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注重記載歷史的國度，有著系統而豐富的史料，相傳黃帝時代就有史官，在世界各個文明中，唯有中國基本記錄了5000年來的歷史，其中就包括夏朝。歷史記載雖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然否定，尤其對中國這樣有記載歷史傳統的國度，史書一定程度上就是事實。基於此，中國人眼裡夏朝的存在無可置疑，只是存在的方式和細節有待商榷。
然而，令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是，西方學者卻一直否定夏朝，在涉及中國古史的一些書籍上，即便沒有徹底否定，但用詞也非常有藝術，比如美國曆史書籍《Word History, Pattern of Interaction》中談及夏朝時說，“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據傳說，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出現在這個時候。”那麼，西方學者為何不承認夏朝存在呢？其實，除了我們熟知的傲慢與偏見，還有三個鮮為人知的原因。
中國史料，西方學者缺乏認知
一直以來，西方缺乏持續的歷史記載，直到中世紀之後才有信史，所以西方研究歷史，註定需要考古物證，往往用考古這種單一方法來發現古史，而不是直接又簡單的通過史料瞭解歷史。西方學者將這一套辦法來衡量中國考證夏朝時，就出現了一系列讓人無語之舉，筆者舉二個例子。
一，美國《遠東經濟評論》否定《史記》為信史，一個關鍵理由是：《史記》提到“商的第一個王是其母親踩到大鳥腳印而受孕”，根本就是神話傳說，不足為信，由此否定《史記》。但實際上“踩到大鳥腳印而受孕”的是周朝始祖，而非商朝始祖，可見對中國史料多麼缺乏認知。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句話就否定50多萬字的《史記》，治學態度非常不嚴謹。
二，由於《史記》是唯一專論夏朝的史料，西方學者否定《史記》之後，自然反對考古與文獻結合來考證夏朝。其實，不僅考證夏朝，西方學者基本都反對中國考古與文獻結合，認為中國很多史料都不可信，但如果史書基本不可信，只能通過考古證史，那麼西方古史基本為虛。最科學的途徑是，結合歷史記載的考古證史，如果以此考證夏朝，那麼必定存在。
除了對中國史料缺乏認知之外，西方學者對中國考古也缺乏認知，二里頭遺址規模龐大，面積不少於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顯示出夏朝文明程度之高令人驚歎，但對於二里頭遺址文明程度，卻有不少西方學者相信這只是一個“有陶器的村莊”，令中國人讀來哭笑不得。
考古夏朝，缺少一錘定音的證據
想要證明夏朝存在，最得力的證據是出土文字：或甲骨文中發現夏朝記載，或夏墟中出土相關文字。
但迄今為止，並未找到這樣的文字物證，而能夠看到的出土文獻，卻是西周之後的青銅銘文、竹書等中有少量的夏朝記載，證據力度相對薄弱，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夏朝虛構說”。
需要說明的是，二里頭遺址、河南澠池鄭窯遺址、新密黃寨遺址等高度疑似夏墟的遺址中，已經出土了不少“夏代的刻符”。主持過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學者杜金鵬指出：有些確實應該就是早期文字，且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已經有了表達一定思想意識的語言符號，可以稱之為“原始文字”。可見，史書上夏朝時代的遺址中，已經出現了文字，且這種文字與甲骨文有傳承關係。
總之，儘管缺乏一錘定音的文字物證，但眾多二里頭文化遺址繁華程度、文字演化邏輯等來看，商朝之前的確存在一個王朝，結合史書來看應該就是夏朝。
疑古過度，讓西方學者抓住把柄
20世紀初，在西方歷史研究的思想衝擊之下，中國考古界萌生疑古思潮，對《史記》為代表的史書記載的夏商周五帝史提出諸多質疑，認為這一段歷史不可信。
1921年，胡適在倡導“整理國故”時，提出“東周以上無信史”的論斷。隨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層累地造說”，從懷疑古代典籍，到懷疑古代人物，到懷疑整個古史體系，並提出一個廣為人知的論斷即“大禹是一條蟲”，等於否定了夏朝。疑古派歷史學家楊寬指出，“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輾轉演述而成”，陳夢家認為“夏史乃全從商史中分出”等等。
疑古派盛行一時，對中國古史影響極大，甚至“破壞”極大，讓西方學者“抓住了把柄”：既然你中國學者都在否定，我又有什麼理由承認？更何況，觀點都是中國頂級學者考證出來的。直至今天，西方不少歷史著作或歷史教科書中，都據此認定：商朝之前中國無國家，還沒有形成文明，只是處於原始氏族社會或神話傳說年代，史書上的夏朝是西周杜撰出來的。
另外，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文明史只有3300年或3600年左右，其中固然有西方偏見等原因，但疑古派論斷的確功不可沒。
筆者認為，想讓西方學者承認夏朝存在，並非一朝一夕之事，甚至隨著中國崛起，西方學界可能會卑鄙的將之政治化，作為一個交換的籌碼。但在另一方面，中國有著世界上唯一的系統而豐富的歷史記載，傳承不斷的5000年文明史，因此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夏朝何需西方學者承認？
參考資料：《試析“夏王朝否定說”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