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仁宗趙禎為主角的電視劇《清平樂》備受關注。在中國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可謂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然而，在在位的42年間，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在政治、文化領域名人輩出，群星薈萃，其中“唐宋八大家”佔了六家，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就佔了三項；當時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史稱“嘉祐之治”。
中國文明造極於大宋，仁宗朝則是大宋的巔峰。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已在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中國新史》中提到，“中國最偉大的時代：北宋與南宋。中國人在工技發明、物質生產、政治哲學、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領先全世界。”而宋代的昌盛，則主要得益於宋仁宗時代。
電視劇《清平樂》裡的宋仁宗形象。
【背景】
第一個以“仁”為諡號的帝王
在位期間，“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
宋仁宗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沒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樣的鮮明個性、乾隆下江南那樣的戲劇性經歷。他是一個庸常的君主，居於深宮，生活平淡如水。
然而，正是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間，中國湧現了非常之多的傑出人物：
文學界，明朝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為北宋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全都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
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爭鳴，形成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象數學諸流派，而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全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大學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且，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是在仁宗時代的政壇中嶄露頭角的。
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均出現在仁宗時代（用來製作熱兵器的火藥配方首見於仁宗朝的《武經總要》，指南針與活字印刷技術，首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宋代的兩位科學家——蘇頌與沈括（蘇頌發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動天文鐘“水運儀象臺”，沈括則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無不涉獵的天才），都成長於仁宗時代。
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
仁宗“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54歲的趙禎走完了他的一生，逝世於東京（今河南開封）大內福寧殿。北宋著名的大學者邵伯溫當時才7歲，與父親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陽。多年之後，邵伯溫仍記得清清楚楚：當仁宗皇帝龍馭上賓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城內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菸蔽空，天日無光”，大家都悲從中來，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溫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師過洛陽，告訴邵雍：“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長孺赴四川劍州普安縣就任，行走於亂山之間，但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王安石說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並非誇大之詞。
當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遼國告哀之時，發現遼國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駕崩，抓著宋朝使者的手號慟：“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耶律洪基還下詔，將宋仁宗昔日賞賜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
許多年之後，元祐年間，距仁宗逝世已有30年，耶律洪基對這位宋朝君主“追慕猶不忘”，對使遼的宋朝大臣說：“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為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說著，又動容哭泣。
宋人感嘆地說：“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四十二年如夢覺”的集體回憶
宋仁宗安葬於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永昭陵。不知何時，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經過永昭陵，看著眼前物是人非，觸景生情，在壁間題下一首深切懷念仁宗時代的絕句。此詩有數個版本，差異只是個別用詞，或雲：“農桑安業歲豐登，將帥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歸夢想，春風和淚過昭陵。”或雲：“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當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就感覺那是夢一樣的美好而易醒。詩中，“農桑不擾歲常登”講仁宗朝風調雨順；“邊將無功吏不能”講其時四海昇平，以致將士、官吏沒有立功逞能的機會。嚴格來說，這是一種被時間與情感修飾過的集體記憶，不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真實面貌，因為仁宗時代發生過嚴重的澇災，西北、廣南均爆發過戰爭，不過就總體而言，在多數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確實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四十二年如夢覺”是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的真實感受。
仁宗“廟號獨稱仁”
有意思的是，趙禎在位之時，士大夫對於仁宗之政其實談不上十分滿意，而趙禎本人也沒少受士大夫批評，如嘉祐六年（1061），蘇轍參加制舉考試，在回答御試策問時，便毫不客氣地對皇帝提出措辭強烈的批評：“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
