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安徽省的省會，這幾年來，合肥贏得了一個江湖綽號：霸都 。相對於帝都、魔都等語義明確的代稱，霸都給人的感覺卻是存在多重解讀空間：到底是霸氣，還是霸道，甚至是霸佔呢？得看具體的語境而定。
不過，最近幾天，合肥藉著一條新聞彰顯了這座霸都的霸氣。在一個剛剛公佈的中國城市劃線榜單上，合肥晉升新一線城市，與成都、杭州、武漢、南京、蘇州等並排。
數據顯示，2019年度，合肥的GDP突破9400億元，排名全國城市第21位，與廣東東莞、山東濟南等城市體量相當。而合肥的真正發展，也就是這十年左右的時間。
若用最愛君相對擅長的歷史視角重新審視這座城市，則不難發現，合肥確實是一個“命運眷顧的爭氣孩子”。
安徽省三百年的省會之爭，聽我道來。
▲此四城，將圍繞安徽省會展開角逐。
曾國藩的戰略之城
太平天國勢力最盛的時候，咸豐皇帝給曾國藩連下七道諭旨，有時前後僅隔一天。
帝國半壁江山失守，尤其是江南財賦之區淪陷，咸豐急得跟狗一樣，幾乎喪失了理智。
他認為，江浙一帶就是帝國的呼吸道，江浙丟了，帝國也要斷氣了。所以，他給曾國藩的諭旨，中心思想只有一條：保衛蘇州，保衛常州，保衛無錫……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曾國藩似乎打定主意要違抗聖旨。他遲遲不行動，繼續把湘軍主力屯在安徽。他跟皇帝的觀點不一樣：皇帝認為江浙很重要，曾國藩認為安徽更重要。
他還特別強調，首當其衝是安徽的首府
安慶。1853年，太平軍拿下安慶，這是清王朝失去的第二座省城。到1860年，咸豐連下諭旨之時，在長達六七年的時間裡，曾國藩雖然無法率軍奪回安慶，但他始終以敏銳的眼光盯著這座戰略之城。
咸豐調不動曾國藩，卻也毫無辦法。除湘軍之外，舉國已經找不出第二支勁旅可與太平軍相抗衡。
他不僅未將不聽話的曾國藩革職，還給他升官，讓他代理兩江總督。意思也很明白，你曾國藩要履新就要到蘇州去，不能再窩在安徽了。
曾國藩接受了新職位，卻沒動身赴任的意思。不過，他內心還是很高興的，所以給咸豐上了一個奏摺，詳詳細細地跟皇帝闡述了他的戰略意圖。
在奏摺中，他說，湘軍已兵臨安慶城下，挖掘長壕深溝，若撤圍而去，就前功盡棄了。而圍安慶的目的，是要斷太平軍的羽翼，不僅當前關係淮南全局，將來也是克復金陵的根據地。
咸豐一聽，覺得挺有道理的，這才沒有催促曾國藩赴任。
1861年9月，經過一年多的圍城之戰，湘軍終於打下了安慶，城內太平軍全軍覆沒。
此前，在太平軍佔領安慶的八年裡，安徽的省會臨時搬到了廬州（合肥），而曾國藩則常駐祁門。湘軍奪回安慶後，曾國藩立刻把他的大本營挪到安慶，並奏請將省會遷回安慶：
安慶古稱重鎮，若省會改於廬州，非惟於皖南鞭長莫及，亦距江較遠，無從設防……
戰爭時期，當以軍事為重。安慶扼守天京（南京）上游，順江而下就能直撲南京。況且，從太平軍手中奪回一座省會，意義比一座普通城市大得多。所以曾國藩力促安徽省會遷回安慶。
曾國藩在安慶一住4年，將安慶打造成徹底剿滅太平天國的司令部。與此同時，他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由此拉開中國洋務運動的序幕。在這一情勢下，作為安徽省會的安慶，空前絕後地對整個帝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但這只是安慶的迴光返照，在隨後的安徽省內城市之爭中，它連省會的地位都不保，更不要說在全國有何重要地位了。
帝國餘暉，安慶留下一個衰微的背影。如此而已。
▲安慶太平塔，始建於東晉。圖源/攝圖網
靠關係上位的省會？
在晚清，安慶是安徽省的一哥，集安徽省城、安慶府城、懷寧縣城於一身，三位一體，牛氣極了。
不過，安慶這一地位的得來並不容易。
