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時，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膾炙人口，被毛宗崗譽為“第一才子書”，言下之意，沒有讀過《三國》而自詡為“才子”的人，會貽笑千古的。大概比起其他三部名著，《三國演義》在遵循史實脈絡的前提下，推崇封建正統思想，比較受統治者的青睞，因此幾乎沒有遭受過統治階層的打壓干預，據說努爾哈赤就以《三國演義》作為參考，領悟了一套權謀與用兵的本領。而講“造反”的《水滸傳》，話“興衰”的《紅樓夢》與鬧“天宮”的《西遊記》則是主旨思想一個比一個敏感，能保存流傳到今日實屬幸事。
《三國演義》擁劉貶曹的傾向本質上是維護了封建正統思想，因而到了封建王朝瓦解後的新文化運動中，難免會被列入到“被批判的糟粕”中。比如魯迅先生就有一句經典的評語：“顯劉備長厚而似偽，狀諸葛多智而近妖。”反而對於開闢新時代的曹操多有推崇，想來也是政治需要吧。
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們的物質生活逐漸富足，對精神文化層面的追求也就愈發迫切，《三國演義》早已家喻戶曉，許多讀者已經不滿足於讀小說，而是更多地關注漢末三國這段歷史，《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料也就逐漸為人所矚目。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率先引起了一段全民關注歷史的潮流，王立群、康震、易中天等教授都有自己對歷史的獨到見解，以至於老百姓茶餘飯後談古論今時也好說一句“那不過是演義虛構，真實歷史如何如何”。
確實如此，“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真實的三國曆史比小說更加耐人尋味。而筆者接下來要講的魏、蜀、吳三國各自的政治結構演變，這些您未必在《百家講壇》中聽過，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中國古代史的走向。
想要建立一個政權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古人說要有天時、地利、人和，需“應天順民”方能開國建權，總結一點，就是需要有強大的“政治向心力”，正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裡的“道”就是政治向心力。可以說，亂世爭雄所需要的人才、物資、兵馬、錢糧等一切資源都要靠有足夠的“政治向心力”來獲得。眾所周知，真正進入到三國鼎立時期，不管是人口，還是土地，蜀漢都是最弱的，而曹魏是最強的，東吳居中。其中的秘密就在於蜀漢只有一股“政治向心力”，而曹魏與東吳都是擁有兩股“政治向心力”。
不管是《三國演義》還是三國正史，曹操都絕對當得起“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評價。從發檄討伐董卓時，他就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創業歷程，通過自己個人的才能與魅力網羅了無數幹才，打造了一個“群星璀璨”的強大政治集團，其本人絕對可以算作是一股“政治向心力”。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曹魏集團的發展離不開另一股“政治向心力”，也就是雖入遲暮，卻死而不僵的漢室，或者說是漢朝最後一任皇帝漢獻帝劉協。早年的曹操為了四處征戰，為了合乎法統，以達到師出有名的目的，打的是“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旗號，可謂無往不利。而除了效忠漢室的臣屬，包括漢獻帝劉協的外戚勢力之外，曹操的臂膀潁川荀彧，以及一部分降將也都是衝著漢室的號召力才歸攏到曹操麾下的，這是四百年兩漢王朝的傳統，與漢武帝時期就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古人重名，即便是忠義千秋的關羽，也曾短暫地為曹操效過力，但名義上一定要宣稱“為漢室效忠”，漢室這一概念的影響力可見一斑。直到曹操基本統一了北方，在浴血奮戰，建功封爵的過程中，一些向漢的將領才逐漸倒向擁有實權的曹操。
東吳也有著兩股“政治向心力”，區別於曹魏，自有其特色。一股是以孫堅為核心的義軍加上淮河、揚州一帶的精英階層，也正是“小霸王”孫策創業的班底，周瑜、二張、呂範、魯肅皆出於此。另一股是吳、會包括後來荊州一代的世家望族，以顧、陸、朱、張四大家族為代表。夷陵之戰，陸遜擊敗了劉備的軍隊，將這些家族勢力推向了政治的頂峰。這兩股“政治向心力”也很好的整合了東吳政權的資源。
