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聲地嘆息
我是一攬風塵，很高興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不能說明韓非思想的先進。因為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韓非的法和我們今天的法是同一個嗎？
當然不是。
韓非的法以及法家的法，歸根結底，是古代統治者的統治工具，而我們今天的法律，是社會契約，並不是某個階級的統治工具。不能因為依法治國就得韓非的法是先進思想，因為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是統治工具和社會契約之間的區別。
韓非的法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的思想上的。我們可以拿儒家的孟子和荀子來作比較：孟子的主張，我們可以歸類為人性本善，而荀子則不同，荀子是人性有惡。孟子是把人天生看成是善良的，而荀子是把人惡的一面強調出來，但沒有說人原本就是惡的。而韓非則直接把人性歸類成惡的一面，這也就是儒家和法家思想上的大不同。
而這些大不同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首先就是理念的不同，我們可以用簡單的上中下來形容他們的理念。上代表的是品德高尚的人，中代表普通人，下代表道德敗壞的人。
顯然，儒家思想只能規勸上，中兩類，有可能會把一部分中一類的人引導成上。但是，也會有很大一部分原本意志不堅定的人變成道德敗壞的人。這就是所謂的勸其上，得其中，放其下。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侷限性。
而法家的思想很明顯，人性本惡。能夠讓道德敗壞的不敢犯錯，能夠讓普通人安分守己，但是法家的思想是不可能培養出道德高尚的人，因為法家思想已經把你可能犯錯的範圍劃出來了，同時也把你發展的範圍劃出來了，這就是法家的優勢和侷限性。
所謂的儒法之爭，千年來根本沒有結果和勝負。難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看不到法家的影子了嗎？難道秦始皇“焚書坑儒”後世就沒有儒家的思想了嗎？
儒家和法家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統治者的胡蘿蔔和大棒，一方面，他們是相信人性本惡，希望有根準繩約束百姓的行為，另一方面，他們需要儒家的諸多思想為他們培養一個品德高尚的集體。這個集體就是士大夫群體，這個群體通常忠誠且有些古板。皇帝要換太子？不允許，皇帝要建宮殿？不可能……但也恰恰是這個群體，一直構成了封建時代的中流砥柱，千年來為每一個朝代保駕護航。
可單單有這個群體就足夠了嗎？
顯然不行。
如果事情就這麼簡單解決了，那從古至今就只有一個朝代了，就沒有改朝換代了。如果有人已經不受道德約束了，大棒就該搬出來了。法家思想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統治者巧妙的運用法家的思想，為自己的統治在底層人民中擴大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面說法家的法是統治工具了。
所以我說，現在的依法治國並不能體現韓非的思想先進性，儒家和法家都擁有自己的優勢和侷限性，同樣都成為了統治者的工具，儒法之爭很難說誰勝誰負。
思淵默言
韓非是韓國貴族，和李斯是同學，曾同時從師於荀子(這也是他在秦國因遭李斯嫉妒，被李斯進讒言殺害的原因)。
韓非是戰國末期的大思想家。他總結吸收了戰國末期諸子的學說，從而形成了他自已的刑名法術之學。比如，他吸收了荀子儒家學說，但廢棄了儒家對士大夫以上用禮儀，對庶民用刑罰的舊說，主張人君對臣民一概用刑。
韓非非常崇敬老子，同意道家將“道"作為萬物的本源。但他又肯定“道者，萬物之然也"，是事物的總規律。老子的宗旨在柔弱無為，韓非卻主張剛強有為。
韓非非常注重向法家(包括名家)學習，如他將商鞅、李悝一派專主用法，申不害、尹文一派專主用術，慎到一派專主用勢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理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他認為要集權於中央，明君應當“抱法"、“處勢"和用術，三者缺一不可。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央集權制度已經確立的情況下，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理論，維護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利益，是當時政權鞏固統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湖北老衛
道德與法律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現在習主席提倡依法治國，同時也提倡、加強道德規範與教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