安徽是在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建省，此前一直與江蘇同屬江南省。建省之後，需要自己的省會。從安徽省的定名，兩字分取自安慶、徽州兩府的首字，就能知道這個年輕省份當時的中心所在。
建省後，安徽巡撫、按察使先後入駐安慶，表明朝廷事實上已經認定安慶為安徽首府。但弔詭的是，三套領導班子只來了兩套，主管錢袋子的安徽布政使一直寄居在鄰省的江寧（南京）。
此外，主管教育的安徽學政也不在安慶，而在靠近江寧的太平府治當塗。
這讓安慶這個省會從一開始看起來就顯得成色不足。
事實上，當時反對安慶當省會的聲音還挺大的。主要反對意見認為，安慶的地理位置過於偏西，難以控制全省。
這的確是安慶的軟肋。即便到了晚清，從安慶到皖北，走陸路的話，需要翻山越嶺，十分不便；一般只能走水路，沿長江東下，到南京再轉支流或運河北上，進入皖北。走一趟下來，沒有半個月搞不定，相當費勁。
安徽布政使一直在江寧辦公，正是圖此地往安徽省內各地，比在安慶便捷得多。
但一個省的主要領導長期異地辦公，終歸不是辦法。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下定決心結束安徽省級官員多地辦公的局面，這才使得安慶成為機構健全的省會。
此時，距離安徽建省，已經過去了將近100年。可見，安慶這個省會當得真夠窩囊的。
安徽民間傳說，安慶被確定為省會，是清朝重臣、安慶桐城人張英、張廷玉父子兩代人極力爭取的結果。這個傳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安慶自身的條件不夠硬，要通過“關係”上位，因此並不具備不可顛覆的地位。
以後的歷史將不斷印證這一點。
▲著名的六尺巷故事，正是源自張英。圖源/攝圖網
蕪湖的崛起與威脅
最早對安慶的省會地位構成威脅的，是同處於長江岸邊的蕪湖。
契機源於近代中國的屈辱史——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蕪湖、溫州等4個地方被迫成為通商口岸。
回望晚清歷史，那些發展得好的城市，無一不是由通商口岸起家。蕪湖也不例外。
第二年，蕪湖設立海關，正式對外開埠。這是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大江南北的進出口貨物，大部分都匯聚於此，很快就在全省的經濟格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僅如此，當時大清帝國的紅人李鴻章，也相中了蕪湖。他奏請清政府，將原來設在鎮江的米市移到蕪湖。一般的說法是李鴻章家族在蕪湖有商業利益，所以他會為蕪湖站臺。
總之，城市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政治強人的加持。這一點在安徽各市的輪番崛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正如張廷玉、曾國藩捧紅了安慶，李鴻章則為蕪湖加油助威，而且正如我們下面將看到的，他也為自己的家鄉合肥錦上添花。
傳統社會里，糧食是整個國家最大宗的交易。蕪湖米市開張後，很快就躋身中國四大米市之一，一度還高居榜首。
開埠 米市的雙重利好，一下子把蕪湖的地位拉到了歷史的最高點。清末民初，蕪湖已經取代安慶，成為安徽的金融中心，併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安徽經濟首埠。
即便在全國，蕪湖也排得上號。一份全國城市國內貿易總額排行榜顯示，1934年，蕪湖排第13位，在長沙之後，廈門之前。
▲1934年海關統計國內貿易總額（單位：千元）前15名城市，轉引自章建的博士論文。
同一時期的安慶，根據時人的觀察，經濟衰微之勢已然十分明顯：“其地雖號省會，且為沿江商埠之一，但商業不盛，市面冷落。”究其原因，安慶的市場份額，絕大部分都被鄰近的通商口岸九江和蕪湖奪走了。
