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3年，随着安史之乱的正式结束，整个唐朝也因这场方波而进入了新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回忆和过往失误的过度反思，都给那些长期定居在东方的粟特移民以巨大压力。
他们不得不屈从残酷的现实，选择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最终在整个族群都消失之前，释放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后余晖。
中原分支的汉化
粟特胡商的唐三彩形象
由于安禄山和许多部众的出生问题，中原的各类胡族不得不在安史之乱后就选择隐姓埋名。由于担心遭到排斥或迫害，就必须战战兢兢的加速汉化，或者将居住地迁移到反弹情绪较低的区域。现存的中晚唐朝粟特裔墓志铭或传记，大都暗示出逃者轨迹。堪称是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二次大规模迁移。
通过几代人的重新发明，这批粟特人通常会从自己的姓名入手。首先将胡风浓郁的默啜、烛何罗、芬、密，改成画风完全不同的孝、忠、弘、重、贵、富。然后再修改祖籍，把远在中亚的石国、曹国、米国与何国，变成东亚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比如康姓粟特人，就宣称自己的先祖是卫国诸侯康叔。石姓的粟特人，也会号称自己是汉朝丞相石奋的后裔。至于何姓粟特人，也可以将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战国时的韩国王室。
非常典型的粟特式墓葬雕刻风格
在原本差异巨大的婚丧嫁娶方面，粟特人也势必为隐藏身份而做出必然改变。比如放弃拜火教的死后立即处理尸体风俗。模仿汉地习俗，将死者尸体停放一段时间，甚至索性要守孝三年。过去一直被保留的族内通婚传统，也变成了迎娶汉女和招纳三妻四妾。
当然，由于经商和军事才能，粟特后裔们终究有通过各类途径上位的新人。 但为了适应日益保守的思想观念，他们也必须识时务的捡起儒道传统。即便在胡风弥漫的河北，依旧需要小心行事，很难在反面翻转的大环境中独善其身。
河北通常是中原粟特人会优先集中的区域
草原分支的回鹘化
回鹘汗国是草原粟特人的重要保护者
在更加遥远的北方草原，粟特人还是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崛起的回纥汗国，无疑是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他们的经商、外交和文化能力，都可以在那里获得极大释放。
比如回纥人大量信奉的摩尼教，就由粟特僧侣传入漠北。粟特字母也成为回鹘人书写语言的重要材料。乃至部分粟特语的头衔，还成为回鹘汗国的官职或者尊号。直到的回鹘汗国崩溃，还有在史书中留名的回鹘王公嗢没思与那颉。他们的名字含义，就是粟特语中的木星和金星。
许多回鹘贵族都不可避免的受粟特文化影响
除了前突厥时代就在草原生活的粟特人，更多成员是到中晚唐才被迫迁入。在贡献自己的固有才能之余，还利用回纥汗国的军事优势为自己背书。例如那些还留在长安的粟特社区，就非常倾向于同回纥人抱团。为了免遭排斥，索性明目张胆的穿起回纥服饰。以便在长安城里开设店铺，获得官吏赐予的大量资源厚待。官吏虽然敢对粟特后裔动粗，却不敢对这些王朝军事力量中的新贵下手。
公元9世纪中期，当大量的回鹘部落迁徙到西域，他们阵营中的粟特人也随之前往。 由于经历了漠北生涯的磨练，很容易就适应了当地的半农半牧生活。更重要的是，西域城市大都需要靠贸易维持生计，非常符合粟特人的族群传统。他们会向西链接最初的索格狄亚那家乡，也会在转向东方时，遇到另一群选择特殊路线的远亲。
回鹘骑兵也成为粟特商人的重要安全保障
中间路线
沙陀化无疑是粟特人的最特殊分支
