亙古懷念說史
魏晉玄學是在正始年間形成而盛行於魏晉時代的一種社會理性思潮。為什麼當時會產生這樣一種帶有思想解放性質的社會思潮呢？其背景原因比較複雜，不過大致說來有這麼幾個：其一，它是隨著門閥士族這一新的社會勢力的發展而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門閥士族作為新興的社會特權階層，它當然不願意輕易接受現成的舊的思想體系，它要建立反映自己意願和權利的新的理論依據與話語方式，於是便產生了所謂的玄學。所以魏晉玄學說到底主要是以門閥士族階層為社會基礎的。它是以門閥士族為主體的一種哲學，一種思維。
其二，當時動盪變亂黑暗虛偽的社會政治現實，使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憂懼情緒和懷疑意識，一種時事難為、人事不測的孤寂感和絕望感。人究竟該怎樣活才既安全又快樂？究竟什麼樣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這一些早在建安詩文中就被朦朧意識到了的嚴峻的時代性問題，此時變得愈加清晰，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解答，於是魏晉玄學便應運而生了。
其三，兩漢時代所“獨尊”的官方化儒學此時已趨衰微。兩漢儒學的衰微有其必然性，一是作為迷信荒誕的讖緯神學和枯燥繁瑣的章句經術，它已失去了學術生命力，漸為士人所厭棄；二是它所講的綱常名教和道德倫理那一套，無法在當下險惡變亂醜惡虛偽的社會現實中找到客觀依據，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時人的懷疑和疏淡；三是它作為一種服務於大一統專制集權的理論工具，一時難以適應封建的大地主莊園經濟和各自為政的門閥士族階層這一新的政治經濟格局，因而自然要暫時“退場”，以讓位於反映時代要求的新的理性話語——玄學。
天香引
自隋唐以降，文人雅士們在詩詞歌賦中，常常描述魏晉名士。“田園之間，揮灑天地雨露。廟堂之上，舞盡魏晉風流。”惹得後人羨慕不已。而這些魏晉時期文人的風格，後來被魯迅先生稱為“魏晉風度”。
而所謂的“玄學”，就是魏晉風度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除儒學之外唯一被定為官方的學問，其思潮持續至宋代，影響至今。
那麼，什麼是“玄學”呢？
比較正統的解釋就是以老子《道德經》中：“玄之又玄，眾法之妙”。用道家的“以無為本”，來詮釋世上萬物皆由無而派生。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莊註解，辯析名理。這就給人以空洞深奧的想像，就連當時玄學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釋：“玄，謂之深者也”。
具體來說，“玄學”視道家《老子》和《莊子》為玄宗，對儒家的《易經》、《論語》進行註解。一改自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儒道互黜”的文化格局，主張“祖述老莊”。從兩漢繁瑣的經學解脫出來，以調合“自然”與“名教”為目的，用思辯的方法討論萬物存在的根據，試圖探索出本末有無的中心問題。
由此可見，玄學已不單單屬於道家，也應該算一種樸素的哲學流派，是一種以老莊思想為基礎把儒道兩家結合起來的哲學嘗試，
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玄學”流派的具體表現為：
行為上荒誕不經，驚世駭俗。比
如王粲愛聽驢叫，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禮上學驢長鳴。劉伶喜歡裸身於廳堂，以天地為屋，以房間為衣裳，等等。
言語上談天地山水，談梅蘭竹菊，談風花雪月，談詩酒年華。但唯獨不談政治，不問國事。
在服飾方面不儒不道，不僧不俗，有時甚至著女裝抹口紅，完全打破世俗，顛覆時人三觀。
在飲食方面，或噬酒如命，或藥石充飢，或清淡茹素，或葷腥並受。
等等。他們解開一切束縛，從天而欲，灑脫自然，大膽探索萬事萬物與自身的聯繫，從而提升自我格調。正如阮籍所說的：“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崗”，盡情地享受著玄學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則。
那麼，王弼和何晏等為代表的清談人士，為何放著現成的儒道不去遵從，而要獨闢蹊徑，開創玄學呢？
首先，要從當時的政治生態說起。
魏晉時期，時局動盪不安，朝代更迭頻繁。每次新的政權推翻上屆政權後，無不對官員和權貴們重新洗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就造成了一些人對個人理想和行為準則產生了迷惘，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了衝擊。
