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日記從兩個多月前開始寫，到今天才寫到第十篇。看來這名字起錯了，這哪是日記？充其量不過是週記。不過，說是日記也問題不大，這些日子除了天氣變化，每天生活內容都一樣，過了一週好像只過了一天。這樣的日記寫得索然無味，等寫完這一篇，湊個整數，就收手了。
年初曾跟合肥的老同學約定，五月下旬去巴爾幹半島旅遊，因為我們不少青春的往事與這些國家有關聯。當年看過一些電影，比如前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塞拉熱窩》、《橋》， 還有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國的電影。人到老年，能去實地看看，豈不是一件幸事！
前些日子，國內疫情好轉，我想著穩定幾個月就可以外出旅遊了。沒料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國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卻在全世界蔓延。別說出國旅遊，就連國內旅遊也不可能。跟老同學打電話，互相囑咐保養好身體，來日方長。老同學說了一句：“等疫情過後，你如果回家，路過合肥，我們見一面。”
回家？我不是天天在家嗎？老同學說的“回家”是指哪個家？顯然，他是指巢湖。中國人說的“家”有多重含義。按照老傳統，老家指籍貫，即父親的出生地，祖輩們居住的地方。過去的表格指“家”的只有籍貫一欄，我都填“肥東”，其實，我十八歲那年才第一次去老家。如果說“家”是指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我的家是巢湖。但是我家在巢湖嗎？家是什麼？老房子？是父母所在的那個家？有人說，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的確，對我來說，父母去世之後，我回巢湖，已不是回家，而是探親。老同學所說的那個家，我是回不去的了，只存在於記憶之中。
說起回家，我倒是想起了一些難忘的往事。我第一次單獨離家是1966年十月中旬去北京大串聯，出家門那天興致勃勃。到了北京，前半個月很開心，可是半個月一過，突然想回家了。但是回家要等接待站統一安排，不能說走就走，一直等到十一月下旬才領到了回鄉乘車證。我和同學小宋那年才十四、五歲，從巢縣站上車沒問題，只要是上行車，爬上去就行，可是從北京回家就抓瞎了。我倆晚上到了北京站，站前廣場上人山人海，幾十條隊伍等候進站，我們不知道站哪條隊能回安徽。那時北京到合肥沒有直達車，只能乘坐津浦線的車到從蚌埠站中轉淮南線。我們在人群裡亂找，天上下著小雨，很冷，突然聽到熟悉的江淮方言，像是和縣口音，以為遇到了老鄉，心頭一陣溫暖。湊上前，用家鄉話一問，才知道他們是江浦的，屬於江蘇省。江浦學生年齡比我們大，對我們很關照，讓我們插在他們的隊伍裡。我們就憑著江淮方言找到了回家的路。在北京一個多月，開拓了眼界，我們看到了北京的美麗，也體會到了家的重要性。
蚌埠老火車站
過了兩年，我又出門了。這次去的地方離家不遠，但回家的路卻漫長而艱辛。1968年10月28日，巢縣一中開上山下鄉大會。我和鄰居高中同學小王倆人出了家門，揹著黃書包，扛著鋪蓋捲到了學校操場。開完大會，直接下鄉。去哪裡？我們不知道。一看有去半湯的隊伍，我們就排在後面。我們對半湯有點印象，1965年學校組織我們下鄉勞動，去的就是半湯。當年是步行去的，不算太遠。那天傍晚，第一批插隊半湯的幾十個知青到達公社所在地，很快就分散到幾個大隊。我們知青組共有七人。從1970年開始，通過招工、招生陸續有人回城了。到了第五年，小王也招工走了，他是我們七人中第六個離開村子的人。他走後，第一批知青只剩下我一個。半湯離巢城不過十公里，現在已是城市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多年前的半湯，完全是農村。對我來說回家的日子遙遙無期，回家的路不知還有多長。從半湯回家遠不像大串聯從北京回巢縣那麼容易，我從1968年離家到1976年回家，花了八年多時間，走了不到二十里路。不過，那段人生路程讓我深刻地認識了社會，瞭解了農村，看到了城鄉差別和農民的生活狀況，也意識到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變化緊密關聯。
回家的路
又過了將近十年，1985年我離家去廣州讀研，寒假回家，再次體驗了回家的不易。從廣州回巢縣，先由廣州乘火車到上海，再經上海轉乘火車到南京，然後換乘汽車到巢縣，路上要40多個小時。我也曾聽說憑學生證可以買飛機半票，廣州飛南京和合肥的航班都有，一查票價，都是88元。乘飛機可以大大縮短時間，減輕旅途疲勞，但票價比坐火車臥鋪貴了一倍以上，幾乎相當於我兩個月的工資，最終還是乘火車坐硬座回到家。
我考研時因單位不批准，無法報名。幸而有朋友暗中幫忙，弄到一張介紹信，才走進了考場。可是，錄取之後，單位領導很惱火，扣住了檔案不給。那年我已經是考研的極限年齡（當時規定35歲以上不能報考）不去的話，今後再無機會。可是沒有檔案，不能享受研究生津貼。雖說是帶薪上學（注：上學前有工作單位的，錄取後可帶薪），但當年的廣州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安徽的工資比廣州的研究生津貼還低。在廣州呆了整三年，經濟上捉襟見肘，每次回家為了節省路費，路上都要折騰。不過，相比在農村插隊落戶，不知好了多少倍。畢竟上學讀書對提升自身學業有利，也能為日後的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礎。
