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历史上定远籍的“宰相”有五个：
祖籍定远的千古一相张居正
张居正的家谱记载：定远人张关保是张居正的七世祖。张居正在他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张家族谱上的远祖是张居正的七世祖，名为张关保。张关保家住定远县。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祖籍定远。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
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开创了“万历新政”。他是大明王朝的挽救者，为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他的赫赫功绩，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后期的三大改革家。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明中期后，称首席大学士为“首辅”，或称“首揆”、“元辅”。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权力最大。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梁启超曾云：“明朝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朱元璋，也只有一个宰相，是张居正。”
在定远，提起四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尽的张居正，家乡人一脸自豪：张居正祖籍定远！
南宋贤相定远人董槐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其实，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奸臣当道，忠臣受迫害。
南宋宋理宗在位时期，定远县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董槐。董槐(?一1262)字廷植，定远县城人。他身体魁梧，宽额丰腮，留有美须；幼时就学于叶雍门下，继而又师从于儒学大师朱熹的学生辅广，后又学于国子监，嘉定六年(1213)考中进士。历任广德军录参军、镇江府通判、户部侍郎、宝章阁直学士、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抚使、参知政事，直至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等30多个官职；爵位由封子、封男到封侯、封公。他的身世在史书《宋史·董槐传》、《续资治通鉴》和许多地方志中都有重要记载。董槐为官勤政清正，政绩卓著，朝野闻名。
南宋国策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宋理宗昏庸无能和不辨忠奸造成的。纵观南宋王朝，昏庸无能的皇帝颇多，尤其是南宋王朝后期的几代帝王。但南宋走向灭亡之路是从宋理宗开始的，由于他的腐败无能，昏庸不辨忠奸，任用奸相佞臣，排斥打击忠臣良将，生活上荒淫奢侈，致使南宋统治日益腐败，朝纲不济，终于被蒙古所灭。
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董槐任右丞相时，为了利国安邦，任人唯贤是举。他屡次向宋理宗建言，但皇上不听，加上奸邪屡谗，董槐的耿耿忠言、赤诚心胆却落得个被罢免丞相的结果。
董槐死后，被赠为太子少傅，谥号文清。董槐葬于定远县城西北角(今为建设小学境内)。清《定远县志·邱垄》载：“许国公董槐墓，县西察院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县张景尉立华表、墓道、邑人凌涛题碑。”墓呈圆墩形，直径约30米。墓南置一宽约60公分、长约2米的石墓碑。墓碑文曰“宋许国公董槐之墓”。墓前栽有一片槐树林。远近居民世代怀念董槐生前一片爱民之心，经常主动来墓前管理槐林，伐旧植新。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墓毁林尽。如今，定远县一些老辈中还传诵着“爱民槐”的故事。
明朝第一任丞相定远人李善长
在元末明初的历史嬗变时期，有一个以参加淮西农民军开始其政治生涯，辅助明太祖开国立业，自己也身爵上公、位次人君 的人，这就是明代开国丞相李善长。
李善长（1314—1390），明朝开国丞相。字百室，定远人。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从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最式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臣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定远人胡惟庸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远县人。明初丞相。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是否真的妄图谋逆？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认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即使朱元璋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屠戮开国的功臣，至少也是要将分散给官僚们的中央权力收在自己一人手中，这从其自此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就可见一斑。由于清朝沿袭了明的政治制度，而民国则终结了封建帝制，所以胡惟庸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
明代定远唯一的榜眼苗衷：明英宗时期宰辅、帝师
明朝大学士称阁老，或阁臣、宰辅。宰辅少时为一人，多时八、九人。查阅《明朝宰相名录》可以看出，明英宗时期（正统时期）宰辅有8位，分别是：杨荣、杨士奇、杨溥、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
明代276年，由状元入内阁者仅11人，苗衷由一名榜眼到官拜明英宗、代宗时大学士、兵部尚书，并以侍读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实属不易。《明史》自成祖朝起，以侍读以上官称为宰辅。
苗衷（1381年—1460年，一说1370—1450年）字公彝，明代学者，著有《雪窝稿》、《史阁记闻》、《归田录》，明永乐九年（1411年）一甲二名进士。
苗衷得中榜眼后，授翰林编修。宣德初年，预修两朝实录转侍读。正统改元(1436)，苗衷侍经筵，预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读学士。正统七年(1442)，苗衷为会试读卷官。
河内荷花何日放？道旁稻子到秋收。
相传，这是苗衷回乡省亲期间，携小儿到县城东边的田野（现定远县城东三里桥附近）赏景时，为试子出的上联，苗衷小儿对的下联。在该联中，上联“河、荷、何”和下联“道、稻、到”发音相近，对仗工整，呈现了一副田园意境。
苗衷由一名榜眼到官拜明英宗、代宗时大学士、兵部尚书，并以侍读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得益于两位朝廷重臣的提携。一是杨士奇。1435年，宣德皇帝去世，9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次年改元正统。正统初，首铺杨士奇推荐苗衷为经廷讲官，与马愉、杨溥、高谷、曹鼐等五人专门负责给小皇帝上课。二是大学士杨荣。小皇帝朱祁镇登上皇位后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实事上的“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个“摄政集体”包括张太皇太后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王振（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等三位宦官。
一日，不怀好意的王振对杨士奇等人说：朝中之事有劳三位杨大人，可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且心力已疲倦，你们打算以后该如何作呢？杨士奇说：我等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效国家。富有智谋的杨荣却不动声色说：先生不要这样说，我等已年老体弱，无力再为国效力，应当选用一些年轻人，以报圣上恩德。王振听后，暗喜。第二天杨荣便举荐了苗衷等人，结果均被一一提拔擢升。杨荣事后对杨士奇说：王振已对我们很厌倦了，我们纵然坚持下去，他哪肯善自罢休呢？一旦朝中传出圣旨，命某人入阁，我们岂不束手自毙了，如今，提拔入阁的苗衷等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可以同心协力辅佐朝政。杨士奇听后，非常佩服杨荣的高超见识。
苗衷做官期间为人正派，慷慨有大志。且学术醇正，为士林器重。在政期间对百姓照顾有加，减少他们的劳役，深受老百姓们的尊敬。他外和内贞，谙于世故，每与人谈论总能耐心启发，循循善诱。居家十余年，乐道人善。
苗衷去世后，回葬故里，苗衷墓现在定远县城城西3里处（解放水库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