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

之前在國外的旅行經歷中,有一種能夠快速洗去疲憊感和陌生感的經驗,就是遇到同樣說中文的人。這種語言的同頻,會第一時間喚起彼此的認同感,在心中默默產生一系列的判斷,對面這個跟我說著一樣話語的人,要麼是“中國人”要麼是“華人”,總之我們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同胞。

民族: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


但是在身份證上,除了獨屬於我的名字和生日之外,還有“民族”一欄,寫的並不是“中華民族”,而是“滿族”。也許有人會對這種幼稚的問題不屑一顧,“滿族”也是屬於“中華民族”,不是有那首歌麼,“五十六個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種語言匯成一句話,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

如果我們把時間推回200年前,跟當時的人聊“中華民族”,可能會更加困惑。因為時值清朝的那時,可能就沒有中華民族這一說,他們會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稱之為“中國”,這是一種由地理概念逐漸演化而成的認知,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祖先都認為我們生活在整個世界的中心,我們是天朝上國。

如果把眼光放的更遠一點,中世紀的歐洲,同樣也沒有什麼民族的概念,那時候國家都是以一種帝國式的中心輻射,一切最終的意義都指向某個君主,從君主開始向外一圈一圈的擴散,最終到邊遠地區的百姓。

我們所熟知的所謂德意志民族、法蘭西民族,乃至是中華民族,也許存在的時間並不像我們潛意識中認為的那麼久。

作為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王室,哈布斯堡王朝曾統治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如果有幸能在1900年前後接觸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的話就會有一個略顯滑稽的發現,在面見他時,所聽到的頭銜可能是:

奧地利皇帝;匈牙利,波西米亞,達爾馬提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加利西亞,羅德梅里亞,與伊利里亞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奧地利大公;托斯卡納與克拉科夫大公……

民族: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


這個情節如果複製到滿清末期,如果他們希望以此方式來稱呼自己的話,可能會出現一種類似於相聲裡滿漢全席的貫口:

女真之王,滿族、蒙古族、漢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之首領,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最高統帥……

直到現代世界之前,民族與國家似乎並沒有劃上什麼等號,而民族也不過是一種範圍偏小的文化、地域的概念。而隨著歐洲在世界殖民進程的的興起與衰落,各個殖民地幾乎都打著一種“民族主義”的旗號紛紛獨立建國,這時,“民族”(nation)這一詞才開始逐漸有了主權的概念。

除了現實環境的變化帶來對“民族主義”的需求之外,人們觀念的變化也是推動“民族”降生的一個最為主要的動因。

就像我們會將語言作為同一民族的重要表象來識別一樣,語言在推進民族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去同族人可交流以及隔絕外族人之外,語言,特別是書寫文字的廣泛流行,改變了人們想象世界的能力。

這種能力最佳的體現就是對“我們”這個詞的想象空間擴展上。如果時光倒回幾百年,當時的人們對“我們”的想象力,可能就是他的父親、母親和孩子,或者是同宗同村的人們,但萬萬不會把那些遠在朝堂之上的官員,鎮守邊疆的士兵想象成“我們”。

就如現在我們也不會把愛斯基摩人或毛利人想象成“我們”一樣,在那時人們的生活範圍被侷限於一個生活所能觸達的範圍內,在那樣的世界中識別“我們”是一種生存的需要——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誰能夠幫助自己度過難關等等。

而伴隨著印刷術的推廣,書籍的大量出現,以及書籍所承載的文學內容和報紙上的新聞等,極大的擴展了人類能夠認識到的“我們”的邊界。這種媒介技術的推進,真正從觀念層面改變了人類。讓人可以在一個“共時性”的角度,去思考那些根本沒有出現在自己生活範疇內的人的生活。

我們可以想象遠在國家邊緣海島上人的生活狀態,可以想象居於國家中心的那些精英們的行動,可以把在當下這一刻自己的行為與更廣泛的人群的行為相聯繫起來。甚至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擴展出“歷時性”的思考能力,可以去想象幾百年前自己祖先在這塊土地的生存方式,想象文天祥、魯迅的存在。