在當時，外省人說起安徽，口中蹦出來的第一個城市一定是蕪湖，而不是安慶。作為口岸城市，蕪湖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已經遠遠超過省會安慶。
省會之爭，可謂箭在弦上。
▲安慶名剎迎江寺，簡直是這座佛系省會的隱喻。圖源/攝圖網
蚌埠的“三板斧”
安徽人民絕對想不到，中途殺出了個程咬金。
真要算起來，蕪湖在明清兩代都是江南商業名鎮，它在近代的崛起還是有跡可循的。但這個“程咬金”，可就是徹頭徹尾的新貴了。
這個“程咬金”，正是位於皖北淮河中游的蚌埠。它的三板斧就是：火車，火車，火車。
對中國來說，這麼長的歷史，城市發展的風口其實就是兩個：
以清末民國為界，之前的風口是水運（包括漕運、海運等），背靠大江大河大海的地方，都發展得不賴；之後的風口是鐵路，成為鐵路樞紐的地方，大多飛黃騰達了。
一個地方若兼有水運之利與鐵路之利，處在近現代社會經濟的轉型風口，豬都能上天。
我們之前講過，鄭州取代開封成為河南省會，全在於盧漢線（現京廣線）鐵路的一次偶然性選址。蚌埠的崛起，則幾乎是鄭州的翻版。
清末，一條連通南北大動脈的鐵路線正在修築中，等到全線修通，大清已經亡了。這就是1912年通車的津浦線（現京滬線）鐵路。
津浦鐵路自北向南，斜穿半個安徽。安徽近代交通有個最大的問題——省內長江、淮河、新安江等水系都是東西向，導致南北向的交通十分困難——從皖南到皖中，近在咫尺，遠在天涯，更不要說皖北了。津浦鐵路的建成，一下子彌補了這個交通缺陷，對安徽的發展堪稱有再造之功。
這一鐵路與淮河形成一個斜的十字交叉，交會處正是此前數百年默默無聞的淮河渡口小鎮蚌埠。
▲津浦線是蚌埠崛起的發動機。
以此為歷史分界點，
蚌埠從以前僅有百餘人口，被稱為“七戶半”的小地方，一躍而成為皖北第一重鎮，僅用20年時間就發展為安徽省內人口逾十萬的三大城市之一。地處鐵路重要站點的蚌埠，經濟發展模式被概括為八個字：以商立市，鹽糧起家。淮鹽和糧食轉運，是蚌埠發展的兩大宗。
而蚌埠達到政治地位的頂峰，則不得不提民國軍閥倪嗣沖。
1913年，袁世凱派倪嗣沖督皖，倪嗣沖慧眼獨到，一下子就盯上當時剛剛起飛的蚌埠。
結果，他沒把安徽督軍公署設在省會安慶，也沒設在自己的老家阜陽，而是設在了蚌埠。
軍閥混戰時代，控制交通樞紐，就能呼風喚雨。倪嗣沖據守蚌埠，就像張勳長期佔據徐州，眼光可謂同樣老到。
你也很難說是蚌埠成就了倪嗣沖，還是倪嗣沖成就了蚌埠。總之倪嗣沖督皖的7年裡，口碑極差，但他就是屹立不倒。而蚌埠也在倪嗣沖進駐之後，一夜成為重鎮，對省會安慶的地位構成極大威脅。
最瘋狂的時候，倪嗣沖將安徽省政府的全部機關都遷至蚌埠，導致安徽省會出現一個奇葩的現象：安慶有名無實，蚌埠有實無名。
雖然後來迫於壓力，倪嗣沖將省署回遷安慶，但隨後的繼任者都深得其“以軍領政”的真傳，一直捧著蚌埠。即便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前期兩任安徽省主席方振武、石友三，也都常駐蚌埠，導致人們習慣稱蚌埠為
“臨時省會”。直到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國民政府的統治趨於穩定，安慶的省會地位才逐漸穩定下來。
但安慶的心，一直懸著。
1930年代，安徽又建了兩條鐵路，分別是淮南鐵路和江南鐵路，前者帶旺了合肥，後者給蕪湖錦上添花。
至此，安徽省內的“新貴”一個個沿著鐵路線排開：蕪湖是安徽經濟首埠，蚌埠是皖北首埠，合肥是安徽的中堅力量。
這讓安慶更顯邊緣和失落。在鐵路成為省會之爭重要砝碼的時代，安慶一直沒有一條鐵路建設成功，這讓它怎能坐得穩一哥之位？
▲江南鐵路為蕪湖錦上添花。
差一點誕生的新省會
一直蓄勢待發的蕪湖，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向省會發起了衝刺。這也是蕪湖最接近問鼎安徽省會的一次。
當時，關於蕪湖設市、省會由安慶遷至蕪湖的聲音，此起彼伏。