除了彻底汉化或转投回鹘，粟特人的第三条出路就是加入新崛起的沙陀势力。这些人最早就是唐朝的突厥系盟友。但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后，因为北庭破败而归顺到吐蕃帝国麾下。直到公元808年，才有首领朱邪尽忠带30000人逃到灵州。随后就成为晚唐时期的最强军事集团。
在当时的唐朝边境，还有名为六州胡的突厥粟特后裔。他们在被安置前，就有过草原生活和突厥化经历。所以能很快的同新来者打成一片，成为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庆与萨葛两部。两拨人的合流，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合作模式。突厥系的旧沙陀核心，依然以武功为侧重点，粟特后裔则提供经济实力和情报网络。这样的分工明确，塑造了日后称雄五代与宋初的军事集团。
沙陀人的军事能力 奠定了五代与宋初的政治脉络
相比那些选择屈服或远遁的亲戚，这批沙陀后裔的地位很快就有了回暖迹象。其在晚唐统治者眼中的地位，也再次高于党项、吐蕃、吐谷浑和西羌等其他外番。比如追随后唐庄宗发家的康福，就是出身沙陀平民，并以军功和其他趁机而得到重用。最终被封为后晋的开国公，但依旧以沙陀身份自豪。可见这群人的转型发展有多么成功。
与其出生类似的还有安重霸，他在早年流落到后蜀国境内。很快也凭借自己的军功，获得了秦、成、阶等州的主导权。当通往沙陀建人建立后唐军队南下，他便出于族群认同，主动向对方献地归顺。其人还经常同外族比赛射鸟，表现出非常桀骜不驯的一面。甚至说出过儒家士大夫所无法想象的：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止尔！
石敬瑭的认贼作父 不过是士大夫难以理解的草原传统
当然，臭名昭著的后晋君主石敬瑭，也是这批沙陀人的杰出代表。其向辽国皇帝臣服，并被对方收为义子的臭事，恰恰源于根深蒂固的草原传统。但因为离开故土太久，也就免不了以周围人所熟悉的儒家伦理为自己开脱。比如前文所说的安重荣，就在谋划造反前洋洋洒洒的写出大字报。通过散发给各地藩镇诸侯，批判石敬瑭以中原的领地和财物贿赂契丹，不是长久之计。后者也是以儒家理论反驳，将自己对辽国恩主的忠诚，对比安重荣对自己的不忠不义。最后成功将对方逐出了道德制高点。
另一位改用汉名的沙陀将领刘知远，也用类似理由劝诫过石敬瑭。但他自己还是在稍后起兵，建立了取代后晋的后汉王朝。可见长期的环境影响，虽然能给予蕃客以儒学大道理，但还是抵不过抗残酷的现实政治。这些儒化程度日深的沙陀后裔，也最终会在北宋初年成为重新对抗辽国的边军精锐。但没有了原始先祖的那种生态环境，也缺乏前辈们刻意营造的小团体氛围，终究只能靠愚忠去强行弥补。最后就免不了为时代的滚滚洪流所吞噬。
在五代中真相登场的 李存瑁 石敬瑭 刘知远
最为低调的东北亚分支
粟特的最东方分支 长期生活在渤海国境内
在后周和北宋继续任用沙陀系将领的同时，远在国境线外东北亚地区，还有一批历史悠久的渤海粟特分支。早在公元8世纪，他们就经过营州来到靺鞨旧地，参与那里的贸易和外交活动。
比如安禄山敢派遣边军大举南下，就是因为粟特商团在渤海都督府的辖区有强大影响力。所以让范阳节度使不担心后方隐患。当地的渤海都护府，也就敢于扣押平卢军节度使派来的求救使者，并在战争中严守中立。
粟特商人甚至为渤海出访奈良时代的日本
此后，为帮助渤海国牵制新罗，粟特商团还多次作为使节出使日本。其中的史都蒙，便在公元776年抵达东瀛列岛，并向当时的天皇表演过骑射技艺。后来在日本武士群体中流行几百年的一骑讨作风，就可能与这些交流有密切关系。这也是粟特人在远东活动的最远位置。但随着渤海国的灭亡，这些被靺鞨化的渤海人又转而向辽国臣服。其中的相当部分，集中到战略位置要紧的西京大同。在那里继续展示传统的军事和贸易才能，为契丹君主同时与北宋、西夏和草原势力进行交涉。
不过，远方故国的变迁，终究会让粟特人失去稳定的认同来源。由族内人口所掌握的技术才能，最先因时代发展而显得不再重要。剩下的贸易人脉遗产，也会因战争和时局变动而被自动削弱。最后就只能融入所在国风俗，以政权精英分子的身份，逐步为历史本身所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