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消費”那些事兒

乙亥年末、庚子歲初的新冠疫情,以及我國為之採取的應對措施,使得經濟社會一度被按下“暫停鍵”,對經濟社會正常秩序產生了較大影響。個體經營戶歇業關門,打工者收入減少,就是這種影響的直接後果。但不可否認的是,疫情防控“常態化”為城市地攤經濟快速“復活”帶來契機。地攤經濟這些年已經因城市管理需要日漸式微,淪為邊緣經濟。然其具有的先天優勢,比如成本小、門檻低、門類廣、包容強,可以緩解就業壓力,滿足低收入階層消費需求,為城市增添“煙火氣”,形成獨特市井文化等等,總能使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過去,許多城市禁止擺地攤,主要是考慮到地攤經濟外部成本的溢出效應,諸如影響市容、阻礙交通、擾亂治安,以及給城市管理帶來的負面影響。佔道經營、汙染環境、品質無保、噪音擾民等等,這些都是擺地攤一度被禁止的原因。地攤經濟如今火爆起來,根本原因還在於它有不容忽視的社會效益。首先,是便利市民就近購物,減少交易成本,同質商品一般較正規商場售價低,消費者能以較低費用獲得較大效用。其次,地攤經濟迎合了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是城市消費層次和市場經濟的有益補充。第三,地攤經濟給低收入人群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生存狀態提供了機會、拓寬了路徑。它可以解決農民工、下崗職工和一部分就業困難大學畢業生尋找工作的難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等。


在今年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了激活地攤經濟、馬路經濟活力的建議。在中央文明辦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後,各地紛紛為地攤經濟鬆綁。在此之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各類城市創優評先項目應將帶動就業能力強的“小店經濟”、步行街發展狀況作為重要條件。所有這些措施都為地攤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紅頭文件推動下,地攤經濟猶如熊熊大火、方興未艾。全國各地地攤經濟迅速復甦:四川成都在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前提下,允許商販佔道經營;江西九江瑞昌市城管隊員主動打電話邀請小商販,到指定地點擺攤經營;湖北宜昌市自5月31日起,開展城區重點商圈夜間及節假日出店經營試點……地攤經濟蓬蓬勃勃,城市“煙火氣”再度瀰漫。


但是,地攤經濟說到底依然是消費的一種方式,存在利益博弈,需要權益維護。要想健康持續發展,還要在規範上不斷完善。身份、准入、區域、時段都應有所限定。要規範化管理夜市和流動攤販,確保不擾民,不影響市容,不阻礙交通,不損壞公共設施。避免汙染環境、產生噪音。還要公開公正分配繁華地段攤位資源,確保政策紅利惠及急需人員,杜絕腐敗發生。要以拓崗保就業恢復經濟秩序和水平為出發點,以共建共管共享推動城管執法工作轉型升級為著力點,出臺相關方案和規定,適當增加街頭臨時就業崗位,規範管理馬路市場和早市,有序發展“夜經濟”,讓地攤經濟符合當地實際,創造共贏局面。


開機廣告亟待標準戴上“籠頭”


伴隨智能電視走進千家萬戶,長短不一、預先植入、無法“一鍵關閉”的開機廣告問題日益成為廣大消費者的痛點。新華社記者對此展開調查併發文詰問:智能電視“開機廣告依賴症”咋治?如今隨著百姓錢包的鼓脹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智能電視成了家用電器的標配,舊式的“大屁股”電視機日漸減少。無論是網絡搜索、視頻點播、數字音樂、在線教育,還是超清畫面、流暢播放、智能操作、人機互動,都給消費者帶來享受高科技的樂趣,提高了大眾的生活品質。


但是,每次打開電視機即刻跳入眼簾的廣告,卻讓人不勝其煩,想跳開或者關閉,對不起,“智能”電視不給你提供這個智能,必須讓你等候幾十秒鐘。一個人一次開機浪費幾十秒、上億人又該浪費多少?而且長年累月都是如此,讓消費者為沒有用的信息搭上時間、耗費金錢,實在成了一個消費痛點。


顯而易見,智能電視不能自主關閉開機廣告,無償佔用消費者的時間資源,違背市場公序良俗,侵害市場公平交易,也悖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規制度彰顯的法律精神。引起消費者集體反彈和普遍不滿,成了一個必然結果。


那麼,為什麼智能電視在處理開機廣告上不智能,因為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人為設置。也就是說,開機廣告是一個預先植入的環節。廠家這樣做,背後有利益驅動的原因。據某智能電視廠商公佈的數據,開機廣告收入曾達到一天170萬元。這麼豐厚的利潤,是通過用戶買走電視機附帶實現的,不需要投入其它成本,難怪它會成為海爾、創維、夏普、小米、海信、樂視等諸多廠商的共同選擇,成為一種“新型商業模式”。


