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曆第十個世紀的第一年，剛剛建立起來的奧斯曼帝國迎來了一位偉大君主的誕生——蘇萊曼一世。
因為伊斯蘭人的信仰關係，蘇萊曼一世的出生被不斷神話。
“十”在伊斯蘭教當中是一個十分神聖的數字，而因為蘇萊曼的父親並沒有其他繼承人，所以蘇萊曼一世毫不費力地成為了第十個奧斯曼帝國皇帝，這種種巧合都使得蘇萊曼一世獲得了一個神聖的稱號——“真主代理人”。
土耳其人相信這位君主會帶領他們的帝國走向昌盛，而事實上，蘇萊曼一世剛剛繼位就對軍事方面進行了佈局。
在整個帝國所有的軍備力量中，他最最倚重的當屬“新軍”和“宮廷軍”。
其中“新軍”的建制很有意思，大多數“新軍”其實都是源於基督徒，因為宗教方面的隔閡，最開始的時候，這些“新軍”都是從年輕的戰俘當中被選拔出來的，到了穆拉德一世，整個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兒童都會被送去“洗腦”，讓他們成為“新軍”的預備隊，一下子讓“新軍”的規模擴充了不少。
如果我們和同一時期的明朝相比較，就會發現，所謂的“新軍”其實就和明朝的“三大營”差不多，都是皇帝直屬的軍隊，也都是帝國最為強悍的部隊。
相比之下的“宮廷軍”實際上就相當於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禁軍”，其主要職責是守衛宮廷，充當皇帝的私人保鏢，如果不是遇到太大的麻煩，這支軍隊一般不會輕易出動，只有在對王權產生較大威脅時，才會進行武裝威懾。
除了“新軍”和“宮廷軍”，奧斯曼帝國還有一支中堅力量——領主騎兵。和中世紀歐洲一樣，奧斯曼帝國實行的也是“采邑分封制度”，大家完全可以理解成我們西周時期的分封制，二者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在封建領主接受皇帝冊封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需要承擔對皇帝的義務，其中就包括“兵役”，一旦國家或者皇帝有需要，封建領主就必須配合皇帝的軍事行動。這一點很重要，在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時期，帝國軍隊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集結完畢，就是依靠各個封建領主的軍團配合。
培養一支如此規模的軍隊，國家財政這一塊一定是一筆較大的支出，而衡量國家財富的標準就是國庫中的金銀儲備量。
蘇萊曼一世和朱元璋很相似。朱元璋的治國理念就是國家各個階層都能各司其職，重視農業發展；而蘇萊曼一世也是如此，他認為農民才是真正的財富創造者，農業基礎才是決定國家經濟實力的根本，只有保障農民階級的權益才能讓他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
那麼，該如何保障農民權益呢？
對於分封制而言，最大的弊端在於經過一定的時間發展，封建領主會逐漸開始土地兼併，私自擴大自身實力的同時，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利益。
蘇萊曼一世在對前任皇帝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上進行了整合，發明了一套別出心裁的制度——永佃制。
簡單來說，就是國家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再租給農民，而這些租出去的土地是可以被農民後代繼承的，這樣一來，有了國家的信用背書和威懾，封建領主也不敢再隨意進行土地兼併了。
總而言之，蘇萊曼一世剛剛繼位便開始在軍事、經濟、政治等多個方面全面佈局，這些還都只是初試，作為“真主的代理人”，他的改革還遠遠不止這些······
國家是需要法治建設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離不開法律規範的。蘇萊曼一世深知這一點，所以在他進行對外擴張的同時，也命令國內的官員進行法律的完善工作。
奧斯曼帝國的法律眾多，一一列舉出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能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來一窺蘇萊曼這個“大法官”是如何進行規劃的。
《群河總彙》是奧斯曼帝國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作者哈萊比是奧斯曼帝國最著名的法律學者，早年在埃及等國進修的時候，他就對伊斯蘭教法有著極為深刻的研究。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因為剛剛建立，法學界思想比較混亂，作為一名嚴謹的法律學者，哈萊比力求帝國的法律要遵循伊斯蘭教法的基本理念，不能隨意進行篡改。
《群河總彙》涵蓋了民事、刑事、行政、軍事與司法制度各個領域，這部法律成為了奧斯曼帝國法律據典的開端，甚至還被用作學校教育的教材。
本著“掐頭去尾”的觀念，既然說了“開頭”，那就一定要說“結尾”——《奧斯曼王家法典》
