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十年（1026年），年僅七歲的司馬光不僅熟練掌握了《左氏春秋》整本書的大意，而且還能將其中的文章倒背如流，神童一說由此傳開。可真正讓少年的他出名的卻是
“砸缸救友”這件事，七歲的司馬光見好友不慎掉入裝滿水的大缸中，在其他人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小司馬光冷靜的砸缸救友，這件事也震動京洛。公元1086年，司馬光因病逝世，在暮年歲月的時候，司馬光在床上回望此生，想起的卻不是自己少年成才，背誦《左氏春秋》和舉石砸缸救友的事，而是心心念念放不下北宋的舊法與花費自己大半輩子編寫而成的《資治通鑑》。
（一）
公元1019年，宋真宗時期，司馬光出生於光州光山，父親司馬池任本地縣令。父親在其六歲時開始教他讀書，七歲司馬光就能熟練掌握文中內容與含義。司馬光的博學多才，除了他的勤奮好學外，另一方面則是源於他父親的著意培養，父親司馬池無論是輾轉河南、陝西還是去四川做官，都會把兒子司馬光帶在身邊，而也正是因為這些經歷讓孩童起的司馬光無論是眼光還是見識都已“凜然如成人”。
公元1038年，宋元宗時期，十九歲的司馬光參加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可以理解為科舉考試的第一名），此後步入仕途，擔任華州判官。因司馬光小時候就與朝中許多大臣相識，中榜之後，尚書張存更是主動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同年司馬光與張存女兒結婚。
宋仁宗時期，北方的党項族人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國，本來西夏國是與宋朝市臣屬關係，可西夏國用小計謀擺脫了北宋的控制，北宋當然不堪其辱，出軍討伐西夏，不為別的，只為有個說法，可結果是北宋連連失敗，最後連說法也沒了。
宋仁宗見此，想讓兩浙添置弓手以此來增強軍事防禦力量，再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其實北宋從真宗開始，社會上的積貧積弱問題就日益嚴峻，到了仁宗時期，“冗兵”“冗官”“冗費”的現象更是突出，冗兵十萬卻無法抗擊敵人，最後只得落得連年納幣求和的結果。
司馬光父子看到了仁宗這樣做的弊端，於是代父草擬諫文《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這是司馬光第一次向皇帝進諫，司馬光可能自己也沒想到，在他的一生當中，屬諫官做的最久，最認真；從嘉祐六年（1061年）起的升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然後改天章閣待制兼待讀，到知諫院，前後一共當了七年的諫官，期間可謂是直言不諱、不避權勢、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高尚風格與克己奉公的品格。
（二）
步入仕途的第二年，司馬光的母親去世，按照傳統，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服喪期間，父親司馬池病死於晉州，雙親的接連去世，讓司馬光整個人跌入低谷，尤其是父親的去世，讓司馬光尤為痛心。在司馬光整個的一生中，父親司馬池的細心教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無論是為人，處事還是工作的恪盡職守，父親的背影始終是司馬光追逐的方向。以至於後來，每每想到此事，司馬光都只得嘆息
“平生念此心先亂”好在一件事的結束總會成為另一件事的開頭，司馬光在居喪期間，把自己無盡的悲痛與寂寞排遣到文學創作當中，此後三年又三年，在這期間，司馬光逐漸將政治中心轉移到文學創作當中，閱讀大量書籍，創造了許多如《十哲論》、《四豪論》、《廉頗論》、《才德論》等幾十篇著作，這些著作都是對以往歷史的論述，可以說是為後來《資治通鑑》的整理埋下伏筆。
服喪結束的第二年，公元1046年，司馬光接旨回京，初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此時的司馬光二十八歲，正值意氣風發、壯志凌雲的年紀，儘管官場深似海，可並沒有熄滅他激動的心情。
司馬光進京後經宰相龐籍的推薦，先後任職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殿中丞等官職。主要工作是對古文進行系統的研究，修日曆、改集賢校理等，任職史官後，司馬光潛心於對歷史的研究，再加之龐籍的一心栽培，司馬光得以更專心於學習以往的整個歷史脈絡。
（三）
公元1063年，英宗即位，但此時兩宮矛盾加劇，太后與英宗之間的問題日益尖銳，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先後上奏諫文十七責，以“金堤千里，潰於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來說明皇帝離了太后則是“無以君天下”，而太后離了皇帝則是“無以安天下”的問題，經過一番苦苦相勸，太后與英宗的矛盾才終於有所緩和。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著手編寫的《通志》引起英宗的重視，於是特設書局在崇文院，讓其繼續編纂。其實一開始司馬光是覺得以往的史籍太多太雜，許多人無法抓住裡面最重要的部分，便自己帶人出力著手編纂一部紀傳體，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的書籍。
公元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司馬光在歐陽修的大力推薦下任職翰林學士，繼續編纂《通鑑》。也是這一年，朝氣蓬勃的神宗皇帝虛心下問，多方徵求治理國家的方略，王安石大膽革新的方案深得他心。
兩年後，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政知事，主持變法事宜，司馬光作為反對變法的主要人物，朝廷之中辯論，司馬光主張節流，認為“天地所生財務百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主張救災節用，而王安石的開源則以“不加賦而國足用”的思想來確定理財政策。其實這場辯論雙方都是贏家，神宗一開始的打算是讓兩個人一同輔佐變法，可是司馬光看到王安石的銳意變法，知道難與共事，於是拒絕了皇帝的請求，“願就冗散”，此後從1071年起，司馬光改任西京御史臺，長居洛陽，“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此後的十五年，都在專心編纂《資治通鑑》，而王安石則需一邊推行新法，一邊抵禦來自守舊派的惡意誹謗。
（四）
編寫《資治通鑑》的緣由，除了“《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畢生歷年不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外，更是希望以史為鑑，引起帝王們的反思。
公元1084年，司馬光主持的《通鑑》編寫完畢，神宗以其“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而賜書名《資治通鑑》，《通鑑》完成的第二年，神宗去世，全國各地的新法實施越發艱難，公元1085年，守舊派的頭頭宜仁太后高氏，起用司馬光等保守派來變更新法。
公元1086年，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此時新法還有青苗、免疫、將官等猶在，雖然他曾經說過“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可事實是即便對於那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是一概廢除，之後同年九月，廢除完所有新法的司馬光長眠於世。
司馬光被重新任用後，當了十六個月的宰相， 在他與王安石之間曠日持久的政治鬥爭中，司馬光用他最後的十六個月取得了勝利。可北宋的局面卻沒因此有所好轉，新舊黨爭更加嚴重，新法推行後所取得的成就，也隨之一概消失。文學的自負讓司馬光成為一代文豪，可政治的自負卻讓他成為世人爭議的對象。
END.
參考文獻《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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