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皇帝的称呼起源于嬴政，但早已被用于指代全世界的许多顶级君主，乃至是整个文明的最高领袖。尤其是古罗马时代的那些强人，更容易让人觉得符合造词的原始定义。
不过，以生活在欧亚大陆两头的普通百姓来说，奥古斯都与汉朝皇帝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种差异对个人生活的实际影响，也可谓是着天壤之别。
天子与凡人
汉朝皇帝的权威 来自不断的自我神化
为了顺应文化中的苍天崇拜，汉朝皇帝势必以天子自居。通过受命于天思想，为自己谋得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不仅在内部没有平级者，对外也不可能接受平等交涉原则。无论对方强弱远近，都必须被安排的低自己一头。
但这种原始的独裁手段，完全无法在古罗马施行。因为奥古斯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神，而是公民赋予的传统权力。正因如此，古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往往要在奥古斯都称号外，还兼有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教主和独裁官等共和式官职。其他可选头衔也与荣誉挂钩，包括凯旋将军、神圣、国父、某某征服者、高贵者和最佳首领。也就是说，罗马皇帝虽然尊贵且大权在握，但仍然是受命于凡人。这就与东方世界里的神授君王，有着显著差异。
罗马皇帝的合法性 基本不与神权挂钩
理念差距，必然造就作派迥异。汉朝的天子往往不能与凡人接近，并需要建造庞大的皇宫来满足以上氛围。仅在西汉王朝成立之初，皇宫就在36平方公里的都城长安当中，占去了不可思议的12.6平方公里。加上配套的衙署、仓库等公用设施，让全城只留下1/3的面积可供百姓居住。等到后世君主动洛阳，也要在10平方公里的城中，为宫殿留出4平方公里面积。但汉朝的皇帝们仍不满足，经常在出行时修建离宫。只是碍于财力限制，远不及皇城本身的规模庞大。但面积约在1.7平方公里的甘泉宫，还是很好的彰显了天子气派。
相比之下，罗马皇帝的设施就显得“寒酸”太多。 首先是罗马城本身就面积有限，甚至不足14平方公里。作为帝国奠基人的屋大维，还只能居住在七丘之一的帕拉丁山。由于边上云集着各大富豪宅邸，造成空间分外狭窄。这样的境遇到后来有了改善，先后继位的提比略、卡里古拉、维斯帕先、提图斯以及图密善等皇帝，都对私人官邸进行扩建。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将整个帕拉丁山都变成了罗马皇宫。但即便如此，罗马的宫殿群的周长也只是区区1740米。若成正方形进行换算，仅相当于0.19平方公里。
汉朝的都城和皇宫 都被建造的无比巨大
当然，罗马统治者也并非没有去其地方建造行宫。著名暴君尼禄，就曾打算建造一座金宫。而作为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也在罗马城外24公里处，替自己修建了面积达18平方公里的官邸。乃至创立四帝共治的戴克里先，也在退位到亚德里亚海边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了0.037平方公里的养老院。
此外，汉朝皇帝也普遍为自己修建豪华陵墓。其中规模最大的茂陵，仅占地面积就有50平方公里。需要维护的管理者多达数千，甚至要安排贵族和官员落户于附近，形成一座座风格明显的“陵县”。而罗马帝王们的安息之处，也免不了被东方同行们衬托的过于小气。许多皇帝会在死后进行火化，再被安排挤在一幢建筑中。以至于在帝国制度出现的前100多年里，整个罗马居然只有1座皇陵，占地面积仅仅是0.0059平方公里。只有等哈德良继位，才另外在台伯河西岸才新建了一座陵墓。但占地面积依然十分有限。
罗马皇宫只是都城的极小部分
公民与子民
汉朝皇帝几乎霸占了帝国的大部分财富
尽管罗马的皇室建筑远不如汉朝气派，但两个帝国的财富多寡却与之正好成反比。根据《太平御览》记载，汉朝在宣帝之后的岁入可达123亿钱。参考每石30-130钱的粮价，则相当于能换取20.76亿千克的口粮。至于罗马在公元1世纪前期的维斯帕先时代，岁入也不低于13.8亿塞斯退斯。再以每摩迪3塞斯退斯的小麦单价换算，就约等于30.6亿千克口粮。显然，罗马皇帝要比东方的那位同行更加富有。
况且，岁入多寡并多不代表皇帝就能将钱统统花在自己身上。罗马统治者就需要用这笔财产，支撑公务人员和军队的日常开销。还需要照顾都城公民的温饱、娱乐，亦要保障城内有充足的公共场所。其负担明显比汉朝皇帝要重，真正的私人空间非常狭窄。