廠商想賺錢,這點沒錯,也是資本屬性使然,但交易應當遵守交易規矩,不能霸道行事,也不能有欺詐行為。現在的開機廣告,基本都是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推行的,故此才產生大量投訴。有的開機廣告“店無家有”,有的導購介紹“閉口不提”,有的網站告知“霧裡看花”。這也是消費者反感開機廣告的一個原因。事實上,開機廣告已經成為智能電視行業重要的利潤來源。尤其在品牌競爭激烈、利潤空間逼仄的當下,通過開機廣告增加收 入,似乎成了廠家自然而然的選擇。廠商所以表 示“不選開機廣告,就選電視漲價”,也是這個原因。然而,商家通過強制廣告來向消費者轉嫁成本,而且不事先告知,這是一個有違商業道德的行為。


治理開機廣告,約談是一個可以採取的措施,也得到了積極回應,廠商表示在履行告知義務和投訴機制方面儘快改善,但“一鍵關閉”功能調整仍需時日。這就意味著,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力度今後仍然不能放鬆。尤其要通過制定完善標準,把智能電視開機廣告“一鍵關閉”功能,列入智能電視生產國家標準或規範要求之中。只有這樣,智能電視的市場行為才能得以規範,才能給開機廣告戴上籠頭,智能電視行業,也才能蓬勃葳蕤、健康發展。


嚴控非法改裝改造外賣“座駕”


在外賣行業裡,為了適應每天高強度的配送,外賣騎手的電動車幾乎無車不改,那些改裝較大的電動車,安全隱患重重。6月1日晚,一美團外賣小哥經過深度改裝的電動車,在柳州市中山東路的五星步行街口突然自燃,就是一個證明。


外賣行業是互聯網經濟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資料顯示,去年整個外賣市場突破了2400億元,葳蕤勃發、貢獻不菲。在中國的所有大城市裡,至少有700萬以上的外賣小哥,風雨無阻地穿梭奔忙、日夜奮鬥,被稱為城市運轉的“擺渡人”。外賣小哥吳輝,甚至以嘉賓身份應邀出席疫情發生後國務院新聞辦首次舉辦的新聞發佈活動,成了記者會5位主角中的一個。


作為一種職業,外賣小哥現在有了更為高端的稱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聯合近日向社會發布的16個新職業中,“外賣小哥”以“網約配送員”之名正式納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有了明確的職業名稱。這說明外賣和外賣小哥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受到更多的重視和尊重。作為一種養家餬口的謀生手段,外賣騎手無不希望多拉快跑,實現自己的夢想,滿足家庭的期待。


於是,以多拉、快跑為目的電動車改裝,就成了一個普遍選擇。有的給車子的電池組加裝了換電接口,另買一組電池備用,增加續航能力。有的乾脆把車子的鉛酸電池換成鋰電池,因為鋰電池的重量更輕,蓄電和放電能力更強,車子可以變得更輕,從而跑得更快更遠。


但是,電動車有電動車的生產標準和安全要求,隨意改裝,只能讓“電驢子”摘下“籠頭”變得“狂野”,為安全埋下種種隱患,乃至成為“馬路殺手”。杜絕這種隱患,應該綜合發力。作為外賣騎手,首先要打牢安全意識,認清改裝帶來的重大風險。上述柳州步行街口發生的突然自燃,車主損失超過1萬元,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害,就是一個現實教訓。須知安全是1,其它是0,沒有1再多0也是空的。要看到人都有逐利的心理,不能單靠自覺。用人單位要加強日常教育和監管監督,包括電動車安全性能。市場監管部門對私自承接電動車改裝的門店,特別是電動車車速超過機動車車速,要加大懲處力度,絕不能心慈手軟。要監督他們是不是超出了經營範圍,不能借口沒有處罰依據就不主動作為。如此綜合發力,才能給瘋狂座駕戴上“籠頭”。


“海恩法則”告訴我們,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事故背後都有一個量的積累,都有人自身素質和責任心的原因,不要有任何僥倖心理。一個電動車一旦發生重大事故,交警必然會對事故車輛進行鑑定,改裝電動車往往因超過最高時速15公里限制,跨入機動車範疇,那就得按機動車管理相關法規來處理,比如有沒有機動車駕駛證,如果沒有,處罰起來就會很重。對此,電動騎手應該警醒,為了自己和別人的幸福,千萬別幹冒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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