毫無疑問，沒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會認為趙禎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趙禎逝世之後，宋朝士大夫卻將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範，推崇有加：北宋末陳師錫認為，“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也引範祖禹奏議說：“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趙禎廟號“仁宗”，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寫仁宗輓詞，特別說“廟號獨稱仁”。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紀》，給出一段評贊：“《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一個“仁”字，是史家對趙禎的蓋棺定論，也是儒家對一位君主的最高評價。
明代最出色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給年幼的萬曆皇帝編撰《帝鑑圖說》，擇上自三代聖王、下迄兩宋君主“善為可法”者，集成“聖哲芳規”八十一則，其中來自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為可法”事蹟最多。
宋仁宗畫像
【探因】
真實的宋仁宗到底有多“仁”
修內而安外
宋仁宗不光對人仁慈寬厚，身為九五至尊，衣食非常簡樸，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為了什麼。宋仁宗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時值初秋，官員獻上蛤蜊。仁宗問從哪裡弄來的，臣下答說從遠道運來。又問要多少錢，答說共28枚，每枚錢主幹。仁宗說：“我常常告誡你們要節省，現在吃幾枚蛤蜊就得花費28000錢，我吃不下！”他也就沒有吃。
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又累又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勸他：“陛下日夜操勞，千萬要保重身體，想吃羊肉湯，隨時吩咐御廚就好了，怎能忍飢使陛下龍體受虧呢？”仁宗對皇后說：“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邊看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要數百隻，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不堪計算，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不忍，因此我寧願忍一時之餓。”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寢宮，因為頭癢，沒有脫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喚梳頭太監進來替他梳頭。太監梳頭時見仁宗懷中有一份奏摺，問道：“陛下收到的是什麼奏摺？”仁宗說是諫官建議減少宮中宮女和侍從的。太監說：“大臣家裡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還要增置。陛下侍從並不多，他們卻建議要削減，豈不太過分了！”仁宗沒有接口。太監又問：“他們的建議，陛下準備採納嗎？”仁宗說：“諫官的建議，朕當然要採納。”太監自恃一貫為皇上所寵信，就不滿地說：“如果採納，請以奴才為削減的第一人。”仁宗聽了，頓然站起呼喚主管太監入內，按名冊檢查，將宮人29人及梳頭太監削減出宮。事後，皇后問道：“梳頭太監是陛下多年的親信，又不是多餘的人，為何將他也削減？”仁宗說：“他勸我拒絕諫官的忠言，我怎能將這種人留在身邊！”
守成賢主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意見，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
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願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7名言官與仁宗理論，仁宗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唐介不客氣地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後宮後，對張貴妃說：“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仁宗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因此，以往歷史學家們稱譽他為“守成賢主”。
嘉佑二年（1057）。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裡寫文表達，他在路上聽人說，宮中美女數以千計，帝王與官員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很淡定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嚇出一身冷汗，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請朝廷制裁之。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應該按“謀大逆”嚴懲。
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於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不以兵鋒威天下
宋仁宗一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變法，因為只有變法才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才能富國強兵。可是做了長期準備工作的“慶曆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他並沒有灰心，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眾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為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為知制誥，醞釀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變法。
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盛況，有宋一代，也只是仁宗朝才有。
朝鮮半島高麗王朝歲歲向北宋進貢。使者回來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訓高麗。宋仁宗說：“這只是高麗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沒有去訴諸武力。
執政才幹
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在這套機制之下，皇帝負責任命政府主要的執政大臣，由執政大臣主導帝國大小事務，並設置獨立的臺諫系統嚴密監督政府人員。這套體制具有明顯的分權制衡的特點，有點像英國君主立憲制的雛形，既保證了宋朝可以選舉出最優秀的宰輔人才，同時又能保證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職。他們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故而，在仁宗統治中後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這段時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後世士人認為是治國之楷模。
其中，宋人周輝《清波別志》卷三的一條材料，頗能說明這一問題：嬪御久不遷，屢有幹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為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箋，戲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眾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但笑遣之。
尊重集體決策，締造新的文人政治論理體系，體現了仁宗守成之君的高明之處。而且宋仁宗善於防微杜漸，最大程度上保護這種他與文人官僚一起建立起來的共治制度。（來源：《光明日報》郝立新/文、《天津日報》伍玉成/文、《濟南時報》江丹/文、人民網 劉穎穎/文、《人物週刊》孫哲/文、《中華文化論壇》李強/文、《南都週刊》吳鉤/文、《宋仁宗：共治時代》吳鉤/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