即便是暴怒的尼禄 也符合东方的圣君标准
虽然汉朝百姓在理论上是皇帝的孩子，但却享受不到父母般的仁爱。大部分人不但被限制从事商业活动，还要负担各类苛捐杂税。皇帝本身也往往十分抠门，仅提供范围十分狭窄的有限福利。比如早期的汉文帝规定，给予80岁以上的老人以每月1石米、20斤肉和5斗酒。若能再活10年，就可以额外领取布帛2匹和絮3斤。后来的汉宣帝也制定过老年伤残人士的救济措施。比如租借公田和种子给这些人耕种，并给予原本只属于老寿星的布帛供应。
然而，就算是如此苛刻的要求，也无法保障不间断实行。后人仅能偶尔从《汉书》和《后汉书》的散碎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汉宣帝每年的那123亿钱收入，一般只拿出20亿发给官吏做俸禄，其余的都被收进了私库。主要供应自己的各项开支、赏赐和娱乐活动，对治下子民却无需过多操心。因此，拥有如此庞大的宫殿与也就顺理成章。
汉朝的象征性福利 只涉及少量超龄人群
反观罗马帝国，公民们无疑“娇贵”太多。首都罗马城的公民被全体免除了直接税，还能以极低的价格购买门票，进入高档浴室、赛车场、斗兽场与戏剧。他们出行可以走石头铺的大路、在繁多的公共喷泉取水，甚至是去公厕等为生设施里方便。贫穷者还能定期领取免费口粮维生。
此外，公民还能得到皇帝的直接赏赐。 屋大维和与图密善就先后3次下令，给都城里的全体男性公民以250-400塞斯退斯的钱财。维斯帕先等皇帝也常常通过分发食物、举办免费宴会的形式补贴底层群众。几乎每一代皇帝都会为市民修建广场、剧院、浴室等公共建筑，并努力保障罗马城的粮食稳定供应。再加上士兵薪饷和对各地方行省的灾害补贴，也就难怪他们没有多少钱为自己大兴土木。
罗马皇帝要在公共事务上花费大量精力
待遇差距
罗马皇帝的善举 当然是为了稳固自身权势
罗马皇帝的种种善举，无疑是为了巩固的地位和权势，避免近在咫尺的公民起来反抗。毕竟这些人在名义上仍是国家主宰，还曾拥有过货真价实的选举权。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君主都不可能赢得内战。
反过来，罗马公民也敢于向皇帝表达自己的不满。近在提比略和克劳狄时代，愤怒的群众就掀起过暴力抗议事件。连留下暴君之名的尼禄，也因公民的陈情而公开国家税收条例。除提比略这类数量极少的宅男外，大多数罗马皇帝的都是要去公共场所活动，和公民们出席比赛或欣赏歌剧。乃至于哈德良这样的皇帝，专门去公共澡堂和老兵们泡澡。这些行为在遥远的东方，无疑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景象。
大部分罗马皇帝都需要积极参与公开活动
当然，总有人会出于自身的待遇低下，本能的去酸所有他知道的高福利措施。例如抨击福利措施本身就是会成批制造懒汉。但若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大都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倾向罗马。
毕竟从秦始皇到汉献帝的约400年时间里，仅留下记录的大饥荒就多达14次。不但波及广大区域，还频频创造出人间惨剧。 如堪称“盛世”的武帝执政阶段，就已发生过2次大规模饥荒和人吃人惨剧。后来的公元22年首都圈饥荒，更是导致70-80%的居民饿死，再次出现吃人求活的不可描述性事件。四年后的赤眉军进抵长安，又导致三辅地区白骨遍野。如此多惨痛的饥荒，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于天灾，更是频繁人祸的必然结果。大量落入皇帝腰包的财富，也会在此类事情爆发后就自动消失。
汉朝皇族 往往只跻身自己营造的特定范围内
再对比罗马方面的情况，公元1世纪的屋大维到图密善时期，只有5次规模不大的饥荒发生。而且都集中口粮完全依赖输入的罗马城，几乎没有造成大规模死亡事件，更不可能引发人吃人悲剧。统治者除了从埃及或西西里岛调拨库存，也不需要担心高卢、意大利等省份的粮食自给问题。结果当然是出现许多汉朝人所无法理解的现象。譬如用吃剩下的面包作为武器，掷向不得人心的克劳狄皇帝。这也是汉朝与罗马帝国差距的细微展现。
毫无疑问，仅从首都居民的角度考虑，不同风格的皇帝治必然给他们带来体验差距。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差距，不仅事关统治者的个人舒适，也会辐射许多普通人的福祉。但局中人可能没时间来总结这些问题，也就很自然的将此类思考留给后人去打理。纵然有无数内心层面的自我失败认定者否定，也不可能以悲催的委曲求全来蒙蔽所有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