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最後為何不南逃呀?不知道學宋朝嗎?

尋找稀奇的剪刀


1.首先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經是內憂外患了,外有遼東的後金虎視眈眈,還有李自成的起義軍,內部也是矛盾尖銳,在朝廷都快要滅亡了竟然還有官員貪汙,貪軍餉和糧餉。面對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崇禎皇帝就算南遷,遷到南京之後,也是一樣的。

2.崇禎雖然想重振大明,自己也挺努力的,但是卻很多疑,總是懷疑朝廷的忠臣,袁崇煥之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3.大明自從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就一直在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社稷江山都要沒了,崇禎也覺得無顏面對先祖們。

4.崇禎的自尊心不允許他去南逃,崇禎是一個很有自尊心的皇帝,他寧願與大明朝共存亡也不會選擇逃到南方東山再起,也是這種自尊心害了他,最終在煤山自縊。

以上就是小編自己的見解了,喜歡小編的可以點點關注,謝謝大家。


小空話歷史


從內心來說,崇禎帝特別想南遷,而且私下也為此做了一些準備,但為什麼最後沒有成行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被朱棣先皇“天子守國門”祖訓道德綁架了,致使心理受羈絆,不敢公開喊話南遷。當初朱棣說此話是為其北遷找理由,沒想到此話卻成了子孫南遷的阻礙,害了自己的子孫,亡了社稷。二是安土重遷,計較個人得失,不願南遷的駐京大臣,拖了崇禎帝南遷的後腿。三是完美主義性格導引出來的,不願對錯誤負責、不肯為臣下背鍋、功在己過歸人的性格和作風,寒了人心,失道寡助。

當初,要是聽了周皇后和眾大臣的勸,哪至於此啊,即便不南遷,如果君臣“不失和”,還可以找出許多生存之路,“議和”之路,就明明白白擺在哪,就是不用,你有啥法?





徐大乎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次由漢族人建立的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立局部割據政權,進而實現南北劃江而治,偏安一隅,繼續延續百年國祚的歷史事件。第一次就是東西晉之交的“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

其實,歷史也給了明朝同樣能夠南北對峙、延續國祚的機會,明朝最後的統治者崇禎皇帝在明知京城不保,即將國破家亡的情況下,一連三次放棄了“南遷”的機會,最終就此落得煤山自縊、正統明朝滅亡的結局。

第一位向崇禎勸諫南遷的,便是崇禎的結髮妻子——周皇后。

周皇后是明朝乃至整個封建王朝歷史上頗為有名的“賢后”,而她最大的優點就是識大體、顧大局。

面對愈發不利的戰局,周皇后主動向崇禎暗示,應該南遷南京,以圖東山再起。《明史》中記載:

後性嚴慎。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至他政事,則未嘗預。

只不過,周皇后的建議被崇禎拒絕,以至於後來北京城破的前一夜,崇禎令其自縊之時,周皇后對崇禎感嘆說:

“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

由此也可見周皇后心中的憤恨與沮喪。

第二位向崇禎皇帝勸諫南遷的是朝臣李明睿。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線正式建立“大順”農民軍政權,並就此開始東征北京,意在推翻明朝。

於是正月初三的時候,李明睿就勸諫崇禎皇帝儘快遷都南京,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李明睿還充分借鑑了1125年宋徽宗“禪位難逃”的經驗,向崇禎提出了一整套南遷方案。

當年,宋金聯合滅掉遼國後,金兵順勢南下,大舉進攻宋朝。而宋徽宗趙佶在慌亂之時選擇就此禪位給自己的兒子趙桓,也就是後來的宋欽宗,而他自己則是以為國家祈福為由跑到了鎮江“避禍”。後來金兵撤退,宋徽宗也就順勢回到了東京汴梁城,還與自己的兒子宋欽宗上演了一出奪權鬧劇。誰可想沒有過多久,金兵又重新殺將回來,給宋徽宗和宋欽宗,連同北宋朝臣及後宮家眷來了一個“捲包會”,這才有了“靖康之恥”。

