態。
這次是李建成的反擊。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吐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
馬上就要出人命,李淵知道,再繼續和稀泥是行不通了,得趕緊讓這兩個冤家分開。
所以,才有了讓李世民出鎮洛陽,並“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
03
所謂“梁孝王故事”
梁孝王劉武,漢景帝劉啟一母同胞弟。不僅哥倆關係好,而且他們的母親竇太后也特別喜歡這個小兒子(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所以,兩人的關係大大超越了皇帝和藩王的正常狀態,甚至僭越了禮制。
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景帝劉啟身上。
他曾經在一次宴會上藉著酒勁對劉武說,我死後就把皇位傳給你。
“(梁王)二十五年(景帝三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母親溺愛、哥哥寵愛,本來劉武就飄,一聽這話就飄過界了。
比如,藩王入朝面聖(述職)是有嚴格規定的,每年在規定時間到,完事就接著回去,不得無故逗留。
而這個規定對於梁孝王如同虛設,因為竇太后太喜歡他,每次來了就不讓走,甚至一住就是兩年(梁王……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
在封地的建制也大大超標,“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注意,這一條和李淵對李世民的承諾如出一轍。)
入朝期間,不僅和景帝同吃同住同打獵,就連他的手下也享受和太監一樣的待遇,隨意出入皇宮(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如果說以上還僅侷限於形式的話,那麼,下面這一條完全就完全稱得上“不臣之心”了: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巧了,李世民自攻陷洛陽後,就一直沒有間斷對這一地區的經營,而他採取的方式恰恰也是對人才的吸納和物資的儲備)。
這一點很危險。
但竇太后和劉武都不懂,甚至還得寸進尺。
景帝七年冬,劉啟廢太子劉慄為臨江王。
劉武以為自己的機會來了,就加緊開始運作。結果工作還沒開展,劉啟就在袁盎等人的勸說下,立了膠東王為太子,就是後來威名赫赫的漢武帝劉徹。
劉武不甘心,不僅繼續搞小動作(暗殺袁盎),還對被朝廷通緝的手下人窩藏不報。
這給了劉啟出手的口實,他借題發揮,對劉武先震懾後疏遠,甚至連入朝時多住兩天的請示都予駁回(上疏欲留,上弗許),結果劉武在幾年後就鬱鬱而終。
所謂的“梁孝王故事”其實是一個僭越禮制的失敗案例,起因是竇太后想搞兄終弟及,它對於後世的意義是警示和引以為戒,而不是讓人用來借鑑和複製。
如果他拿所謂“梁孝王故事”承諾李世民,那李淵就是自己給自己“埋雷”,想親手搞垮千辛萬苦打下的江山。
李淵亂了分寸,但別人沒有,比如太子李建成。
04
太子說“我反對”
眼不見心不煩,這已經是李淵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
甚至急火攻心之間,他連這件事情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都無暇考慮。
但太子李建成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急了。
因為他知道,這個二弟不是凡人,讓他出鎮洛陽,就相當於猛虎歸山,蛟龍入海(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
而如果讓他呆在長安,就是一個普通的王爺(武裝力量有限),攪不起什麼風浪,出了事也好處理(留之京師,一匹夫耳)。
於是,他安排人進宮勸說李淵。
說客對李淵說,秦王近臣老家都是崤山以東的,這次聽說要去洛陽,都興高采烈,看他們的樣子,是不想再回來了(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
話說的很隱晦,屬於看破而不說破。裡面其實包含了兩層意思:
第一層,他們就在那裡安家落戶了;
第二層,他們要另起爐灶,也就是有謀反的可能。
作為開國之君,李淵雄才大略,且出身關隴,熟諳政治規則和歷史掌故。
所以,上面這些人所講的道理他不光懂,而且應該是早就想到了。
或者說,他可能在和李世民談完話後就後悔了。