家在遠方
八年之後的1993年，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回家也不順利。原打算1994年春節前回國，可是節前回國人多，飛機票價水漲船高，節後票價顯著下跌。我測算了一下，留在美國過年推遲迴家，即使多付一個月房租，還是更省錢。20多年前的中美差距很大，同住的朋友勸我乾脆留在美國別回去了。我說我這人戀家，在美國不習慣。國外再好，我感覺像是住旅館，旅館再好，也不能老住著不走。再說，住旅館哪有在家自由自在？我後來看到搜狐的掌門人張朝陽說的一句話：“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裡非常充實。”這也是我的想法。自從去了美國，見識了外部世界，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深的感情。對家的概念有了變化，當飛機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我就有了到家的感覺。有人說，出了國的人更愛國，我有同感。
回國 歸心似箭
轉眼又過了近二十年，我六十歲了。2011年，學校安排我參加國際交流項目，先後去了土耳其，法國和英國的幾所大學工作，時間從幾個月到一年不等。在國外工作很愉快，朋友也不少，還能趁機旅遊，近距離體驗異域文化，可是時間長了不行。在土耳其工作了一年，其他都好，就是不習慣伊斯蘭飲食；在英法兩國，中餐館多，吃飯沒問題，可是西方人過聖誕節放假，到了中國春節新學期又開始了。過年不能回家，對我來說很難接受。還有一些文化習慣上的差異也讓我覺得不自在（就像這次抗疫，西方人不肯戴口罩，還歧視戴口罩的東方人）。後來，有兩所大學邀我再去，我都以年齡大了為由而婉拒。
人在伊斯坦布爾（2012）
又過了三年，我退休了。此後還是不斷離家、回家，但大都是外出旅遊，時間自己掌握，來去自由，這對我很合適。有人說“旅遊無非就是從自己呆膩的地方到別人呆膩的地方繼續發呆！” 這話說的形象，我就是這樣，在家呆膩了，就外出旅遊，在外想家了，馬上就回來。可是這次疫情突然爆發，這樣自由自在的日子今後恐怕也不多了。
對於老年人，少出門，不出門，回家自然就不再是難題。但是對於年輕人，情況就不同了。從三月開始，國外疫情日趨嚴重，在海外的留學生紛紛要回國，回家難成了新一代人面臨的難題。我二姐的一個外孫女在倫敦帝國學院讀研，倫敦發生疫情，家裡人不放心，希望她回家，覺得回到家才安全。可是孩子不太情願，說學校開設網絡課程，她可以呆在宿舍上網課。她怕回國上不了課，無法參加考試，耽誤學業。我當時看了張文宏醫生給留學生的講話，也建議她留在英國不動，避免旅途感染。可是沒過兩天，英國首相和首席防疫專家提出“群體免疫”的措施，這等於是放任病毒傳播。沒過多久，英國首相和首席科學家居然也中招了，而這位首席科學家正是倫敦帝國學院的頂尖病毒專家。這下子孩子媽媽無法淡定了，天天上網刷屏搶購機票。起先買到了一張倫敦直飛浦東的機票，但很快接到通知，航班取消。於是趕緊找轉機機票，買到了經日本轉機的航班，途中要折騰30個小時。航班定在3月27號，有沒有變數？誰也不能確定。
松江隔離賓館
家長不甘心，天天在網上搜索搶票，突然發現芬蘭航空有飛浦東的航班，立即又買了一張。3月23日，這外孫女從希思羅機場起飛，經赫爾辛基轉機，前後二十多個小時不吃不喝地飛抵浦東機場。她媽媽第一時間給我發來微信報告好消息，說是到家了。當然，這個“家”不是她自己的住宅，而是我們這個國家。
登記入住隔離賓館
對於海外學子，回到祖國就是到了家，就能感受到了家的溫暖。外甥女家住上海松江區，孩子下飛機之後需要隔離14天。外甥女在微信上告訴我：“松江區統一到機場接。區裡派了一輛大巴配兩個全副武裝的醫生，只為了接兩個留學生，後面還跟著警車。政府投入很大。”聽到這個消息，我說這是在享受VIP服務。孩子被安全送到一家隔離賓館， 她媽媽不能靠近，只能遠遠地在警戒線外拍一張照片。第二天，孩子跟媽媽視頻，說酒店夥食很好，叫媽媽放心，不要給她送東西，免得麻煩工作人員。昨天隔離期滿，孩子終於平安地回到了媽媽的身邊，並給我打來視頻電話，精神狀態很好。我想這次難忘的回家經歷，對孩子，乃至對所有的留學生來說都是一次很好的磨練，也培養了他們的家國情懷，讓年輕人意識到有國才有家。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召回自己的海外公民，讓他們早日回國。無論是故土難離的戀家人，還是四海為家的雲遊客，都在往家趕。一時間，好像滿世界都是要回家的人。但是病毒不分國界，哪兒都有風險。經過這次疫情，我想人們對家的概念要重新定位，要進一步認識到人類只有一個家，那就是地球。無論國籍，不分人種，大家都是地球村裡的人。即使是離開地球的宇航員和登月的人也要回到地球這個“家”。可見，回家不只是個人的事，也不是哪一國人的事，地球的環境破壞了，大家都出不了門，也都回不了家。在當前抗疫鬥爭中，各國人民只有團結一致，攜手同心，才能守住家園。
地球村
打開微信，大千世界，紛紛擾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大道至簡，無論有多少紛爭，人首先要找到回家的路，而在路的那端一定還得有個家。我想，這世界重要的事很多，但，能不能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020年4月9日於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