司馬炎篡魏後，先是實施以打壓曹魏舊黨為介口的高壓政策，令士人噤若寒蟬。接著又發生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由於各個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勢力，以至於內亂平息之後，原來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員幕僚們，自然要遭到清洗。甚至有的人曾經和判王有過語言交流，或曾經有書信往來，都要受到蛛連。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之下，最佳的選擇莫過於遠離政治，清靜無為。這些人喝酒縱歌，託懷老莊，“以清談為經濟，以隱逸為高等”，追求一種“清峻通脫，風流自賞”的生活方式。
其次，文化和思想領域的變革，為玄學的產生營造了相應的土壞。
從東漢末年至兩晉的兩百多年間，隨著大一統王朝的解體和三國紛爭，儒家思想和兩漢經學已逐漸失去了魅力。讖緯之學和三綱五常已讓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感到厭倦，對“學以致用”產生了迷茫，開始尋求安身立命之地。老莊思想中的“清淨無為”被風雅名士們加以培養，便很快在這種土壤中紮根。
門閥士族群體的形成，是“玄學”的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看似放蕩不羈的群體，在當時多是出身顯赫，身份尊貴。比如領軍人物何晏，祖父是漢末大將軍何進，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六世祖以下數人位列三公，家族逾百年隆望。茲後的阮籍、嵇康、王衍、樂廣等，無不身出名門。
可以想象，在那種政治環境下，有這樣一群特別具有號召力的名士，每天手執拂塵，著寬袍長衣，不問世事，時飲酒作賦，時撫琴高歌，讓人何不羨慕，繼而效仿！
久之，“玄學”之風漫延整個士族群體，成為魏晉時期的主流階層。
非非空
“建安風骨”歷來被很多人推崇，但殊不知在當時還有另一種同樣以年號來命名的社會風習，叫做“正始遺音”。
“建安風骨”和“正始遺音”，這是當時並列的文學風貌。
“正始”是曹魏時期皇帝曹芳的年號，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對之後的一個階段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那就是“玄學”興盛的時代。
“玄學”不是道家學說，而是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反彈
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諸子百家的思想都開始逐漸歸攏在“儒家”這一旗號之下，形成了真正的思想上的大一統。
也就是說，因為思想文化與社會變革直接的不完全對應，政治上由秦實現大一統，而思想上的統一在漢代才逐漸完成。
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魏晉玄學的出現就是一次在“儒家”為主導的大背景下，老莊思想的一次反彈。
但是，這次反彈並不是老莊等學說挑戰儒家的主導地位，而是老莊等思想大規模融入儒家的過程。
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這些精擅玄學的名士文人，本身就是儒家學者，他們沒有拋棄自己的根底。
漢末三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昏聵的“桓”、“靈”兩朝，又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戰火。這期間長時間處於戰亂，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種朝不保夕的狀態裡。
曹操、劉備、孫權這種雄踞一方、三分天下的霸主同樣如此，每一個都是從群雄環伺的境況中逐漸完成自身勢力的收攏與沉澱，南征北戰與殘酷廝殺是他們都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連他們都如此，更別說那些四處流離的普通人了。
這時候的一些士人對於現實社會產生了厭惡的情緒，有一些人因為自身無意於仕途，有一些人因為“九品中正”等的原因無法進入仕途，他們在現實社會里都需要一個發洩的地方。
物質生活上的不如意，那麼就轉入精神世界的耕耘，這是文人歷來的習慣。
現實社會中所遭受的無奈，在精神世界裡同樣存在，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比較嚴苛的條框，讓這些文人們不敢逾越。
那麼，如何來打破這一現狀呢？就需要另一種思想的介入，其地位既不能太遜於儒家，又不能像“法家”一樣和儒家唱對臺戲，這就是老莊思想在當時尤為受到重視的原因。
於是，一些文人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反響很大的口號：
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些人認為，“禮法”等規矩是為普通人而設置的，不能用來約束那些“放浪形骸”的名士。
這些口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踐行這種觀念的人本身必須是無害於社會的名士，同時也必須承認“禮法”在現實社會里的合理性。