雖然宋徽宗的心態和目的為人所不齒,但是其如此南下的方式方法還是很有學習和借鑑意義的,至少可以讓崇禎皇帝邁出離開北京的第一步。

按照李明睿的計劃,崇禎藉著祭祀孔子的名義,借道山東,過曲阜走濟寧,然後進入南直隸(今江蘇省)境地,之後便由南京的兵部尚書史可法勤王保駕,一路護送至南京,就此實現遷都,崇禎也可以就此在南京繼續統治大明王朝。

然而,當李明睿向崇禎提出南遷的建議和方案時,崇禎剛愎自用、不願意承擔責任的性格弱點再一次暴露無疑。

崇禎皇帝不願意自己提出來南遷的想法,更不想從自己的體己中支出銀兩,以自費的方式完成這次遷徙,以此揹負“逃跑”與“放棄國土”的罵名。他要是的大臣們主動勸諫自己南遷,而自己則需要非常“無奈”而又“悲痛”的接受大臣們的建議,這樣才能開啟南遷的進程。

於是崇禎在朝堂之上拋出了李明睿南遷的建議,同時也給予了朝臣以足夠的暗示。可是令崇禎意想不到的是,他得到的並不是迎合,而自上而下一致的反對聲音,所有的朝臣們幾乎口徑一致的要求崇禎“君王死社稷”。

其實,並不是朝臣們不知道崇禎的想法,也不是不知道此時的崇禎想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可就是沒有人願意“迎合”崇禎,值不夠這一切,都是崇禎咎由自取的結果。

一年之前,當時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在崇禎皇帝的安排下與皇太極秘密議和,並且達成了一份並不太嚴苛的“和平協議”,可以說如果這份協議真的能夠達成,對於明朝緩解戰局壓力,避免繼續“兩線作戰”,進而騰出手來全力剿滅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挽救危局,是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陳新甲府上書辦的失誤,將原本給崇禎的密奏直接交給了內閣,進而引發了朝堂之上一致的反對聲音,極好面子又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的崇禎皇帝直接“出賣”了陳新甲,其在將陳新甲處死的同時,也葬送了 “和平”的可能。而如此行事,也使得朝臣對於崇禎極度的心寒,君臣之間的離心離德就此達到了頂點,以至於前文中所說的崇禎向百官“借錢”籌餉,任憑如何宣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然而就是無人相應。

於是乎,朝臣在崇禎在明知崇禎有意南遷的情況下,還要極力阻止,目的就是不願意為崇禎背這個“鍋”,更加不想替崇禎承擔這個“責任”。

而這一次,崇禎在百官“君王死社稷”的呼聲下,崇禎又非常不負責任的將全部責任推卸給了李明睿,險些讓其成為第二個“陳新甲”,就在崇禎放棄了李明睿提出的南遷計劃的同時,其也就此錯過了遷都南京的最佳時機。

第三位向崇禎皇帝提出遷都南京建議的是李建泰。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的大軍已經渡過黃河,佔領山西,直撲北直隸而來。崇禎“砸鍋賣鐵”外加向群臣“乞討”,拿出了大明王朝最後的家底組建了一支軍隊,親手交給了李建泰。

儘管李建泰深感責任重大,但是面對敵眾我寡,他似乎根本不像是禦敵,而更像是去送死。

最終的結果也正如李建泰所料,軍心全無再加上他自己也是無心征戰,在保定大敗虧輸,李建泰本人也被李自成的部將劉方亮捉拿。

然而早在李建泰兵敗被俘之前,他就曾給崇禎皇帝上疏說:

“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

此時的李建泰是非常的明白,即便是崇禎自己可以“君王死社稷”不走,但是可以把皇子們,特別是太子送到南京,萬一北京失守,至少在南京依然可以延續明朝的國祚。

而這個方案也得到了李明睿為首的部分大臣們的肯定,他們再一次向崇禎諫言南遷,儘管當時南下的陸路通道已幾近為李自成所阻截,但是依然可以出北京到天津大沽口,走海路直達南京。

於是在三月初四的時候,崇禎在朝堂上再一次談及到了南遷的事情。

“李明睿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於社稷,聯將何往?又功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諸卿以為如何?”

