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誤讀史 | (古儒12)| 牧豬人

既然“封建”是指周代那种封邦建国的政治形态,那么何以我们今天却把秦汉以降称之为“封建”呢?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废封建,立郡县”,中国正式进入了“集权”时代;而“集权”与“封建”原本是相反的两种形态,那么何以我们今天会将“集权”反而当做了“封建”呢?

01、“周制”?“秦制”?


秦一统之后,至满清覆亡,共计2100多年,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与人们历来对“封建”的看法是不符的,因为从秦代至清代,是典型的集权帝制,而不是封建;即使偶有分封,也不是主流,甚至大多只是虚封。

这一点,在民国及之前,并无误解。比如对于西方中世纪的“Fudelism”,严复所采用的汉语翻译就是“封建”,亦即在严复看来,中国周代的“封建”与西方中世纪的“Fudelism”基本上是可以等同的,因而才能以这个中文词语作为翻译。再如,梁启超称“真封建自周公始”,显然也是指周代的政治,而非秦制。

所以,对于民国时代的人们来说,“封建”一词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它不是指“秦制”,而是指“周制”。比如,1973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给郭沫若先生: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说来话长。

1940年代,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前后写了十篇文章,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尤其是批判法家。之后结成了一本书,就叫做《十批判书》,主要是批判法家、批判秦制的,而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三十年后毛的这首诗,就是针对郭沫若的批法崇儒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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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收到这首诗之后,郭沫若先生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

《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了解郭沫若的朋友都知道,那些年他可是写了一批诗,那诗写的…比大白话还难听,但这首诗则不同,文采斐然,这才是郭沫若真正的实力。

当然,我们先不去深究其中的义理孰是孰非,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两位对“封建”的理解都是“周制”,而非秦制。毛诗中提到的“唐人”的《封建论》,就是指唐代柳宗元(字子厚)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历数了封建制的弊端,认为封建不如集权,所以毛说,如果你熟读过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你就不会再主张从刘子厚(集权)回到周文王(封建)了。所以,毫无疑问,“封建”就是“周制”;而“集权”则是“秦制”——这在毛与郭看来,都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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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封建论》

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封建”一词的误读,始于何时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要知道,“封建”与“集权”恰好是相反的意思,那么我们如何将如此明确的一个词语,混淆到恰与其本意正相反的意向上去呢?

对此,需要的是考据史料的功夫,笔者对此是毫无贡献的;笔者的观点,大多数来自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的研究。冯先生在9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封建”考论》,不仅对“封建”一词的意义进行了严谨的辨析,而且也把当代我们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史,做了详细的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阅该书,此处笔者只是将冯先生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归纳总结。

据冯先生的考证,是两条路径,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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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陈独秀学成归来


据冯天瑜考证,“封建”一词含义的混乱最早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将“封建”等同于落后、陈腐、反动,首见于陈独秀于1915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1]

同时,陈独秀首次将封建与君主专制视为等同,在其文《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说: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 [2]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

陈氏这种对“封建”的理解其影响可谓深远。那么,陈独秀何以会对封建做这样的曲解呢?是为了迎合马克思的社会五阶段论么?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陈独秀甚至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对封建的这个看法,尤其是这种“反封建”的态度,其实是来自日本。从1901年到1914年,他曾经5次去日本游学,晚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一种风尚。而这个时代,正是日本“反封建”的第二次热潮(冯天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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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1868年搞了明治维新。去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恰逢我们这边改开40周年,加之近年人们愈发怀念改革,于是去年国内学界、民间对此事都非常重视,我看甚至反比日本更为看重。但我注意到,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日本的这个维新持完全的肯定态度,笔者对此并不赞同。明治维新于日本之文明开化固然值得正面肯定,但政治上却是学的普鲁士。

普鲁士当时经过19世纪初的施泰因改革,废除贵族政治,解放农奴,大搞中央集权、军国主义,到日本维新之时,普鲁士以是如日中天,刚刚先后击败丹麦、奥地利,两年之后还将击败法国,然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一统北德意志(不包括奥地利——传统上的德意志是包括奥地利的),甚至大有赶超英国的趋势。

所以,日本学普鲁士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为了国家富强,而另一方面普鲁士的路径也恰好适合日本——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的国家,恰好可以借鉴普鲁士的集权化改革。于是,明治维新开始“废藩置县”,从“封建到集权”。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从文明走向野蛮、从“周制”走上了“秦制”。同时也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学的像模像样,此后日本的法西斯化、以及带给东亚各国人民的巨大灾难,皆根源于此,政治上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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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一世

(关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请参见拙文“纳粹先辈的旗帜——德意志军国主义”(wechat公号“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日本明治维新既然是“废藩置县”,从“封建到集权”,那么旧的大名、贵族就十分不满,所以伴随而来的就是日本社会对古老、“野蛮”的“封建制”的批判,即所谓“扬郡县、抑封建”。当时的日本人就从西方反封建的思潮中找来了依据,最主要就是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中江兆民被称为“日本的卢梭”,他们都是反封建的“志士”。而反封建就会反儒家,另一位日本哲学家“西周”更是明确的反对儒家。所以,对封建的负面态度就在日本延续了下去,到陈独秀游学日本甚至还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于是,陈独秀就从日本带回了“反封建”的旗帜。有趣的是,我们暂且不去考虑在日本“反封建”是对是错,但至少日本当时确实是有“封建”可反的,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确实是封建的;而中国呢,中国的封建时代早在2100多年前就已经终止了,陈先生所反的封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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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第二路径——列宁

另一条路径,来自列宁。

尽管马列常常并称,但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斯还是很不一样的。其他的不提,仅仅是对“封建”一词的看法就很不同,马克思对“封建”的含义并无误解,马克思所指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政治形态。马克思当然认为“封建”属于是前现代社会的一种,但是“前现代社会”并不只有西欧式的封建,还包括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印度与中国——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中国(自秦至清末)属于“东方专制主义”,这也属于“前现代社会”,但却并不是“封建”。

这个误读来自列宁。而列宁对封建的误读,首先是针对他们俄国自己的情况,他是将俄国当时“地主-农民”的社会经济结构称作“封建”。

实际上列宁这样讲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列宁首先敏锐地意识到,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俄国1861年改革之前的农奴制相差甚远,并不是一回事,列宁认为俄国的旧农奴制其实更接近于奴隶制,所以不能用西欧所谓的“封建”来描述俄国的中世纪。所以,对于俄国旧时代的情形,列宁常用“半农奴制”来描述,但偶尔也用“半封建”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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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在于俄国以欧洲历史上的差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不同,俄国尽管也存在封土封臣的关系,不过形成较晚;而更重要的是,俄国的政治并非如西欧封建制那样权力分散的“国王——诸侯”的结构,而是更接近于亚洲的专制君主制。尤其是在罗曼诺夫王朝的300年间,俄国政治大踏步集权化,不过却并未将贵族阶层消灭掉,旧的封建等级体系逐渐融入了沙皇制的官僚机构之中,成为了集权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在俄国当时,“反封建”与“反专制”其实是合而为一的。

因而,为了适应俄国的情况,列宁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的“封建”概念。马克思是将“封建”视作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形式;而列宁,则是从经济角度来重新阐释“封建”的——他认为,封建制的特征主要是经济上的:

农业生活方式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瓜分

实行农奴制

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

这些,相信就是我们教科书上对“封建”的解释了。以此来看中国,那么秦至清末,自然也就成了封建。

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1912年列宁就在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将中国旧的帝制时代称为“封建”:

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此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列宁的学说逐渐成为主流。于是,中国2100年的帝制集权时代,就被冠以“封建”之名了;而中国真正的封建时代,即先秦时代,则只能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进化学说,被归为“奴隶制”。

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这个玩笑,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史的解读在方方面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因为它涉及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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