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塔才建到一半 资料图片
1990年4月9日，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之后，他又多次到访上海，为浦东开发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倡导“上海龙头说”和“长三角一体化”
1990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也在思考上海怎样开发的问题。1990年年初，他到民盟中央，与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高天、叶笃定和秘书长吴修平谈话。他说，孙中山先生曾计划在长江三角洲建立“东方大港”，我看上海最适宜，现在时机和条件都有了，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考虑。
这以后，他多次和民盟中央负责人谈话，思路逐渐清晰。他提出如果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脊梁，就能带动全局的腾飞。他担心地方观念会影响这个战略，表示要和上海、江苏、浙江领导分别交换意见。当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费孝通和钱伟长多次拜访上海、江苏、浙江代表团驻地，同当地领导和代表委员商讨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4月9日，他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提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此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于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腾飞，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铁路大动脉与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线蕴藏的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应该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恢复它在东亚应有的地位。《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还有“一市及二省部分地区要有分工，分层发展”，以及“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正式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筹备机构”等内容。
此后，费孝通直奔北京火车站，前往江苏、浙江、上海与当地负责人做进一步探讨。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5月7日，他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上说：“上海正在浦东进行开发建设，搞成以后对大家都有利”，“浦东开发区绝不仅仅是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从西到东这条龙的腾飞。上海成为这条龙的头，为这条龙的腹地服务”，“民盟中央鉴于这个形势提出了一个意见，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包括一市二省。目前的问题是苏、浙、沪一带工业企业有趋同性，企业趋同，产业结构趋同，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缺乏一个照顾全局，为各地工商业服务的机构，致使长江三角洲以及所联系的腹地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要真正搞好沟通，还要花大力进行研究探讨”。
同年7月9日，在结束江苏、浙江、上海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后，费孝通在《瞭望》周刊发表了题为《长江三角洲之行》，就“上海龙头说”和“长江三角洲开发”再次进行阐述：“我们所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什么关系呢？显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互相补充。其实，从全局看，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这种关系方面，而在于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这是因为上海的地位本来就与深圳大不同，再说现在腹地的经济状况与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苏、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服务站。”
1992年5月15日，在再次调研上海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民盟中央以费孝通主席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提出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巨龙，而龙头就是上海，这即是上海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上海应该成为面向世界、商贾云集、四通八达的东方大港，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和科技中心。上海将是一个具有广大腹地的“香港”。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有人对费孝通说：你的建议成为“国策”了。费孝通会心一笑。
1995年11月，费孝通（前排右三）与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考察浦东新区
1995年11月，费孝通随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工商界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来沪考察，亲眼看见了浦东和上海的巨大变化，发出“龙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的感叹。回到北京，他通过民盟中央于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就港口建设；进一步密切上海与“八员大将”（即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联系；扩大长江水运能力，增强两岸实力等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199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复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建议非常重视，已即送中央领导同志并有关部门参阅，同时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研究提出意见。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函告民盟中央：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正着手研究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建议》中提出的意见，将在规划中吸收。《建议》中有关港口建设及其他意见也在研究落实中一并考虑。
关注农民意识和生活方式转化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名著，关注乡土、关注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贯穿了他的一生。1995年7月，费孝通随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来沪考察，当地领导在介绍浦东新区时对他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费孝通很快找来了社会学家李友梅，让她对浦东开发过程中的农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97年7月，他在关于浦东开发开放中农民问题谈话时说：“人家说我的文章容易读懂，其实我的话的基础是农民的话，农民的话讲给农民听，他们就容易听懂”。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他终生关注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的根基。
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政府直接引进的国际最先进的跨国企业，让世世代代生活在浦东的农民，不仅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而且失去了传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位参政党领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怎样让生活在浦东乡土上的农民尽快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化，转变他们的农民意识和生活方式，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将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要求的行政安在一个农村经济基础上”。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急速的变化，要解决这个变化带来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需要我们自己创新。他强调，新制度只能建立在“把几千年造成的农民意识和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为上海式的市民意识和方式”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断农民。他以为“我们需要外国的东西，但要消化，不能直接就用，否则就会产生土接不上洋的问题”。
在论述上述问题时，费孝通引用形象生动的事例。比如“农民最初以为他们被划入开发区，外国大企业进来了，他们可以发财了。可是开发区和大企业开始运作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解决，而且土地也被收去，每月领200多元钱，一比较上海市区的人，他们的思想马上就发生变化，对新制度的看法就出来了”。
有人说，在怎样解决浦东农民问题上，费孝通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他明确认识到传统虽然存在，但已不再有效；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传统，渴望“土”能化“洋”，能在把“旧皮”加上“新皮”的过程中，再长出一种新皮来，以此解决农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并认为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已经难以设计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确定答案。
我认为，费孝通晚年对浦东农民问题的思考，更像另一本《乡土中国》：“一面探索一面讲，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
此后，在党中央的殷切关怀下，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浦东的政策和措施。浦东人民面临的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了妥善解决。
具有战略意识和历史积淀
1988年4月，8个民主党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在会上说：多党合作好比一支交响乐队，费孝通就是这个乐队第一小提琴手。这个评价，费孝通当之无愧。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调查和建言；80年代教育改革的建议，区域经济的研究规划；90年代民主党派的政治交接，费孝通无疑都是重要参与人和策划者。2012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代表中共中央，在民盟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致贺词时希望民盟“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可以说，他讲的“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在费孝通身上得以充分展现。
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费孝通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贡献，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民主党派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