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300多万感染者、超过20万人死亡、覆盖185个国家……新冠疫情看似无差别地席卷全球。然而对不同国家和群体来说，它产生的影响却天差地别。
“病毒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伦敦大学学院健康权益研究所所长、世卫组织资深顾问迈克尔·马默特（Michael Marmot）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十年里人们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受大流行病的影响，健康不平等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马默特都在专注研究全球性的健康不平等状况，足迹遍及各大洲。从1960年代起，他就领导了著名的“白厅研究”（Whitehall studies）——一项追踪了一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健康与薪资状况的实证研究。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主席，长期为世卫总干事提供关于健康公平方面的建议。他还先后担任过世界医学协会主席、英国医学协会主席、欧洲科学院副主席等。凭借在健康不平等领域的杰出贡献，被英女王封为爵士。
界面新闻：您长期研究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在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中，这些不平等是如何体现的？
马默特： 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冠状病毒给大家的印象是，每个人都可能感染。在英国，查尔斯王子和约翰逊首相相继感染；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也感染了。看上去，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有特权。
但到了下一阶段，人们被告知，要保持社交距离，要在家隔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疫情的初期阶段，我们并不知道健康不平等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预测。
今年2月25日，我发布了《马默特报告2020》（Marmot Review 2020），回顾了过去十年英国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这份报告每十年会更新一次。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发现平均寿命已不再增长，健康不平等却在加剧。我们研究了儿童贫困，幼儿早教，就业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它们是导致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人们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居住场所。受大流行病影响，这类健康不平等现象会更加严重。
首先来谈收入问题。英国政府承诺，将支付上班族工资的80％。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处在贫困线的人来说，拿到80%的工资会直接把他们的生活拉到贫困线以下。高收入群体损失20%的工资还可以对付，但是低收入群体如果损失了20%的收入，他们的孩子会陷入贫困。
其次是教育问题。学校关闭后，孩子们只能在家中上课。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够在家工作的父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来教育孩子。他们往往也住在更大的房子里，孩子也会有更多的隐私，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下做功课。但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如此。
第三是工作条件的问题。高收入人群可以在家办公，尽管有种种不便，但借助互联网他们可以完成工作。但是收入越低的人，他们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零售和酒店业的工作人员。酒店，餐馆，咖啡店，酒吧，商场都关门了。富裕一些的人把钱都花在了这些地方，而不那么富裕的人就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疫情一来，穷人们丢了工作，富人把花在这些地方的钱省下来了。
最后是生活条件的问题。穷人的居住环境往往很拥挤。有一位记者最近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在一线工作的护士，和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她很担心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孩子。很多医护人员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脱下来，扔到洗衣机里，再洗个澡，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家人。
综上来看，这些关键领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都可能会加剧。
界面新闻：现在在英国，关于NHS（英国全民医疗服务）的讨论也很多。政府预算的削减导致了NHS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在面对这种大流行病的时候。您也指出，预算的削减是加剧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您认为此次疫情会给政府敲一个警钟，让政府改变卫生政策吗？
马默特：我们应该给政府敲警钟，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正在为一个医学期刊写文章，在里面我提到，我们绝不能回到现状，我们应该做些不同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2010年政府缩减开支的政策，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我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人们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健康不平等还日益加剧。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界面新闻：您认为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马默特： 政府需要针对健康不平等问题制定政策。我们不仅要让GDP增长，也要考虑如何改善人们的健康问题。GDP的增长应该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的问题。基于这些，我们此前的GDP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GDP也不该成为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
界面新闻：您如何看待大流行病之下，诸如非洲或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马默特：我非常担心这些国家。看一看印度，很多务工人员忽然就没有了工作。他们离家几百公里。他们没有地方睡觉，也没办法回家。失业保险覆盖不到他们。他们是真真正正活在边缘的一群人。
这些国家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很难改善，疫情过后一切就回到了从前。这种不平等会持续影响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我也为巴西感到担忧。我觉得巴西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重视不足。
