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盛夏，天氣出奇的熱。新朝皇帝
王莽的內心卻是一片冰涼。這年的二月辛巳（3月11日），反政府武裝綠林軍推舉西漢皇室遠親劉玄做了皇帝，國號“漢”，年號“更始”，徹底擺明要和老王死磕到底。此即歷史上曇花一現的“玄漢”。
地主家的餘糧雖然也不多，但扯旗造反是滅門的大事。綠林軍中的劉玄、劉秀等各位首領，或者出身沒落地主貴族、或者身為地方豪強。在西漢被王莽終結後，他們原本已經認命，就想做個太太平平的富家翁。其中的劉秀，還特意跑到京城學習了幾年的《尚書》，打算進入新朝的體制內，還確定了一個人生的小目標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但又是什麼把地主們“逼上梁山”？
原來，王莽在上位伊始，便依據《周禮》推行了“王田制”，天下土地都歸朝廷所有，“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許任意買賣。無論豪強還是百姓，男丁八口以下之家，佔田不得超過900畝，超過部分就要分給宗族鄉鄰。無地者由政府授田，每夫100畝。此舉等於恢復了先秦的井田制，同時與後世的均田制也極為相似。
然而，地主和豪強們是不可能因為一道法令而服從的，各地都出現了激烈的反對事件。正像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所說：“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有列在豪強”。甚至連農民都反對這個改革，因為土地過小而不能負擔一戶生活。
王莽眼見大家都不感冒，便派張邯、孫陽到各地強力推行，導致局勢更趨惡化。
雖然王莽最終取消了王田制，但一切都已經晚了。在地主的眼中，王莽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沒有之一。
到了五月，綠林軍兵圍宛城（河南南陽），從東南方向戰略威脅都城常安（新朝首都，即西安）。王莽急忙調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尋從洛陽出發，率各州郡的兵馬42萬，號稱百萬，圍攻了昆陽（河南葉縣），作戰目的是救援宛城。
關於這次軍事平叛，王莽最初還是很樂觀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他手裡有幾支苦心經營多年的“新軍”。在之前與匈奴的衝突中，王莽曾招募全國男丁、死刑犯、吏民奴等編成“豬突豨勇”（莫名其妙的名字）。同時，他還招募自稱有奇異之術的人（絕大部分都屬大忽悠之流）組成“理軍”。就在今年，王莽還封了9個人當將軍，都以虎做名號，即“九虎”，分頭帶領北軍的數萬精兵開赴關東前線（但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要留在宮中當人質）。
二是新朝採取“以軍領政”的方式控管地方。原本屬於文官序列的“七公六卿”都兼稱將軍，監督地方官吏，穩定地方治安。還內設司命軍正、外設軍監12人，置前後左右中5個大司馬，賜諸州牧為大將軍，各郡的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為裨將軍，縣宰為校尉。
但王莽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的是，新軍中除了捕盜都尉確實平定了三輔盜賊外，其他基本無用，時常有數十萬大軍被義軍擊潰的事情發生。部分軍人紀律敗壞，四處掠奪，在地方胡作非為，擾亂地方行政。
更有甚者，王莽為了防止州郡叛變，竟不許州郡擅自發兵平亂，結果導致亂事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終於無法收拾。
六月，劉秀率軍17000人於昆陽擊潰政府軍，大司徒王尋被殺，大司空王邑僅帶幾千人逃回了洛陽，取得了具有傳奇色彩的“昆陽之戰”的重大勝利。宛城也被劉秀的兄長劉縯攻陷。
劉秀的昆陽大捷，成功的把王莽推到了地獄的邊緣。四方豪傑興奮異常，紛紛殺掉州郡牧守起兵響應。
綠林軍決定一鼓作氣，趁老王病、要老王命，立刻由王匡北攻洛陽，由申屠建、李松向西急攻武關。
京城就在眼前，三輔震動。
呆坐在未央宮中的王莽感覺到了從東方滾滾而來的殺氣。他抬頭望了望灰濛濛的天穹，決定選一個碩大的舞臺，表演人生的最後一場戲劇。
對於“天”這個東西，王莽是很有感情的；同時，他也確實很有戲劇天賦。
王莽原籍濟南郡東平陵，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
傳說王家還是舜的後代，濟北王田安六世孫，即陳國、田齊之王裔。田家失國後，齊地的庶民卻依然稱呼田家為“王家”。日久，田家便由田姓改為了王姓。
王莽的父兄去世很早，據說他早年孝母尊嫂，生活儉樸，飽讀詩書，禮賢下士，逐漸聲名遠播。