崇禎雖然嘴上說實在質問李明睿等人“是何用意”,但其心中所想的是,不僅要把太子送到南京,更是自己想要離開南下。

只不過,他不願背上“守土無方,盡失山河”的罵名,他更希望的是大臣們先提出來這樣的方案建議。於是他說要自己守衛北京,讓太子南下,實際上,他想要的是大臣上疏請求他帶著皇子們一起儘快離開北京。

然而事情的最終結果再一次讓崇禎失望了,以陳演、光時亨為首的朝堂之上大臣們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特別是光時亨,更是以唐肅宗和唐睿宗的例子告誡崇禎,一旦太子南下,崇禎自己的結局必將非常淒涼,而更重要的提議讓太子南下的官員們也必然是心懷鬼胎,存心亂政誤國,並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殺李明睿,何以治天下!”

面對此情此景,崇禎皇帝只得再度將南遷事宜作罷,而他也最終失去了最後的逃離機會,就連將皇子們也被崇禎按在了北京沒有送走。

據說,當天退朝之後的崇禎非常的氣憤,不僅是一個人捶胸頓足,還一怒之下掀翻了桌案。

崇禎沒有南遷,成為日後南明小朝廷無法維繼的重要原因。

如果用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崇禎皇帝南遷,將不失為繼續延續明朝國祚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一方面,明朝在南京有著一套獨立而又完善的行政體系。

換句話說,北京有的衙門,南京全部都有;北京有的六部官職,南京也是一個不落,悉數盡有,並且是全部都有著對應。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史可法就是當時南京的兵部尚書。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便是崇禎把所有的北京的官員全部留下,隻身一人跑到南京,憑藉在南京這一整套完整齊備的行政體系和官員隊伍,崇禎依舊能夠繼續實施政令,以保全明朝國祚,甚至可以積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

另一方面,就是崇禎就此可以擺脫“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同時也就此甩掉了一個沉重的財政“包袱”。

崇禎在位的十七年裡,北方地區可以說是天災人禍不斷,內部起義不斷,而長城之外又有滿清政權不斷南下襲擾。尤其是皇太極先後五次越過長城南下劫掠,不僅讓明朝的北方地區是一片糜爛,財產、牲畜損失不計其數,人口損失超過千萬,經濟體系更是完全被破壞。

與此同時,北方的軍隊早已在與滿清政權和農民起義軍的連年征戰中消耗殆盡。面對這樣的家底,面對這樣的地域環境,北京,甚至是整個北方地區確實不再值得崇禎繼續留守。

而更為關鍵是,崇禎只要在北京一天,就要處於被“兩線作戰”的境地,既要面對李自成、張獻忠,又要面對清軍的進攻。此時的崇禎完全可以將北方的區域讓出來,抽身於大順農民軍與八旗鐵騎的夾擊之中,使得其為了爭奪北方地區先掐起來,而自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然而最終的結果是,崇禎困守在了北京,不僅他自己為大明王朝陪葬,更為可惜的是,他的一眾皇子也無一倖免,全部成為了“階下囚”,而這無疑導致了南明小朝廷自始至終都沒有能夠解決的“正統性”問題與“合法性”問題。

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的建立,實際上就已經伴隨著巨大的分歧。雖然最終小福王朱由崧成功上位,但是對於朱由崧的“合法性”爭論從未停歇。尤其是“南渡三案”的相繼爆發,不僅讓本就讓風雨飄搖的弘光政權從內部喪失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加速了朝堂之上的分崩離析,更是直接動搖了弘光政權存續的根基,以至於這個原本最有希望光復明朝統治的政權,僅僅存續了一年時間就覆亡了。

伴隨福王弘光政權的倒臺,南明又陷入了更加激烈的“正統”爭奪戰。

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以及後來的永曆皇帝、桂王朱由榔,全然不顧強敵大兵壓境,是相互攻伐,極大的消耗了自身的實力,從而讓清軍非常輕易的各個擊破,明朝皇族的血脈也就此葬送。

如果崇禎真的能夠來到南京,或者讓太子,甚至只是一名普通的皇子前來,那麼他的“合法性”將不會受到任何的懷疑,“正統性”地位,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挑戰,因而許多因為“國本”而產生的問題就此可以避免,那麼南明或許真的不會像歷史上那樣以潰敗的方式,迅速消亡。


分享到:


相關文章: