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从“简帛研究”（2003/01/12）网读到庞朴先生论孔子“五至三无”说的文章，因为这一概念见于今本的《孔子家语》和《礼记》的相同篇章，现在新整理出版的战国竹简中又出现了该篇，于是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庞朴先生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孔子家语》的看法。
庞朴先生说：“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杂抄自《礼记》等书；《礼记》乃汉儒纂辑，非先秦旧籍，去圣久远，不足凭信。具体到‘民之父母’一节，则认为，其‘五至三无’之说，特别是‘三无’之‘无’，明显属于道家思想，绝非儒家者言，可以一望而知。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
我读了这些话，感到一种震憾。在孔子研究领域，《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是一桩学术公案，原来不少学者力证此书为伪，在许许多多人学人那里，《孔子家语》伪书说早成定谳，哪里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所以，虽有清代以来个别看到此书不伪，但这种声音显得非常微弱，《孔子家语》伪书之说直如难以冲破的坚冰。
坚冰的松动应当归功于地下问世的竹简书籍。河北定州、安徽阜阳发现的汉简与《孔子家语》有密切关系，李学勤先生有《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研究了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儒家者言》，引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家语》的成书问题。随后，王志平、胡平生、朱渊清等先生又结合阜阳汉简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但相比之下，真正认识到《家语》价值的学者还为数不多，至于充分利用此书进行孔子和儒学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在我看来，《孔子家语》的确是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一个宝库，该书被远远抛开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遗憾。2001年8月，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济南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谈到“该书的价值实在不可低估”，并强调说：“在孔子研究方面，此书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将其视为伪书弃而不用，实在丧失了许多极为宝贵的资料。”[①]
后来我又在不同场合讨论这一问题。去年七月底，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②]的论文，本文与庞朴先生的研究一样，也是就《孔子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进行对照。该文讨论的问题，除了上博竹书相同篇章的篇题以外，就是“《家语》与《礼记》的先后关系”和“《家语》的传流”。
当时讨论上博竹书该篇的篇题，是因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还没有出版，而在介绍上博竹书的相关报导中，该篇却一直被称为《孔子闲居》，而基于对该篇流传问题的认识，我认为应该认真参考《孔子家语》，不应这样定名。值得高兴的是，后来这一篇的名字被定为《民之父母》。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自己虽然已经坚信《孔子家语》的可靠性，也基本以此为前提讨论相关问题，但仍然谨慎地认为，细心比较分见于《家语》、竹书、《礼记》的这篇文献，对正确认识《礼记》、《家语》，进而对孔子与儒学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还希望得到其它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印证。
这样，庞朴先生“轰然打破”的“成见”的确能有震憾的力量。我曾说，就孔子研究的资料而言，如果《论语》是“孔子语录”，则《孔子家语》便具有“孔子论集”的性质。从规模上讲，包括标点在内，《论语》仅有两万多字，而《孔子家语》却比《论语》多出近四倍。朱熹在谈到读《论语》的方法时，引程子的话说，如果不通读全书，“终是不浃洽”，说的应该是准确理解、融会贯通的问题。《家语》所记全面，又有孔子谈话的实情实景，与《论语》相比，显然更加有利于对孔子思想的准确把握。
庞先生所说实际是原来学界对于《礼记》、《家语》等书的普遍看法。文献普遍遭到怀疑，因而妨碍了对于这些典籍的深入认识。例如，《家语》既为伪书，则孔安国、孔衍、王肃的有关序文和奏言也不会可靠，清人范家相《家语证伪》就力辨“三序”之伪，于是，人们就不再相信。孔衍在给皇帝的“奏言”中说：“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礼记》的成书问题、《礼记》与《家语》的关系问题，都有一定交代。现在我们的研究，不得不回过头来，不得不承认孔衍奏言并非伪品。疑古之过，疑古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犹记多年以前与庞朴先生的一次通信。当时，我计划撰写《鲁文化史》，希望能够纳入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庞朴先生是该“丛书”的编委和联系人，我将自己的打算和“撰写提纲”寄奉庞先生，不久就收到了先生的来信。在信中，庞先生担心我身处鲁地，以鲁人而撰鲁史，论说起来容易不太客观。可能我对鲁国文化史的总体看法庞先生觉得有拔高之嫌。