正是這種擴展,給了我們一種對自我以外的空間、時間和人群的想象能力,也更容易為自己在更宏大的人類的歷史角度,找到一個自己的落腳點。

民族: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


而正是在對這種想象能力的推演下,當代著名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才將“民族”稱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沒錯,民族是一種有限的想象,不會有人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覆蓋全人類,所有的民族都是人類的一個子集。在這個民族的基礎上,大多數現代國家宣佈了自身的合法性,而國家的公民共享了這個民族的身份。

從某個角度來說,“民族”的想象是一種進步的,有別於傳統的宗教共同體的想象(比如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帝國主義的想象(比如法蘭西帝國、滿清帝國)的那種強烈的中心性(所有的想象最終都指向一箇中心,比如地理上:宗教的中心和帝國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宗教經典和帝國制度,人的中心:宗教領袖和帝國的君王),民族的想象更具有一種平等的特性,想象並不指向某一箇中心,而是指向了一個更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順著歷史的河流,從古至今,從下至上,從世俗到神聖。

既然說“民族”是一種想象,那麼人為什麼要有這種想象?

看看“無名英雄紀念碑”,想想我們所熟知的為民族解放犧牲的先烈們,如果說生命對於個體是一種最為寶貴的東西,那麼為什麼會有人為了“一個生命之外的”東西犧牲生命的呢?

如果把生命看作一個旅程的話,它可能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指向死亡的虛無之旅,那麼一個註定走向死亡的生命又能獲得什麼樣更大的價值,以避免自己陷入一種虛無的狀態呢。何況在這個註定走向死亡的旅程中,人們還要遭受更多的痛苦,這又該如何理解呢?

這個問題,科學特別是進化論式的觀點是無法解決的,冰冷的事實告訴我們,人總是要死的,一切都將歸於塵土。而所有的宗教對這個虛無旅程中,人類所遭受的苦難都具有充滿想象力的解釋能力,無論是原罪贖罪,輪迴解脫,都可以在殘酷的現實裡給人一些溫暖。

宗教式微之後,人們能夠以足夠強大的心理力量去自我救贖麼?顯然是不可以的。這時,民族主義所構築的民族想象,讓我們超越了自我的靈魂軀殼,找到了一個更大的棲身之所。

在民族裡,我們看到自己生命存在之前的歷史,也對身後事有了更多的期待。在一個註定死亡的旅程中,民族當中的人會發現自己有著更多操著同樣話語的同路人,以至於我們不再孤單,同時也會發現死亡雖然是自己生命旅程的終點,但整個民族並沒有停下腳步,會有人沿著自己的路線繼續走下去,這種超越了血緣親情的延續,讓人在更一般的社會層面獲得了一種深深的歸宿感。

所以在民族中,我們有直面虛無的支撐,有走下去的動力,有為民族犧牲的勇氣。不僅如此,民族之魂當中還存在著一個“比較的幽靈”,一種相對主義的自我麻痺。

人很多時候並不是在純粹中快樂,而是在比較中獲得滿足。中國有句古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比鄰居過得好,不管是否依然是食不果腹,都會覺得幸福一些,只要別人不如我,我的存在似乎就有了更大的價值。

民族則是一種更大的“比較幽靈”,我們把自己投身到一個民族當中,用這個民族的全部與其他民族比較,以此來獲得自己的定位和價值感。這種危險的相對主義很容易陷入到對一些“普世價值”或者“真理”的忽視中,最終滑向極端的危險,不必多說,納粹就是一個最佳的實例。

民族: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


民族是想象的,且這個想象並不是毫無依據的,在共同的語言、文化、地域的支撐下,民族中的人們獲得了一種穩定的安全感。

但民族的想象也是危險的,一方面這種想象是可以被操控甚至利用,另一方面這種想象還具有變身為“極端惡魔”的能力。環顧四周,越是生活窘困且毫無反思能力的人,就越依賴於“民族”的想象,這種毫不費力氣就能讓處於困境的個體投身於一個更宏大的安全港灣的想象力,具有著毒癮的魔力,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可以從民族的整體強大中獲得片刻的彌補,哪怕連強大也是想象出來。

陷入惡性循環的“民族主義”,在操控想象、吸取民意、操控民意的路上會越走越遠。而那些不自覺地民族主義者,在狂熱和喧鬧中,為想象中的“神聖”奉獻了自己真實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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