當統一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上層社會的統治者沒有精力去約束這些有強號召力的名士的時候，只要這些人不反對自己的政策，那怕是站在一箇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容忍。
所以，我們看到嵇康等人在最初活得比較瀟灑，但是孔融、禰衡等人就死得極為悽慘。
而到了天下逐漸一統的時候，也就是魏晉之交，思想上的統一就成為了一個必然的趨勢。
這些之前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文人，因為有很高的社會名氣，不能直接進行彈壓，那麼就會留給他們一個選擇。
嵇康等人繼續以較為激烈的態度不合作，那麼就只能被處死；而另一些人言論就變得稍微溫和一些，開始研究一些對社會無益也無害的“玄學”思想。
比如，求仙問道、世界起源，甚至表現出一種超然物外的心態，放浪形骸的做派，這些都是沒有威脅的做法。
可以想見，當社會上很多人都在遵循儒家的“規矩”的時候，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打破了這一枷鎖，遨遊於一片雖然虛無但非常自我的天地中，自然是讓人豔羨的。
於是，很多出身於名門貴族的“士人”也開始了這種模仿，有一些是真的喜歡，也有一些是為了博取名聲，但整個社會的風氣就是這樣。
說得直接一點，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不懂一點別人看不懂的“玄學”，都沒有資格稱作“名士”，這樣的人是無法在上層社會立足的。
這樣一來，無論是真的喜好“玄學”，還是裝模作樣地喜好“玄學”，都要表現出超然物外的狀態，人手一個拂塵，大談特談虛無縹緲的內容，還要四處揮舞，不時長嘯。
這其中有人是為了“逃世”，但更多的是為了博名。
那麼，當一個時代都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名士”的標識，那麼無論是真的認同還是虛偽的做派，在外在的表現上都會採取一致的行動，那就是模仿與推崇。
於是，“玄學”在一段時間裡極為盛行，各種名士之間的互相辯難，甚至登臺高論，就層出不窮。一時間如“皇帝的新衣”一樣，沒有人敢出來反對。
但是，這一時間也不長，畢竟虛無空洞的內容沒有長久的生命力，所以其衰也迅，逐漸就被新的思想所取代了。
“玄學”進入文學，從“遊仙”開始，到“山水”落幕
“玄學”雖然是一種思想，但形諸文字的內容都可以當做文學來看待，無論是記錄“玄學”思想本身的內容，還是記錄這一思想流變的內容。
眾所周知，文學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對於一種文學風格來說，必然會有相似的承繼關係。
“玄學”在最初的階段就是來自於“遊仙”文學。
“遊仙”，顧名思義，就是在講一些神仙瀟灑漫遊等內容的詩歌，如果從源頭上講可以追溯到屈原楚辭的時代。
但這種追溯明顯和後來的秦漢時代的“遊仙”文學相差甚遠，所以玄學所承繼的“遊仙”文化應該是秦漢以來的一些內容。
漢大賦當中因為要進行鋪陳，經常會使用一些誇張的手法，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於神仙的描繪，將它們寫得或飛天遁地，或光怪陸離。這在三國時期曹植的《洛神賦》當中一樣可以看到很濃重的色彩。
而詩歌中，“遊仙詩”也是盛行一時的詩歌體裁，曹操的詩歌中就有大量的這一類作品。
“遊仙”、“詠仙”、“慕仙”成為了最為主要的思想內涵，這與後來以講述玄學為主要的文學作品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內涵極為接近。
這一類的思想加上莊子《逍遙遊》等作品所表現出來的“無所待”，在當時就出現了“玄言詩”這一類別。
雖然枯澀平淡，但卻極為契合當時社會的風貌，也表露了這批文人的精神追求。
而“玄言詩”等文學體裁對於社會的意義實在不高，也有違“詩言志”傳統。這些推崇玄學的士人雖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但骨子裡還是儒家文人，所以自然就不能太過於離經叛道。
於是，改善“玄言”作品的枯澀乏味，傾注更多的志趣進入其中，就誕生了“山水詩”這一體裁。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東晉玄學家孫綽，其詩歌以“山水”來談“玄學”的例證數不勝數，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名氣的。
從“遊仙”繼承而來的對“玄學”的追捧，到了以“山水”為依託的文學創作，“玄學”這一枯澀乏味的文學風貌也就逐漸退出了文壇。
“魏晉玄學”雖然盛行一時，但這個時間真的不長，曇花一現而已，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這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所出現的一次文學上的嘗試活動，戰亂的頻仍與厭世情緒的滋生，讓一批文人試圖在精神上達到超脫。
但其“空談”的弊病一直被後世所警惕，所以即使後來出現了同樣的社會環境，文人雖然豔羨當時的精神自由，但也不會再走“玄學”的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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