兩個兒子都不是省油的燈。
尤其是老二,從小就與眾不同,成年後更是“玄鑑深遠、臨機果斷”、“聰明勇決、識量過人”。李淵能夠在隋末亂世中脫穎而出、南向而尊,大半得秦王之力。
真要把他放到洛陽,自己活著的時候可能還沒事,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自己一死,這個老二會在第一時間造反。
屆時,李家會亂,江山更會亂。
不能讓他去洛陽。
反悔就反悔吧,至於以後怎麼辦,走一步說一步。
05
李世民有一個洛陽夢
隋朝的都城有兩個,一是大興(長安),二是洛陽。
但是,在隋煬帝楊廣的心裡,卻是揚州(大業三年改為江都)份量最重。
當晉王的時候,他出鎮揚州十年,那裡已經成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即使身在大興或者洛陽,他的心也從來沒有放下過揚州。
在大業元年(605年)、大業六年和大業十二年,江湖上流傳著他三下揚州的故事。
甚至,他生命中的最後三年都是在那裡度過的。
如果說楊廣心裡一直有一座揚州城的話,那麼,在李世民的心裡則始終有一座洛陽城。
他們的淵源極深。
首先,洛陽是一座王城。
洛陽,從大夏開始,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均建都於此(後世更是稱其為十三朝古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謂崤函帝宅,華夏根脈,且處中原腹地,兵家必爭。
這麼一座王城,凡英雄皆神往,李世民也不例外。
其次,洛陽是李世民的戰利品。
武德三年六月,隨著劉武周的敗亡,大唐在西、北兩個方向的威脅已經全部解除(西秦薛舉、涼州李軌等已被先行剪除),李淵終於可以騰出手來,東進中原了。
第一個目標就是洛陽的王世充(另外一個是竇建德)。
至於統帥,太子要留守,齊王李元吉不堪重用,所以只有秦王李世民一個選擇。
從武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進駐河南新安,到武德四年五月十日王世充出降,戰爭居然打了十個月之久。
最終還是贏了。
這是大唐最重要的一次征伐——中原平,天下定。
同時,也是李世民生命中最重要、最困難的一次軍事體驗。
再次,洛陽寄託了他的夢想和希望。
洛陽有座玉清觀,觀裡有個道士叫王遠知。
他是茅山道士,曾師承陶弘景。
進入洛陽城,處理完受降事宜後,李世民領著房玄齡訪謁了這位真人。
一見面就極其驚豔。還沒做自我介紹,王遠知就驚訝地問道:你們裡面有聖人,難道是秦王來了(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
太宗因以實告。
王道士說,你是一個要做太平天子的人,一定要好自為之(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
這個故事存在兩種可能。
- 第一種,李世民安排史官編的,目的和他抹黑父、兄一樣,想借道家的“讖語”來證明自己政變上位的合法性;
- 第二種,李世民久慕王道士的大名,專門去驗證一下,確切說是想尋求一種“心理暗示”,以印證自己心底的某種潛在慾望。
這就像一個學霸,高考之前,在明知道自己可以考上北大的情況下,仍然去問自己的班主任“我能考上嗎”?班主任當然配合,說“沒問題”。然後該生更加信心大增。
李世民就是衝著皇位去的。
因為他之後在洛陽的反常舉動暴露了他的野心。
06
李世民對洛陽的經營
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表現在方方面面。
比如行軍打仗,每次看上去都贏得輕鬆寫意,但實際上,從前期鋪墊到兩軍相接再到總結善後,每一步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可謂“謀定而後動”。
他的人生也是一樣,其未來謀劃尤其是政治積累從太原起兵的第一天就開始了。
以人才為例。
- 西進關中的過程中,收張公謹、屈突通;
- 徵西秦薛舉父子的時候,收褚亮;
- 徵劉武周時,收尉遲敬德;
- 徵王世充時,收李世勣、秦叔寶、程知節;
這些人除了“秦王府十八學士”就是後來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共同構成了李世民的政治班底。
而在打下洛陽,並偷偷訪謁王遠知後,他就有意地開始經營洛陽城——同樣是未雨綢繆,因為他需要為以後可能出現的變故準備一塊根據地。
這裡有一段可疑的時間空白。
武德四年五月初十,王世充投降,洛陽城陷。
而到了七月初九,李世民才押著王世充、竇建德,回到長安舉行盛大的“獻俘”儀式。
這中間整整兩個月,他在幹什麼?