入朝為官後，王莽積極施行善政，廣泛攏絡人心，一時名聲大噪他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窮人，甚至賣掉自己車馬接濟窮人，民間有災害就捐錢賑災，深受群眾愛戴。他的二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逼其自殺以謝天下，得到世人廣泛好評。他還酷好儒術，以新聖自居，擴充太學以徵求各地人才，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得到知識界的熱烈擁戴。
思想上，儒家在西漢末期完全超越了法家而佔據優勢地位。當時盛行所謂的讖緯學說。這是一種庸俗化的儒家經學加上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的混合物。儒生們不耐煩於孔孟聖賢之言，而是津津樂道於災異和祥瑞，推演天變災異的現象，常用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大談“天運循環、貴賤無常”，“漢歷當終、新王將興”，直言西漢已經德衰，應該禪國讓位改朝換代。這種天運循環的理論，適應了當時迫切需要社會改革的訴求，成為王莽取得帝位、建立新朝的理論依據。
政治上，自宣帝后，元、成、哀、平等幾位皇帝或怠於政事、或軟弱無能，地方劉姓諸侯國削弱，中央功臣列侯耗盡，又無能臣干將扭轉局勢，政權先後由宦官與外戚集團掌控，而王莽最終脫穎而出，朝中遍佈他的勢力。
王莽假借符命、祥瑞，偽造“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石碑、杜撰古史“金匱神嬗”等，終於在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公元9年1月10日）篡位成功，改國號為“新”，年號“始建國”，改長安為常安。西漢終於滅亡。
王莽的成功，是所謂“天”的成功，也是造假的成功，更是表演的成功。
常安城中惶惶不可終日的大臣和百姓們，忽然聽到了皇帝的聖旨，要在南郊舉行所謂的“哭天大典”，臣民人等盡數參加。聖旨註明：本次活動獎項豐厚，只要陪著皇帝一起哭而且表現得足夠哀傷，就可以加官進爵。
人們原本都已經習慣了這位皇帝自帶黑色幽默且呆萌蠢笨的做作表演，但此舉還是大大出乎預料之外。
百姓們紛紛交頭接耳：又折騰啥么蛾子？
大夥實在是被折騰怕了。
王莽改制中，最失敗的就是貨幣改革。王莽先後五次改革幣制（7年，王莽附會周代古制大錢之說，鑄契刀、錯刀、大錢與漢代五銖錢共四品。9年，除大錢外均廢除，鑄小錢與大錢通用，嚴禁盜鑄。隔年，另造28種貨幣，即黃金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錢貨六品、布貨十品，錢、布共為銅製，總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後因人民抵制，改用漢五銖錢。14年，又盡廢諸幣，改行貨幣、貨泉兩品，許民間鑄大錢，限期六年）。這樣反覆的烙大餅，使朝廷財政枯竭，經濟生活混亂，加速了人民的失業和破產，經濟徹底崩潰。
此外，還有一個蹩腳的奴婢“私屬制”。西漢末年，地方豪強與鉅商大賈聯合，控制地方吏治、壟斷各個經濟領域。他們還與中央官員勾結，共同欺壓人民。百姓大批淪為佃農、流民或奴婢。對此，王莽推行了私屬制。弔詭的是，他本無意廢除奴婢制，但又禁止自由買賣，即“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這種自相矛盾，逼得地方豪強只能在黑市賤賣奴婢。“私屬制”也被廢除了。
另一邊，官員們也在紛紛竊竊私語：如之奈何？
王莽當政14年，官員們就被折騰了14年。
濫改官名。王莽將大司農改為羲和，後為納言；郡太守改為大尹，還增設成卒正（侯爵）、連率（伯爵）等；縣令改稱宰；地方軍事單位的都尉被分成屬令（子爵）、屬長（男爵）等；水衡都尉更名為予虞。
濫封官職。王莽恢復五等爵制，在中央置四輔（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四將（更始將軍、衛將軍、立國將軍、前將軍）、六監、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等。設置州牧、部監監督各郡，地位等同三公。設置五司大夫為監察官，地位同上大夫，監督五郡事務。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派出監察官員對新設的六隊、六尉等進行監察（如用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類似西漢的刺史）。
亂設行政區劃、亂改地名。效仿周的封建制度，據《堯典》改西漢的十三部為十二州、後又據《禹貢》改為九州，裁朔方、司隸部，改涼州為雍州、交趾為交州。許多地名多次修改，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後又恢復舊稱。
王莽玩得倒很開心，但大家卻被困擾得無所適從，平白增加無謂的煩惱。
老王的“哭天大典”如期舉行了。華麗且巨大的“威鬥”、“華蓋”之下，王莽呼天搶地、頓足捶胸。
看著他在臺上盡情地施展演技，人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在不起眼的角落裡，一個商人打扮的人漸漸攥緊了拳頭，眼中充滿了血絲。此人名叫杜吳。
他的憤怒是有原因的。