我的《鲁文化史》因为没有按时完成，很遗憾没能得到庞先生的更多指导，但先生的来信对我的指导意义却很重要。毋庸讳言，在文化史研究中，不少人容易偏爱自己所在的区域，因而牵强附会者有之，无限拔高者有之；我们浏览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论著，一定不难发现一些结论的偏颇，有的甚至“敝处是绝顶，一览众山小”。鲁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力戒此弊，“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后来我在齐鲁书社出版了《鲁文化史》，其中并没有论述《孔子家语》，只是说：“如果研究孔子的思想仅仅依据《论语》，那么，孔子的研究就会失去很多的重要数据，就很难从整体上对孔子进行了解和把握。”
不过，在此前早已出版的普通读物《儒家文化面面观》中，我已经专列一目，曰“《孔子家语》到底是不是伪书”。本文开头便坚定地说道：“《孔子家语》一书，历来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王肃所伪造，事实上却绝非如此。”文中介绍了李学勤先生结合新出竹简研究的成果，认为竹简《家语》的发现，应该可以洗刷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的罪名，还说“事实毕竟终有昭然若揭的时候”。
我在假设，如果我能早早完成，并将这样的说法弄到《鲁文化史》中呈送庞朴先生，那时的庞先生不知会不会认可？在我的心目中，庞先生是一位可尊可敬的长者，他研究中国早期哲学，总是立足学术前沿。他思想敏锐，视野开阔，他说对于《家语》应该改变“成见”，而且“成见”是被“轰然打破”的，他的意见非常值得重视，这里涉及的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除了《家语》的真伪，还有早期的儒、道关系，庞朴先生“轰然打破”的“成见”恐怕还有这一点。庞先生说：“我们将无法不正视儒道两家哲学的亲缘，甚而至于应当相信孔子问礼老聃的传说。”
我们以前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以“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为前提，研究《家语》所反映的“王肃时代”的儒、道两家关系。也是不满意于这种现状，现在敝校的研究生才有人以《从〈孔子家语〉看孔、老关系》为学位论文选题。该题目不能叫《从〈孔子家语〉看儒、道关系》，正是以《家语》不伪，而孔子、老子那时，还没有什么儒家和道家的分别。依据《家语》不能探讨汉魏时期儒、道两家关系，研究“儒道两家哲学的亲缘”却十分切当。
庞朴先生的文章中还有几句话能够深深打动人心，这就是当他“吃惊”地看到极似道家的语言竟然出于“孔子”之口时，他说：“过去我们可以推说这是伪作，现在显然没有这等方便可捞了，因为竹简具在。面对竹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改弦更张，温故知新，清理成见，重新认识。”
这种“竹”的事实，与“铁”的事实无异。庞朴先生的幽默之中，显示的是一位正直学者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
笔者近来研究《家语》，感到该书的价值绝非一面，尤其是该书与其它文献的相通，如果深入细致探讨，早期儒学的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讲，好久以来，我认为《孔子家语》完全可以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宋儒重视心性之学，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但与这“四书”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孔子家语》都要高出很多。由《家语》的成书特征所决定，该书对于全面研究和准确把握早期儒学更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该书完全可以当得上“儒学第一书”的地位。
在众人的心目中，《论语》对于孔子研究具有那么关键的意义，这自不待言，正如孔安国所说，《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点，而人们重视《论语》，原因之一也是“资料缺乏”。可是，在很长时期里，《家语》却一直被弃置不用。如果《家语》真的可信，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联想到此，怎么能不令人兴奋？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庞朴先生成见的“轰然打破”，我们认为可以作为“《孔子家语》伪书案”最后终结的标志，因为学者以前主要在文献比较的层面上进行了研究，庞朴先生则主要是从思想比较的层面上认定《家语》“确系孟子以前遗物”。两方面有共同的认识，证据应当成立。
【按：本文为2003年5月17日所写的学术札记，在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一书中，改题为《出土文献与〈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作为该书的《前言》】
[①] 《〈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见于本次会议文集；收入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②]收入此次会议文集；亦见于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编辑：彭门创作室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