李世民給出的理由是,經過近一年的征伐,隊伍已經是師老兵疲,需要立即進行休整。
這個理由很充分,所以李淵也沒往多了想。
但實際上,李世民在洛陽城的工作卻基本和隊伍休整無關。
《新唐書》裡有這麼一段記載:“及洛陽平,帝(高祖)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
意思是,李淵的妃子們參觀洛陽府庫的時候,都想和秦王索要點金銀珠寶。但秦王說所有府庫裡面的東西都已經點驗封存,沒有功勞誰也別想要。
其實,封存是真,而用途卻大有說法。
第一個用途,籠絡、收買人心。這件事隱藏在《舊唐書•列傳十四(高祖諸子)》裡面。“玄武門之變”前夕,李元吉對高祖說:“秦王……初平東都(洛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
第二個用途,將來之用。武德七年,李世民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人事安排:溫大雅和張亮去洛陽,前者出鎮,後者去招兵買馬。
“隱太子圖亂,秦王表(溫)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秘畫,多所嘉納”;
“隱太子將作難,命(張)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
其心昭昭!
這兩人在這次任命中的貢獻有多大,從李世民即位後的爵位變動就可以看出來。
“(張亮)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鄅國公”;
“(溫大雅)轉禮部,封黎國公”。
公、侯、伯、子、男,爵位第一等,僅在“王”之下。
也就是說,武德七年時的洛陽城,已經成為了李世民的武裝大本營,或者說是唐帝國的一個巨大的“火藥庫”。
如果在武德九年李世民被迫出鎮洛陽,那麼,唐帝國的未來命運可想而知!
07
番外:皇權體制下的傳承
第一,分封制行不行?
李世民登基後,曾就這一問題專門和尚書左僕射蕭瑀作過交流。
太宗問:我希望“子孫長久,社稷永安”,有什麼好辦法嗎?
蕭瑀說:從前代的經驗來看,“封諸侯”是最好的。
他緊接著舉了三個例子:“秦並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
他這幾個例子其實都站不住腳。
胡亥即位後殺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導致趙高謀弒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替大秦說話;
西漢正是借平“七國之亂”和頒佈“推恩令”取消了諸侯王國,實現中央集權,才保漢家社稷二百年;
而魏、晉幾乎是秦、漢的翻版:曹丕排斥宗室才給了司馬氏以謀篡之機,西晉“八王之亂”則成為亂國之源。
所以,分封制是靠不住的。
第二,“雙王並立”行不行?
也就是一國二主。
最早的雙王並立出現在西周和東周交替的時候。
按《史記》記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犬戎入侵,西周滅亡,周平王(宜臼)東遷洛邑,史稱東周。
但按《竹書紀年》記載,“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周平王),虢公翰立王子餘臣於攜,是為(周)攜王,二王並立”。
可以想象的是,當時兩套班子、兩套法令並行,諸侯們肯定會無所適從,天下得亂成什麼樣!
所以,到“(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餘臣於攜”,這種局面才結束。
還有一個反面例子是趙武靈王。
他因為喜新厭舊而廢長立幼,讓小兒子公子何當上了接班人(趙惠文王)。
結果後來又發現大兒子、也就是廢太子公子章很可憐,作為補償,他把章安排到代地,並封為安陽君,享有高度自治權。
兩王分治,他實際上是在把趙國往分裂道路上推。
結果很慘,他這一舉動被趙國的保守派所利用,最後公子章被殺,武靈王被餓死,趙國重回老路並走向衰弱。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如果李世民出鎮洛陽,就極有可能出現和趙國一樣的結果。
08
結語
李世民沒有去成洛陽,導致了後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是李淵家族之不幸;
但是,這一變故卻避開了日後可能的兩王並立和二虎相爭,卻又是李唐國之大幸!
參考資料:《史記》、《竹書紀年》、《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大唐創業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