為了穩定物價、鼓勵生產、增加國家稅收與防止商人剝削，早在漢武帝時就向商人和工匠徵稅，但王莽的制度更加完整。
他建立五均六筦政策、貢所得、徵荒地稅與賒貸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五均”就是以五均官掌管工商業的利得稅（類似所得稅），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等五類收歸國有以控制經濟，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五均官還針對漁、獵、畜牧、巫、醫以及養蠶、紡織等業，均收取所得純利的十分一，稱“貢”，即現代的所得稅。“六筦”即六管，就是前面的五均與貢所得等六項由官府管理，對每一項制定條例與處罰。
此外，為了鼓勵生產，對荒地徵荒地稅，鼓勵開墾荒地；對貧窮或需資金週轉的人，給予賒貸。
這些政策雖然出自好意，但推行者多是薛子仲、張長叔等富商大賈。這些大老闆們以變法為名，到處和地方官吏勾結以榨取百姓，地方貧富更加懸殊。
朝令夕改，百姓未蒙其利卻先受其害，國家經濟失調崩壞。
就在商人杜吳暗暗運氣發狠的同時，負責保衛“哭天大典”現場安全的軍陣中，一名校尉也攥緊了刀把。這位軍官名叫公賓就。
他的憤怒源自對外戰爭。
王莽的對外政策極為不當。
他四下派出使者，東到遼東及朝鮮半島北部的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到西南邊境；西到西域。
這些使者跑去的目的可不是為了喝喝茶、聊聊天。他們直接宣佈王莽的旨意：各屬國由“王”改為“侯”；收回並銷燬原漢朝發給各國的“璽”，換成新朝的“章”。
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聽後大感不爽，拒絕臣服新朝。
連綿不絕的對外戰爭就此開始。
北方匈奴曾與西漢和平相處30多年，但王莽分匈奴地為15部，強立呼韓邪子孫15人俱為單于，烏珠留單于不服叛變，王莽就於11年派兵30萬大舉進攻匈奴，戰事11年不決。“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又變成“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的悲慘情況。
隔年，王莽又強迫高句麗、烏桓出兵協助攻打匈奴，結果反而使兩國反叛，屢次侵擾東北。直到東漢初年，高句麗還入侵右北平、漁陽、上谷等幽西數郡。而烏桓則徹底投靠了匈奴，在東漢中期匈奴衰退後與鮮卑瓜分漠北領地。
同一時間，西南的鉤町（今雲南廣南一帶）叛變。王莽屢次興兵討伐，官兵們水土不服，戰事數十年拖延未果。
西域也發生了反叛。13年，焉耆殺西域都護但欽，投奔匈奴；16年，王莽派兵西征，被焉耆、姑墨、尉犁、危須等聯軍擊潰。西域各國徹底與新朝斷絕關係，中原王朝勢力被逐出西域，匈奴趁機進入了塔里木盆地。
西海郡（今青海海宴附近）的西羌諸部更是禍亂不斷，尤其是其中的燒當羌，甚至成為後來東漢一朝的西患，可謂遺禍無窮。
尤其無聊透頂的是，王莽為了撒氣而將匈奴單于改為“恭奴善於”，後改為“降奴服於”，將高句麗改名“下句麗”。
新朝的領土也隨之大幅縮水。遼東地區撤消了真番、臨屯二郡；西南地區由七郡變成五郡，部分西南夷成半獨立狀態；放棄了海南島與象郡。這些疆域，直到東漢前期才陸續收復。
面對連年敗仗與國土淪喪，軍人的憤怒可想而知。
王莽徹底玩砸了。
人們原本希望王莽能帶領他們改變西漢末年的亂象。然而，王莽死抱《周禮》附會古制，大搞“書生政治”，只關注政策的制訂，對於實施與效率並不在意。而他的政策多迂腐而不合時宜，實際上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復古運動，根本無法解決眼前的各種現實問題。 新朝百姓徹底跌入了黑暗的深淵。
王莽政令繁雜，朝令夕改，加上用人不當，人們未蒙其利卻先受其害。官員百姓到最後都已麻木，只會敷衍了事。
天鳳四年（公元17年），多地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人們紛紛起來反抗，拉開了新末民變的序幕。
面對各地的情況報告，王莽卻認為只是少數亂民鬧事而已，不願承認是自己的錯誤。
但結果不會陪他演戲。公元23年10月6日，綠林軍終於攻入常安。地主、農民、商人、軍人一起殺進皇宮，一同湧上龍庭。
在未央宮的漸臺，商人杜吳追上並殺死了時年68歲的王莽。緊隨的校尉公賓就乾脆利落地砍下了王莽的腦袋，懸掛於宛市（今宛市鎮）示眾（後來王莽的頭骨被各代收藏。西晉惠帝元康五年即公元295年，洛陽武庫發生了一場大火，王莽頭骨被焚燬乾淨）。
玄漢的軍士四下點火焚燒未央宮。王莽之女（即黃皇室主）哀嘆道“何面目以見漢家”，投火而死，時年27歲。
新朝在沖天烈焰中灰飛煙滅了。
兩年後即公元25年六月，劉秀於鄗城（河北柏鄉）即帝位，史稱光武帝，國號仍為“漢”，史上稱為“東漢”。而此時的全國人口，已經由漢末的6000萬減到不滿3000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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