作為最後一次重要的法典編纂，《奧斯曼王家法典》算是集蘇萊曼時期法典之大成。這部法律是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者法典》的基礎上修改彙編而成的。
和《群河總彙》相比，《奧斯曼王家法典》額外規定了關於“基督徒的合法權益”，其中包括土地所有權，納稅權，刑事訴訟權等。由此可見，儘管有著宗教方面的隔閡，但是到了蘇萊曼一世統治的後期，由宗教而產生的的矛盾已經開始緩和了。
而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蘇萊曼一世所推行的宗教政策看出一些影子。
在奧斯曼帝國征服拜占庭、東歐部分地區之後，天主教，東正教等“異教徒”也大批量地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屬民，面對這些“異教徒”，蘇萊曼一世並沒有採取很強硬的態度要求他們改宗，而是推行相對溫和的寬容政策——只要繳納足夠的稅款，承認奧斯曼帝國對他們的統治，那麼這部分“異教徒”依然可以信仰他們的宗教。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奧斯曼帝國能夠容忍“非伊斯蘭教”的發展，除了可以進行適當的禮拜，別的一切都不可以在奧斯曼帝國境內開展，包括教堂，經書等等。
這就導致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許多奧斯曼帝國的“異教徒”會在邊境線上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進行聯通，給予適當的報酬作為禮拜費用，這種現象還一度成為一項邊境的產業鏈，甚至奧斯曼帝國還以官方的名義進行徵稅。
除此以外，蘇萊曼一世為了鞏固國內伊斯蘭教的力量，在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戰爭結束後，就將建造清真寺提上了日程。
與其說是一座寺廟，倒不如說是一個政府系統。除了寺院主體以外，它還包括宗教學校、醫院、救濟院、客棧、商店等為公眾服務的機構。蘇萊曼一世所建造的清真寺不僅僅是朝拜的聖地，也是一項兼具社會福利功能的設施。
總而言之，在蘇萊曼一世的法律觀念裡，宗教和法律是相互配合的，而這種配合必須以“伊斯蘭教”作為核心。
頂峰即是衰落，這句話幾乎是亙古不變的道理。蘇萊曼一世無疑是奧斯曼帝國史上最耀眼的光芒，但是這並不能使奧斯曼帝國逃過衰落的命運。
在蘇萊曼在位時，帝國內部的權力鬥爭已經相當明顯了，他的幾個兒子為了權勢明爭暗鬥，手足相殘，甚至生出戰亂，而最終的贏家則是後來的謝利姆二世。
“一個偉大的君王+一個昏庸的皇帝”。這幾乎成為了歷史的“標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謝立姆二世被稱為“酒鬼”，和他父親相比，他很明顯不是一個好皇帝，除了聲色犬馬以外，就再無其他事情可做，帝國的日常事務都被交給朝中的執政官。
接下來就是“老套路”了，皇帝昏庸，大權旁落，執政官開始肆意攫取各自的利益。蘇萊曼一世在位時，因為他的英明，朝中的官員大都是正直忠誠的，但是等到謝立姆二世上位時，上樑不正下樑歪，他所任命的大臣都是一些阿諛奉承之輩，私底下結成派系，並且頻繁地變更投靠的王子，血腥的宮廷弒親戲碼一幕幕上演。
大家是否還記得我們開篇所提到的“新軍”，國家昌盛時，這支軍隊是可以被依賴的正面力量，但是一旦昏庸之主上位，這支軍隊轉眼就成為了“負能量”的來源。
因為“新軍”的待遇很好，一些手握重權的執政官就將自己的親屬全都送進去“吃空餉”，國家財政一點一點地被納入私人的腰包，由這些“膏粱子弟”組建的“新軍”，不僅戰鬥力極差，而且傳統的忠君愛國情懷也消失殆盡，對於帝國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危險，因為軍隊就意味著國防，國防一旦崩潰，國家的安全就岌岌可危了。
關於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原因，除了上述這些以外，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個不怎麼起眼的因素——地理位置。
奧斯曼帝國是橫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和當年的阿拉伯帝國很相似，這種地緣格局有利的一面在於交通很發達，與各個國家的聯繫十分緊密，只要在政治方面處理得當，國家經濟可以迅速騰飛；而不利的一面在於，因為接壤的國家眾多，且處在多種文明的交匯口，很容易就成為眾矢之的，腹背受敵。
總之，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蘇萊曼一世是這個帝國“黃金時代”的締造者，但是和奧斯曼帝國幾百年的歷史相比，這短短46年真的只是曇花一現，從蘇萊曼一世之後，奧斯曼帝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如他一樣的君主，後世的君王雖也有中興之意，但是無奈國力的衰落可能是一夜之間，想要恢復卻並非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