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的編寫程序
李南方
北宋傑出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它不僅是歷史知識的寶庫，而且是歷史著作的楷模。它為歷史編纂學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對當時和後世都有重大的影響。《通鑑》編述者處理資料的方法堪稱典範，對我們今天編修地方誌過程中進行資料的綜合整理，仍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通鑑》記述了上起戰國、下終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治亂興衰史”，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萬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其書網羅宏富，體在思精，為千古之所未有。”確非過譽之辭。
《通鑑》的編寫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當時已具備一切必要的物資條件，適應了社會的需要，並得到兩代皇帝——宋英宗和宋神宗的讚許與支持外，還在於有真正得力的人手與合理的分工，有十分周密的計劃和正確的方法。
根據司馬光《與範內·（祖禹）論修書帖》所言，《通鑑》在成書之前還有過兩道工序。因此，《通鑑》實際上是三步編寫而成的。這就是：
第一步作叢目。首先以一定的史料為依據標出事目（即詳細的篇目），再集中所有資料，將其中一切有關的事情按年月日順序載錄於相應的事目之下。每一事中間空一行白紙，以便進行整理、補充。作叢目要求儘量“採摭異聞、力臻詳備。”“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無害。”這可算是第一稿。但這一稿還只是做了資料的比次編排工作。
第二步修長編。就是將叢目全面仔細地檢閱一遍，然後進行以下處理：對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史料，選錄一種明白詳備的；彼此互有詳略的史料，就“左右採獲”，互相補充，並加以文辭修正；遇有彼此年月事蹟相違背的史料，則擇一種證據分明，近於合理的“修入正文”，其餘的注於正文之下，並說明取捨的理由。修長編的原則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略”，以便有進一步修改、考訂的餘地。可見所謂長編，就是對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的鑑別取捨和組織整理後所形成的文字，具有“半成品”的性質。
第三步筆削成書。這一步是總其大成的工作，即對長編所載進行更加精確的史料考訂、更加嚴格的組織剪裁和更加系統的文字修改，經過由“粗”到”細”的反覆刪潤，寫成《通鑑》的定本。
上述過程的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要將一千數百餘年間浩如煙海的各種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舊資料，改造成自成體系的新書，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憎。司馬光以為，在作好叢目之前不能急於修長編。他在以上提到的《論修書帖》中說：“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註，如何遽可作長編也！”就是說，長編要以叢目為基礎，不能一步跨越——不作叢目而直接修長編。
《通鑑》初出於眾手，後成於一人，是集體分工協作與個人負責相結合的產物。司馬光是全書的主編。他奉敕置局修書，親自挑選人才，得到劉攽、劉恕、範祖禹三個主要助手。這三人都是當時博學能文，有很深造詣的一流史家。劉攽是漢史專家；劉恕對各種史書“無所不覽”，深諳數千年間的史事，尤為馬光所推重；範祖禹專治唐史，著《唐鑑》一書。叢目和長編和編寫由這三人分擔：兩漢歸劉攽，三國至南北朝歸劉恕，唐代歸範祖禹。此外，凡遇到“紛錯難治”的史料，又都交給劉恕處理。可見司馬光的知人善任。除這三個主要助手外，還有檢閱文字，輯錄資料的人員。
司馬光本人，不僅負責總休設計和全面的指導工作，而且全書最後由他一手編定。對於全書的體例、寫法，編目、長編的編寫方法與要求，各種工作的相互配合，他都一一作了具體規定。在筆削成書時，他將長編一刪再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對“文字尤多”，計“六七百卷”的唐代長編，他花了幾年工夫才刪定為八十一卷。據說《通鑑》全部草稿，當時在洛陽盈兩大屋之多。足見工程之浩大和司馬光及其助手們用力之艱苦精勤。在向宋神宗《進資治通鑑表》中，司馬光說：臣“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還須補述的是：在劉、範諸人參加協修之前，司馬光已獨力編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通鑑》上限之始）至秦二世三年的八卷，往後的二百八十六卷是以這八卷為樣本續編的。這說明，《通鑑》這部“文字簡練，記事周詳”，“博約得宜，體例統一，前後如出一手”（王仲犖《資治通鑑選》）。可見可見這部負盛名的鉅著的完成，司馬光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這樣一部大書僅憑三、五人之手完成是令人驚服而值得研究的。自唐代以來，史館修書有種種弊病，早在唐景龍二年（708年）作為史官的劉知幾在他的辭職書中就曾痛加揭露。其中如：監修官多，互相牽制，以致“十羊九牧，其令難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史官亦多，職責不明，因而“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新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劉知幾《史通》《忤時》篇）。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通鑑》編寫班子是一個精兵強將的班子。他們各自盡職盡責，並且通力協作，克服了這些弊病，才創造出新的局面，取得空前的成就。這是很值得我們今天編修地方誌好好學習的。
1982年5月
記憶《〈資治通鑑〉的編寫程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地方誌編纂工作在全面展開。這是一件文史盛事，又是一項巨大而全新的工程，對於絕大多數參與其事的人而言，如何蒐集資料，如何著手編寫直至成書，都是現實存在的大問題。我有幸躬逢其盛，並受命擔任《武漢市志•衛生志》副主編（主編由武漢市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建儒先生擔任），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學習。
中國有數千年史志學傳統，有眾多名垂千古的史志學家。當此重任，我一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歷史經驗與史志典籍，《〈資治通鑑〉的編寫程序》算是一篇較為完整的學習筆記。這篇一千九百多字的文章，寫成於1982年5月，隨後發表於《武漢志通訊》。
1983年4月22日至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地方誌指導小組在洛陽召開中國地方誌規劃會議，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共七十餘人參加會議，我是湖北武漢地區的代表之一。我的上述文章被編入會議散發的論文集。與會代表和文集中的文章作者，包括譚其驤、朱士嘉、史念海、傅振倫、來新夏等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史專家。
會後不久，我有小詩一首吟詠其事：
史家會議集春庭，
我有文章播洛城。
一卷英華遴九地，
欣同老輩共標名。
可是在這次會議一年多之後，我被調入武漢晚報從事新聞工作，不得不放下編修衛生志的任務。三十多年過去了，偶然在網上搜索，我發現《〈上海地方誌〉1989年第一期》也略有刪節地轉載了此文，它成了我那時經歷的一種記憶和紀念。
李南方
2020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