相比較而言，蜀漢的“政治向心力”就只有劉備自身了。陳壽評價先主劉備“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遺風，英雄之器”，“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可謂恰如其分。從出身到性情，劉備幾乎就像是高祖劉邦的複製版，對於實力資本，他是無法與曹操一較短長的，甚至不如其他漢末群雄，但是他很好地把握住“名聲輿論”這杆旗幟，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他用人不疑，廣行仁德俠義之風，因而團結了關、張、趙這樣的勇士，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也吸納了諸葛亮、龐統這樣的賢才。劉備的“政治向心力”就是將興復漢室的意志貫徹到底，那麼如何貫徹？他自己也聲稱“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每與操反，事乃可成”。雖然他起步緩慢，勢單力薄，卻大半生都在與漢末最強的軍閥曹操死磕到底，這份執著與韌性才造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然而作為僅有的一股向心力，劉備能做到的有限，或者毋寧說他的認知也有限，在從徐州到荊州，再到益州的顛沛流離中，劉備的足跡遍佈大半個中華大地，比長征猶有過之，其間也只是凝聚了關、張、諸葛等有限的人才作為核心，其餘人大多遊離於集團邊緣，對於這股來自於不同地域的地緣力量，劉備是缺乏掌控力的，也間接造成了他“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因而，劉備的基業也註定無法超過曹操和孫權。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漢末三國的大小戰爭中，不乏人才轉換陣營的情況存在，或投降，或跳槽，或叛變，總之黎民居無定所，人才也難免流失。這方面，擁有兩股向心力的曹魏對人才的管理就比較到位，而這些人才團體，要麼團結在曹操周圍，要麼一心撲在獻帝身邊，而作為權臣，曹操實際上也掌握著獻帝一派人才的命運。這也就意味著，曹魏流失的人才都無關緊要，充其量像姜維、王平這樣的將才投入蜀漢，也不會對這個政權核心造成動搖（姜維出身邊陲落寞士族，王平只是不識大字的五斗米教徒）。而其人才資源核心依然是士族門閥，也就是荀、陳、鍾、司馬等大家族，是以曹丕登基稱帝后，急需籠絡士族，令陳群所創的“九品中正制”也一直沿用到了清朝。東吳方面，北方士族本身就是孫家的創業班底，為江東基業嘔心瀝血，不會輕易半途放棄，僅赤壁之戰前有個別“投降論調”也只是攝於漢獻帝的“政治向心力”。一旦孫權敲定了作戰方針，就又變得上下一心了。而吳、會世家祖居江東，盤根錯節，利益一致，任何家族成員若捨棄本族故土另投別國，都無異於自取滅亡。再看劉備集團，除了“桃園三傑”外，人才資源跨了徐州、荊州、益州三地，地緣矛盾就很尖銳，毫無政治向心力可言。因而在關羽北伐失利的過程中，荊州出身的傅士仁煽動內亂，徐州出身的糜芳投降東吳，益州出身的孟達叛變投魏，直接導致荊州的失陷，關羽被殺。而後劉備東征伐吳的決策再一次與益州人才群體離心離德，偏偏大敗而歸，自此已然斷送了蜀漢崛起的可能性。
看起來兩股“政治向心力”要勝過一股，但真是這樣嗎？
顯然不是！因為曹魏與東吳內鬥之血腥慘烈，更勝於三國之間的戰爭。反而蜀漢在諸葛亮儒法相結合的執政方針下政局清平穩定。二大於一永遠只限於兩個勢力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如果這兩股“政治向心力”相互較勁，就好比自己體內的腸腑非要和心肝打一架，誰能受得了呢？曹操終其一生未稱帝，而繼承了霸業的曹丕成功篡漢建國，看似曹氏已經將原本的兩股“政治向心力”統一了，但他們父子都沒想到的是，“二元向心力”格局的種子早已經埋下，而吞食苦果的正是自己的曹氏子孫。曹魏政權的前兩代，君主尚有一定的才能，而一旦到了君主弱勢的局面，權臣會迅速崛起。誰讓曹孟德自己開了這個頭，做了個“好榜樣”呢？開始，權臣位置上坐的還是曹氏自家人曹爽，但曹爽這頭家犬顯然不是司馬懿這頭老狼的對手，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懿誅滅曹爽三族，掌握了曹魏實際的權力，並由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先後消滅了“淮南三叛”。自此，曹魏形成了新的二元核心，成了另外兩股“政治向心力”，只不過因果報應下，受壓制的變成了曹氏，屠刀則交給了司馬氏。
東吳亦是如此，著名的“二宮之爭”表面上看是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爭儲，實際上是孫氏與世家大族之間的博弈，也是在這次鬥爭中，孫權扳倒了位極人臣的陸遜，但卻令兩股勢力落了個兩敗俱傷的下場。而後，孫吳權位出現了空窗期，被宗室孫峻、孫綝兄弟趁虛而入，又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
總結，蜀漢最早滅亡，後主劉禪卻得以壽終，川地也能很快恢復秩序，反而魏、吳在傷痛中苟且延續壽命，最終不過是為司馬氏做嫁衣，偏偏司馬氏後人也沒爭氣，在內鬥自殘中將萬里江山變成了五胡的殺戮場。政治結構對於一個政權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
歷史總能照進現實，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事實證明，深受大一統思想洗禮的中國人是厭惡二元政權統治的，二元政權的結構至少在中華大地上難以維繫。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擁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向心力”的政黨來引領，強大到內掌核心，外控邊緣，方為固國安邦之道。
當然，這些已經實現了，而且相信還會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