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熟知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締造民國的豐功偉業，但是1919年“五四”時期，他在上海傾力支持、指導學生的愛國運動，可能瞭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01 支持、指導上海學生愛國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秘密簽訂喪權辱國的條款，當時老百姓事先並不知道，但時任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到北京東堂衚衕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家中時，把這一消息如實透露給了蔡元培。蔡於5月3日，召集了北大學生代表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清、段錫朋等，把這一秘密公開告訴了學生。北大學生頓時群情激憤，在次日，由羅家倫任遊行總指揮，開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
5月6日，上海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朱仲華的老師，時任上海《民國日報》社總編輯和經理的邵力子，拿了當天刊登“五四”運動消息的報紙，匆匆來到復旦大學，找到了朱仲華，囑咐他緊急集合全校同學到大禮堂開會，會上邵力子先讀了關於北京學生反對巴黎和約中喪權辱國條款，在天安門前集會並遊行示威及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報道，然後慷慨激昂地動員學生們說：“北京學生有這樣的愛國思想和行動，難道我們上海學生就沒有嗎？……”同學們一下情緒沸騰起來，當天即停課到上海各大、中學校去串聯。而邵力子接著又匆忙到其他學校進行演講。後來他在1961年說：“孫中山先生‘五四’時在上海，對‘全國學生總會’起了領導作用。我到各校演講，也是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5月7日和9日，是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偷籤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國恥紀念日，7日下午，由時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的黃炎培主持，在上海西門外體育場，舉行了約有兩萬人參加的聲援北京大會，會後，學生與市民在南市一帶遊行示威。9日，各學校又停課一天，復旦大學許多學生分頭上街演說、宣傳，提出了“外保國權，內除國賊”等等口號，與此同時，全上海四十四所大中學校很快串連好，先後兩次到復旦開會，認為在當前萬分緊迫的形勢下，為了反帝救國，廣大學生必須儘快團結起來，統一行動，為避免連累老師，只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謝絕教職員參加。
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在靜安寺路（南京西路）51號成立。公舉復旦的何葆仁為主席，瞿宣穎為文書，朱仲華為總會計兼總幹事。“上海學聯”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即是在5月14日召開各校學生代表會，熱烈歡迎京津學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錫朋等一行到上海，請他們公開宣講北方同學掀起反帝愛國熱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殘酷鎮壓、迫害的實際情況。第二件大事，則是計劃五月十五日全市統一罷課，後因北大校長蔡元培不滿北洋政府迫害學生憤而辭職，離京南下，到了杭州。為了與全國學聯代表一起，去杭州“迎蔡”還京，朱仲華奉派去杭，上海學聯把統一罷課日期推到五月二十二日，全上海四十四所大中學校，實現了統一罷課，緊接著，“學聯”計劃進一步實現罷市，但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副會長沈聯芳，藉口“辭職”對實現罷市，多次推諉，始終未能配合學生罷課運動。
下一步到底怎麼進行，“學聯”領導成員心中無數。正當困惑之際，突然有個人跑到“學聯”辦公處，悄悄地說：“孫中山先生請你們學聯去兩個代表，時間在今晚七點，地點在西藏路口老晉隆西餐館，他有要事，要同你們密談。”原來“五四”時期，孫中山先生住在上海莫利哀路（香山路）5號，因工作關係，“學聯”中心組一些成員常去那裡向他彙報學生運動情況，深得孫先生的鼓勵和教導。孫中山先生對學生們的愛國運動一直熱情支持，他與巡捕房及各國在滬的律師均有密切聯繫，蓋以防學生有被捕等事發生時，可給予辯護和保釋，孫中山先生的這一部署，對愛國學生們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學聯”中心組接到孫中山先生通知後，興奮異常，於是就委派了何葆仁與朱仲華二人於當晚趕到老晉隆西餐館。此時門口早有一位著西裝的中年男子在等候著，見面後，那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紹姓洪，是孫中山先生派來的代表，他已叫好了客菜，招呼何、朱二人上樓，邊吃邊談。席間，何葆仁和朱仲華著重向他彙報了上海學聯成立後開展活動的情況和當前碰到的棘手問題。洪先生認真地聽了後，向二人傳達了孫中山先生的口頭指示，大意是說：“這次你們學生罷課，完全出於愛國熱忱，中山先生非常贊成。但是目前這樣溫溫吞吞下去，勢必會曠日持久，貽誤時機。中山先生說你們學生應再大膽些進行活動，萬一工部局出來抓人，中山先生已經為你們請好了外國律師，一名是法國的，一名是英國的。一定會出來為你們辦交涉的，你們放心，大膽幹好了！”雙方談了約兩個小時，分手時洪先生告訴他們：孫中山先生囑咐，有什麼事儘管去找他。
02 衝進租界，示威遊行