蕪湖開始了各項籌備工作。時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人雖在蚌埠，但對省會遷至蕪湖一事，還是全力支持。
究其原因，蕪湖相較安慶、蚌埠等城市，商業更為發達，人口更加聚集，有利於打造成全省模範區，作為安徽的門面拿出來。
國民政府要推進現代化建設，安徽如果繼續把安慶當成門面，就顯得有些寒磣了。正如歷史學者謝國興所說：
安慶的城市發展，依恃的是全省行政中心及文教機構薈萃兩種條件，工商業附生於城市，而不是工商發展造成城市的興起，如果比照市鎮的傳統性及非傳統性之分，安慶無疑是傳統性濃厚的都市。
相比之下，經濟優勢是蕪湖的王牌，這是“老大難”的安慶以及以軍事重鎮出名的蚌埠所不能及的。
國民政府規定，設市的條件是人口達到20萬。當時，蕪湖的人口是17萬餘人，比安慶、蚌埠多了五六萬人，離20萬的設市標準僅一步之遙。
不過，隨著方振武被解職和扣押，再沒有人出面推動省會遷移之事。安徽省給出的理由是，蕪湖人口不夠標準。
雖然以後蕪湖反覆申請，但在省會之爭中終究棋差一招，遺憾錯過。
▲1930年代，安徽主要城鎮人口分佈，轉引自章建的博文論文。
天下誰人不知合肥？
還記得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安慶保衛戰嗎？當時曾國藩以一人之力保住了安慶的省會地位，但在七八十年後，另一場戰爭使得安慶再次淪陷。
只是，此時再無曾國藩為安慶出頭。
1938年，安慶被日軍攻陷，安徽省會被迫搬到了大別山區的立煌（今金寨）。
與太平軍攻陷安慶時不同的是，安徽的主權者這次並不打算把省會再遷回安慶。
時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戰爭期間對合肥縣長表達了戰後將省會遷往合肥的意向。李品仙的理由是這樣的：
合肥位居全省中心，不像安慶偏於南部，指揮皖北有所不便；安慶城內起伏不平，也不易建成現代化城市。
果然，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安徽省會便由立煌直接遷到了合肥。
自安徽建省以來，將近280年的省會之爭，至此畫上句號。許多人早就料到安慶會被取代，但很少人會猜到最後由合肥擔任了終結者。
覆盤合肥的上位史，最重要的是抗戰這一特殊時期，讓和平年代牽涉面甚廣、難以實施的省會搬遷，變得容易了。
在日軍的蹂躪下，安慶以及蕪湖、蚌埠等省會角逐者，早已滿目瘡痍。大家都是一樣“爛”，合肥的區位優勢反而得到極大的彰顯和加分。
合肥的區位，正如李品仙所說“位居全省中心”，一舉緩解了此前的省會偏安一隅的焦慮。在水運時代，合肥雖然不像長江、淮河邊的城鎮那麼有優勢，但在鐵路時代搭上淮南鐵路的快車，使得它很快躍升為連接長江、淮河兩大流域的重鎮。
到抗戰之前，合肥已是全省第四城，隨時可以接替安慶上位。
此外，省會除了講實力，講區位，還要講知名度。晚清民國以來，合肥人才輩出，李鴻章及其淮軍，段祺瑞及其皖系軍閥，極大地提高了合肥在全國的名聲。
天下誰人不知李合肥、段合肥！
▲合肥市中心的李鴻章家族故居。
可見，合肥真是一座天選之城，憑藉著這些機緣巧合，一舉實現了蕪湖和蚌埠努力了那麼多年都未能實現的目標，將安慶取而代之。
如今，合肥早已穩穩當著安徽一哥，一點兒也不像曾經的安慶當得那麼窩囊和沒有存在感。它在省內的首位度不可撼動，2019年度的GDP不僅高居全省第一，而且超過了第二至第四名（蕪湖、滁州、阜陽）三市的總和。一個城市巨無霸，就這樣煉成了，網上人稱“霸都”。
只是，安慶、蕪湖和蚌埠，回首往日榮光，或許唯有一聲嘆息。
城市上位之爭，一點機緣勝過萬千努力，時也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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