界面新闻：我们知道，美国此前停止了向世卫组织的拨款。有人认为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欠发达国家，您对此如何看待？如果很多国家都不再信任世卫组织，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马默特：我觉得世卫组织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做得很好。应对埃博拉病毒时，人们批评世卫组织的反应太慢了；但这次应对新冠病毒，世卫组织的反应很快。这确实非常快。1月份的时候，世卫组织已经预警，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的风险。
面对疫情时，我们需要全球合作。世卫组织是我们的全球合作机制。如果你不喜欢它筹款和运作的方式，你可以改善它，而不是摆脱它。世卫组织这次应对疫情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相信这是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有目共睹的。
界面新闻：关于世卫组织的改革，我们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希望世卫组织拥有更多的权威和资金，这样它就能做更多的事；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世卫组织运行得并不好，应该削减对世卫组织的开支，更多地依赖主权国家自己来应对流行病。您对这两种声音怎么看？
马默特：第二种声音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想象。如果你认为世卫组织运行得不好，不给它拨款，那么它只会变得更糟。
世卫组织每年的预算是50亿美元，这笔钱来自它194个成员国。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世界经济的规模每年约有80万亿美元。荷兰，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不太需要这笔钱，但玻利维亚和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就很需要。
在面对很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我们需要世卫组织来展开全球合作，但它的资金一直不够。如果你认为它运作的不好，应该为它适当拨款，而不是把这笔钱抽走。
界面新闻：您提到英国这样的国家并不太需要世卫组织来解决国内的健康问题。因此，人们可能会说，既然世卫组织帮不了我们什么，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投给NHS？对此您怎么看？
马默特：我想说，这种想法十分狭隘。它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糟。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世界改善健康，那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纳税人的一小部分钱用在了改善世界健康上，我会觉得这笔钱花的很值。
如果世卫组织可以控制住疫情，对于所有的英国纳税人来说，是件好事。
界面新闻：美国停止给世卫组织拨款之后，其他国家要如何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为世卫组织筹款呢？
马默特：如果一个国家决定退出（世卫组织），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他们不拨款的话，他们就不再是会员了。
疫情之前，有一个很好的观点认为，世卫组织的核心预算需要增加。世卫组织获得的太多资金用在了特定的项目上，从而降低了其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比如X国会拨款给血吸虫病的项目，Y国拨款给计划生育项目，Z国拨款给非传染性疾病。有这些拨款自然很好，但我认为更多的钱不应当和这些项目绑定在一起，这样世卫组织可以通过其理事机构决定战略重点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这笔资金。
我对世卫组织新的战略框架感到满意，该战略框架主要包括三大支柱，有30亿美元的资金来应对全球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应急准备的重要性。但是在大流行之前，我已经建议谭德塞博士就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提出建议，与世卫组织合作，尝试制定一个全新的计划来改善人们的健康。世卫组织的预算真的很少。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这个平台，让人们相互理解，把人们聚到一起共享知识。
全民医保是很重要的。我们批评英国的NHS，说它资金不足。但是请考虑一下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它们在应对疫情时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界面新闻：您在报告中还提到，一个可持续的社区可以减少健康不平等。在您看来，这个可持续的社区应该是什么样的？
马默特：可持续的社区指的是可持续的居住和工作场所。住房是很关键的一环。当然，干净的饮用水和空气也很重要。
我之前在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一个分会，他们给我展示了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环境，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其中包括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比如步行，骑自行车或搭乘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既可以改善健康，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住房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们能有更多保温的住房，温室气体排放就会降下来。这对健康和环境都有潜在的好处。
在社会层面，一个可持续的社区会创造凝聚力，人们能够互相支持。
界面新闻：在过去的五年到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内看，采取保护主义。您认为这是否对改善健康不平等的全球合作增加了困难？您认为未来十年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马默特：如果我把日程表给你看，你就会知道，我本来要去好多地方的。本来，我5月打算去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在此之前，我还要去趟巴西和阿根廷。我的日程还有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加拿大，美国。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人们对健康不平等以及健康问题的社会因素越来越有兴趣了。20年前还不是这样。您作为中国的一家财经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我很高兴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但我希望人们能把兴趣转化为行动。
关于未来十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我并不擅长预测。我不希望我们只是坐在原地想一想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思考一下我们如何能影响未来。我不希望各国政府回到以前的道路，因为它行不通。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做出改变。至于《马默特报告2030》会写什么，这就要看政府做得怎么样了。
（古典对此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