由於有了孫中山先生這般具體有力的支持，在回去的路上，何葆仁和朱仲華都非常興奮和激動。這次會面前，本來上海學聯已經決定在5月31日召開一次“郭欽光烈士追悼會”（郭是在北京衝擊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時不幸殉難的一名學生），為了聲援北京，決定會後仍要舉行示威遊行。但遊行路線，還是在“中國地界”，重點是從南市指向龍華。這次會面後，“學聯”中心組成員決定，三十一日的遊行大膽去衝“租界”。
5月31日下午，“學聯”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約有三萬人參加的“郭欽光烈士追悼會”。“五四”時期在北京被捕，以後釋放南下到了上海的許德珩，也被邀請在會上講了話。會後照例遊行，臨時宣佈分為兩路，一路由何葆仁帶隊，南下龍華；一路由朱仲華帶隊，北上直衝租界。遊行隊伍冒著如火驕陽，北上這一路沿老西門走民國路到了老北門，再從河南路直衝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當路過《民國日報》社時，二樓陽臺上的邵力子和葉楚傖不斷向隊伍招手，並熱情鼓掌，沿途還有不少商店店員，看到這支首次衝進租界來的遊行隊伍，激動得紛紛主動送上一杯又一杯茶水，並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些使得遊行學生得到極大的鼓舞。
當隊伍到了重要地段四馬路（福州路）巡捕房時，門口出來十幾名中、西包探，其中一人問道：“你們怎麼到這裡來了？”帶隊的朱仲華說：“我們要到天妃宮去！”工部局萬萬想不到學生遊行隊伍居然一反往例，衝進了租界。上司沒有佈置，這些下屬的“包探”連臨時彙報請示都來不及，哪有對應的措施，敢阻攔遊行。只有幾名中國包探，緊緊盯在遊行隊伍後面。一會兒，隊伍過了天妃宮橋，到了市總商會，負責人早已溜之大吉。兩名在場的理事，對學生們提出的“限期罷市”要求，再三聲稱“不敢作主”。漸漸天已晚了，大家在總商會的椅子上已坐得差不多了，於是，朱仲華便宣佈隊伍解散，分頭回家。萬家燈火時分，學生們終於勝利結束了首次衝擊租界的反帝示威遊行。這是在孫中山先生具體有力支持下，上海學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地段，公開舉行的愛國救亡反帝遊行。它在“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大長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志氣，滅了帝國主義者的威風。
6月2日，何葆仁、朱仲華代表“學聯”，前往莫利哀路晉謁孫中山先生，他們遞上名片後，一位姓馬的副官先上樓通報，一會兒工夫他下來帶著二人上了樓。孫中山先生一見二人，高興地站起來招呼二人入座。朱仲華先向孫中山先生彙報了衝進租界遊行的經過，並且感謝他派代表對學生們進行了有力的支持。孫中山先生仔細聽了他們的彙報後，興奮地讚揚了上海學生反帝愛國、團結一致的鬥爭精神。他說：“你們能攻破這個頑固的堡壘，這是了不起的勝利！這是你們學生團結一致的力量！”兩位代表聽了都非常高興，坐了一會兒就告辭回校了。
03 天下為公
然而，到了6月3日，北京學生近三千人，又連續被北洋政府當局逮捕，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憤，鑑於上海市總商會不肯下通知統一罷市，上海學聯便決定採取組織小分隊分頭動員商店罷市，似乎出乎意料，廣大商店很快響應，最早罷市的是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榮昌祥西服店，很快，從大馬路到二馬路、三馬路……家家關門停業，形成了“三罷”（罷工、罷課、罷市）的強大聲勢。至此，“五四”運動發展到了“六三”運動，由於有了工人階級的參加，到了六月十日，終於迫使北洋政府無可奈何地罷免了三個賣國賊的職務。這是震動整個世界的偉大勝利。
此後，上海學聯幾位代表又一次前往晉見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也十分高興，還用英語對代表們說了兩句話：“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導致滅亡！”到了當年十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環球學生聯合會”（會長為復旦校長李登輝先生，是當時為出國留學生代辦手續的組織）作公開演講，講題叫《救國之急務》，其中孫中山先生熱烈讚揚了上海學聯。他說：“試觀這次學生運動，於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效果，可知結合者強也”。“學聯”許多同學都聆聽了孫中山先生這次精彩的演講，為了答謝孫中山先生對“學聯”的讚譽，三天後，“學聯”公推了朱仲華為代表，前往莫利哀路晉謁孫中山先生。那天下午，當朱仲華登上二樓時，孫中山先生和宋慶齡女士均未午休，正各自在靜靜埋頭讀書，他非常熱情地招呼朱仲華入座，朱仲華激動的表示，聽了先生的演講，大家十分感謝先生對我們上海學生運動所作的評價。再次表示這與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孫中山先生同朱仲華談了當時北洋政府派內務部長南來上海議和的情況。他說：“我是堅決主張南北統一，反對分裂的，但要實現南北統一，先決一條，必須和議雙方有一個‘天下為公’的思想”。談話時，他興沖沖地取來筆墨紙張，在長約四尺，寬可九寸的宣紙上，欣然揮毫，寫下了“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並署上“仲華先生屬”和“孫文”二字的落款，隨後取出硃紅印泥，端端正正地蓋上了一方印章。同時還對朱仲華說：“天下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實現了天下為公，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了。這就送給你做個紀念吧！”作為年僅二十出頭的青年學生，幸福地收下了偉大革命領袖所賜的墨寶，朱仲華激動得不知說什麼話是好。孫中山先生又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他親自譯註的《會議通則》，是他根據《英國議會法》寫成的，他在書上寫了“仲華先生惠閱”六個字，也送給了朱仲華，這本書後來毀於戰火，“天下為公”這一橫幅，朱老則於1959年捐給了紹興市文物管理處。
來源 _ 《團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