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者，無外乎兩種人，一種人每日裡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對百姓敲骨吸髓，身在官位上想的就是如何向上爬抓權。另一種人則是時刻以一顆公心為官，他們所思所想都是百姓的安危，如何讓百姓過上好生活。前一種人留下的是無盡的唾罵，而後一種人則深深活在了百姓心中，唐文宗時代的四川益昌縣縣令何易於便是公心為官的模範人物。在其治理益昌期間，由於體恤百姓，為民造福，何易於留下了極好的政治口碑。
拒為刺史徵民拉縴
有一年的春天何易於的上級領導利州刺史崔樸在府中閒著沒事，就邀請幾位同僚乘坐大船順著嘉陵江遊玩，為了助興崔樸還特意從府中帶了幾名舞姬作陪。在大船上這些官員們吃著珍饈美味，喝著美酒玉液唱著小曲好不快活。正當這些人在船上玩得不亦樂乎時，突然有下屬向崔樸稟報船出現了擱淺的狀況，走不動了。有些醉意的崔樸便問行進到了那裡，下屬回答到了益昌地界。刺史崔樸就命手下人找到縣令何易於讓其在本縣找些農夫拉縴。
要放在一般官員眼裡，刺史能來到自己的管轄地界，這是莫大的榮光，應該好好巴結一番。這麼一個能為刺史效勞的機會豈能輕易放過。可當何易於聽說刺史本次外出純粹是遊玩，心中就十分不滿。他心說：身為官員既然拿著國家的俸祿，就要為國解憂，不能有絲毫的懶惰懈怠，怎麼能光顧著遊山玩水而荒廢政事呢。而且，為了配合刺史的遊玩，還要徵調百姓為刺史拉縴，這不是讓百姓寒心冷齒嗎？何易於越想越氣，他領命後，一個人農夫都沒有徵調，而是獨自一個人跑到了江邊挽起褲腿甩開膀子拉起了纖。
身在大船之上的崔樸看到縣令何易於拉縴一幕，大吃一驚。他不明白身為一縣的父母官，何易於怎麼一個農夫都沒有找來，反而自己拉縴。於是刺史滿臉疑惑地讓人把何易於叫來詢問他為什麼會一個人拉縴，那些徵調的農夫在哪裡？
何易於正色對崔樸說：“刺史大人您有所不知，現在正是春天屬於農忙時節，百姓們不是在地裡春耕就是在飼養春蠶，時間十分寶貴一點都不能耽擱。所以我沒有讓他們來拉縴。我是您手下的縣令，現在恰好沒有事幹，正可以為您拉縴。”何易於這番回答讓刺史崔樸頓時語塞，當他聽完何易於這番訴說，臉一陣紅一陣白，滿臉羞愧，覺得無地自容。心想一個縣令尚且知道不違農時，愛惜民力而我雖官階比何易於大卻只顧自己享受強徵百姓做工，我實在是愧對利州的百姓。想到此，崔樸就和船上的同僚們紛紛下船上岸，騎馬回到了刺史衙門，沿江春遊一事就此作罷。
燒掉詔書抗徵稅
益昌這個地方土地較為貧瘠，除了耕種老百姓主要是靠在山上種茶採茶賣茶為生。而在唐文宗時期，國家的財政極為困難，經常是收不抵支，國庫十分空虛。為了擴大收入來源緩解財政壓力，有官員上奏唐文宗主張對茶徵收重稅。皇帝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將徵稅這個政策下詔全國要求各地認真貫徹實施。
詔令傳達到益昌縣後，何易於是緊鎖雙眉，他對自己的一個下屬說：“益昌原來不徵收茶稅時，百姓們生活得就很艱難，勉強維持生計。現在國家又要與民爭利，向百姓徵收茶葉重稅，這不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嗎？這種導致民怨的事情怎麼能做？”
何易於打算不執行徵稅政策，還讓下屬把皇帝的詔書燒掉。下屬戰戰兢兢地對何易於說：“天子的詔書是不能燒掉的，這是大不敬的罪過。如果燒掉詔書，我不過是丟一條小命，可大人您會遭到流放的懲罰，這是何必呢。請大人遵循詔書的要求，按旨辦事，這會讓您官位不失。”何易於嚴肅地說：“我怎麼能為了保全自己而讓全縣的百姓受苦。燒詔書的事情我不會讓你承擔罪過的。”說完，何易於拿起詔書親自給燒掉了。後來此事被何易於的上司知道了，原本想對何易於懲戒一番，但鑑於其出發點是挺身護百姓而沒有任何私心，最終就沒有追究他燒詔書的罪過。
體恤百姓安危
在治理益昌縣數年時間裡，何易於是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始終站在百姓的立場上處理問題，時刻把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每年到了益昌縣繳納田地稅賦的日子，何易於必定是懇求上級部門能夠多寬限時日，他從不會對百姓進行催徵，因為他知道縣裡的許多百姓生活都很困難，交稅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益昌縣作為貧困縣，縣裡的開支一直很吃緊，但何易於從不巧立名目對百姓加以攤派。
如果何易於發現縣裡有百姓去世，而家中子女年幼或是家中無錢辦喪事的，必定會拿出自己的俸祿讓手下人幫助處理喪事，讓喪者得葬。百姓來縣衙繳納租稅，一旦看到有上年紀或是拄著柺杖的，何易於必定會將他們留下與自己一起吃飯，詢問他們對益昌縣官吏的工作還有哪些不滿意的地方，檢討自己的為政得失。碰到百姓來縣衙打官司，何易於都會秉公辦理，查明事情的真相，小罪就進行勸導，大罪就杖打，然後當場把犯罪者打發回去，不會讓他們蹲監坐獄。何易於管轄益昌時，牢獄裡沒有一個罪犯，百姓不知道什麼是服徭役。百姓對這位為民辦實事好事的貼心父母官是愛戴有加。
雖然能力出眾的何易於在益昌有不錯的官聲，但職位一直沒有得到升遷，以縣令終。因為何易於不是一個被領導待見的下級，他從不會巴結逢迎領導，遇到有領導來縣裡視察，何易於也是不卑不亢，從未溜鬚拍馬給領導送禮，每年的官員考核成績，何易於僅僅就是個及格。好官沒有好前程讓益昌百姓頗為不忿。有一年，皇帝近臣中書舍人孫樵來四川巡視路過益昌得知了何易於的事蹟，頗受感動特意寫了一篇文章《書何易於》，在文中，孫樵寫到“易於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果然在二百多年後，北宋歐陽修奉命編撰《新唐書》時，他看到了孫樵的文章對縣令何易於的言行十分敬佩，特意為其作傳並將其放到了《循吏》中，讓七品縣令何易於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正史上。
何易於沒有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他就是一個位卑權輕的普通縣級官員。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基層位置上，言行一致的何易於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都用在了造福百姓體恤百姓上，將百姓的需要裝在心中。他看淡自己的政治前途，絲毫沒有為了個人仕途的發達而去迎合上意損害百姓的利益，這種為官操守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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